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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3页）

当你知道我进入多伦多大学以后，你曾写信问我为什么要选择护士专业。其实我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我的答案时时在变。我从小就喜欢闻母亲下班回家时身上来苏水的味道。我从小就喜欢看母亲给我们包扎小伤小痛时的娴熟轻柔。母亲仿佛是一帖永不失效的镇静剂，可以使无论多么浮躁不安的病人变得平静下来。也许我和母亲的基因密码里都藏匿了某些共同的特性，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当护士。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与护士一墙之隔的医生——生命这副担子太重了，而我的肩膀又太瘦弱。护士天生是为那些挑着生命重担的医生擦汗的。若挑担的人将担子挑到了目的地，擦汗的人大都是得不着奖赏的。若挑担的人未能将担子挑到终点，擦汗的人也不用去分担责备埋怨。如果我的病人会活下去，我要使他们活得快活一些。如果我的病人注定要死，我也会使他们死得轻松一些。作为护士，我无法与死神争斗，但我总可以在病人和死神中间蒙上一层薄纱，让病人看不真切死神的面孔，于是死就显得多少有了一点朦胧神秘温柔。

自从我进入护理学院读书之后，我就一直把考试看成是小时候过河垫脚的石头，以为只要老老实实一块接一块地走过，就一定能达到彼岸。假如我知道，那五年的考试堆积出来的文凭，换来的只是这样一份平庸无奇甚至有些窝囊的工作；假如我知道，从我目前类似于清洁工兼秘书的位置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变成一个真正独当一面的护士，大约还需要另外一个五年，也许我会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可惜，人生是一场破坏性实验，走过的路，无法像看过的录像带那样，在抹除清洗之后，重新改录一遍。

于是，我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那份足以让护理学院的新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工作。我的决定是因为护士长，却又不完全是因为护士长。我早已习惯了她的颐指气使，尽管同事都认为她在欺负我。其实她只是见得太多太多，衰竭伤残死亡如一颗颗粗硬的沙砾，早已磨蚀了她对生命的好奇。在她身上再也没有一根完整的感情触须。她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自己——二十年后的自己。这种联想使我战栗震惊。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她已老暮，我却还来得及抽身求变。

阿九，我的小外婆，如果你还活着，你一定会笑话我过于冲动。不，你不会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语言批评我。你不会的。你只会用你惯常的狡黠的微笑，来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地提示着我的弱点。我当然不会听你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听你的。我也不会。可是，你依旧是她的母亲，我的外婆。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两个星期以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做出了辞去医院工作的决定。一路上我对辞工以后的将来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设想。我也许会去麦当劳的厨房里围着大围裙炸热薯条，也许会去加油站擎着长棍海绵帮人洗车，也许会站在马路牙子上向过路行人推销玫瑰花。无论做什么，我都不能对日出日落失去好奇心，对人来人往失去冲动感。

那天我感到了很久不曾有过的轻松，犹如一个农人把最后一粒稻谷收入仓里，终于卸下了一年劳作的重负。我几乎是哼着歌儿回到我的住处的。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时，我感到了一丝异常——我闻到了淡淡的一丝烟味。我刚打开房门，黑暗里突然蹿出一条黑影，将我拥到了墙角。我的手翻转过来，刚好摸着了床头柜上的一只玻璃杯子。我将杯子用力推到了地上。杯子在那个时候非常配合地碎裂了，发出极为清脆的响声。那人吓了一跳，便松开了我。我趁机打开了电灯。强烈的灯光下他畏缩着身子用手挡住了眼睛。其实我应该猜得出是他——他看我的眼神从最初就是那样飘浮闪烁不定的。我拿起电话，他却喑哑地笑了起来：“你只管给她打，我是不怕的。她都知道——要不，怎么会单单挑了你来住？在家里闹点事，总比在外边不回家要强。”

赶走他后，我在莲蓬头底下冲了很久很久，直到身上的皮肤开始发麻。脖子上他的手触摸过的地方，仿佛沾了厚厚一层油腻。就是在那时，我突然想起我似乎应该回一趟家了。

阿九，我的小外婆，我已经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许多，却还没有真正切入主题。我决定回家一趟，其实不是为了一桩不顺心的工作，也不是为了一个下作的房东。至少不完全是。我很早就想和你静静地坐下来，谈一谈一个人。

一个男人。

一个叫陈约翰的男人。

在陈约翰以前，我也认识过许多男人。比如海鲤子，比如谢克顿，比如大金。他们都让我无比轻松毫无负担地做回我自己。他们如同上苍在我的路途上随手撒下的一段段景致，我从未认真地保守过他们，正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最终失去他们。其实我知道，是我的漫不经心促使他们从我身边走开的，与他人无关。至少与萱宁无关。可是我对陈约翰却不是这样的。在他面前我紧张，僵硬，尽失一切灵气。在他面前我丝毫不敢松懈。在他面前我努力想做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善良的女人，一个充满智慧幽默感的女人，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和他见过面之后，我会立即冲进洗手间，检查我的头发是否散乱。与他通过电话之后，我会将每一句对话细细回味，看有否不妥之处。和他一起看过电影之后，我会久久不安，觉得自己的英文实在太差。他使我看到了一个遍身疮痍的自己。他使我对自己失望。然而他又不至于使我对自己绝望。他让我看到自己身上具备了一个完美女人的一切潜能。那种不至于绝望的失望中，竟奇异地萌发出丰厚的希望来，如同坚硬的石头缝里骤然长出一棵蓬蓬勃勃的绿树，树上结的满满的都是意外的惊喜。

在洋同事的眼里，陈约翰看上去和我长得很相像：黑色的头发，黄色的皮肤，有时也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然而，这大概是我们之间唯一的相像之处。我们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出生长大，然后彼此相遇。我无法与他再走一遍他走过的路，他也无法与我再走一遍我走过的路。于是，我们只能长久无奈地猜测着彼此的意图。在我的世界里，周末早上的一个懒觉远胜过一场无足轻重的高尔夫球赛。在他的词典里，他以为“大跃进”是一种剧烈的健身运动。有时，我无望地看着他，盘算着一辈子的时间到底够不够让我把金三元悠远绵长的历史向他解释清楚。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却完全可以不用语言来沟通。

比如那天，我手术之后第一次下床。不知为什么，我信步走进了病区的那个教堂。其实我并不相信上帝，但我却知道，只要我走进那扇门，世界便被关在了门外。我喜欢那种逃离世界的宁静。他也随着我走进了教堂。那时他只是我的医生，而我也只是他的病人。他陪着我坐了很久很久。他坐在那一隅，我坐在这一隅。我们遥遥相望，却感觉无比亲近。

再比如那天，那个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艾滋病童达吉雅娜，终于走完了本来应该是开头的结尾。陈约翰赶到时，她已经下葬。他蹲在她的墓前，手里捏着她留下的那顶小红帽子，久久不肯松开。

那些时刻，那些眼神，使我明白了应该如何诠释善良和同情心。

我多么希望，那些时刻，那些眼神，能如暗夜行路的火把，长长地照着我渡过陌生的不知走向的河滩，来到他的内心深处。我多么害怕，那些短暂的光亮，还来不及让我们走入彼此就已经熄灭，把我们永远地隔绝在黑暗的水中。这种惧怕使我迟迟不敢迈出蹚水的第一步。

阿九，我的小外婆。当年你遇到我外公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他的眼睛里找到过那样的火把？请告诉我，这样的火把，到底能燃烧多久？这种事情，我只能问你。我不能去问母亲，也不能去问父亲。因为他们的婚姻并没有遭遇过爱情。问他们就如同向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打听色彩的奥秘，与一个天生聋哑的人探讨音乐的神奇，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有些残酷。

尽管回来的第一天，我就去了泉山疗养院。我站在山坡下，一眼就看见了父亲坐在阳台上吸烟的侧影。十年了，父亲已经是个完完全全的老人，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地向下垂挂着，犹如风干的橘子皮。可是我惊奇地发觉父亲依旧坐得很直，看得很远。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无法断定像父亲这样的人，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应该怎样定位。可是我知道，父亲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好人，一个耄耋老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坦然笔直的腰杆和目光的。

这时，那个山东女人走进了我的视线。她看上去似乎还算硬朗，可是她的个子却萎缩了很多。她站在父亲的轮椅旁边，只比他略高一点。她从怀里掏出一把梳子，开始为父亲篦头。她微微地张着嘴，踮起脚尖。这样的动作，她大概已经做了整整十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我不敢向他们问这样的问题。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我默默地走开了。父亲，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自己的思路整理清楚了，再来看你。

于是我独自地，悄悄地，来到了这里。

我知道，此刻我的名字，大概已经变成了多伦多各大报纸电台的新闻标题。此刻我的人生故事，正在被演绎推理出各式各样的结局。不过这是那个世界的事，我已经无暇顾及。我只有来到这个世界，才能避开那个世界。我只有避开那个世界，才能展开对那个世界的思索——站在山中的人，是看不见山的。

四周真静。虽然是个和暖的冬日，树上却没有鸟儿的踪迹。连那些最丑陋低贱的麻雀，也看不到一只。它们也许飞到更深更远的树林里去了。可是总有一天，装有霓虹灯的高楼也会飞进那片林子里去。那时，它们会在哪里安身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初稿1997年12月—1999年11月于多伦多

二稿1999年12月23日于多伦多

修订稿2020年8月20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