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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页）

安德鲁牧师的花园里没有围墙，排列齐整的冬青树成了最简洁自然的屏障。靠墙的那面种的是向日葵，硕大沉重的花朵围绕着加州永远灿烂的太阳高仰着棕黄色的脸庞，在地上投下大片大片的阴凉。花园的左侧种了三排郁金香，一排鲜红，一排艳黄，一排深紫，浓烈的色彩热热地灼着人眼。郁金香的短暂花期过去之后，就是玫瑰的世界。花园的右侧种的是浅红的玫瑰。在晴朗的日子里，玫瑰在众花中似乎略显苍白。可下雨的天里一切都改变了。冲去泥尘之后的玫瑰不胜羞怯地挂着泪珠，淡淡的柔媚远远地胜过了一切热烈喧嚣的赤橙黄紫。

安德鲁牧师的花园原先是由汉福雷庄园的园丁来负责打理的。后来母亲毛遂自荐，安德鲁牧师自然不能拂了汉福雷夫人的好意，便由着她施展她的拳脚。母亲总是在清晨的时候开始园丁的工作。这时候安德鲁牧师已经坐到向日葵投下的阴凉里开始读经和晨祷。母亲早已习惯了在安德鲁牧师的视线里工作。母亲这时的打扮就完全像个美丽的农妇。头上戴着一顶小巧的饰了两朵野菊的草帽，身穿一件蓝白格子的粗布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裤腿高高地卷起，露出细长却很是结实的小腿。母亲赤着双脚挥舞着一把硕大无比的剪刀张牙舞爪地修剪冬青。绿色的碎叶细雨般地洒落下来，空气中立时充盈着树汁的清香。母亲高举着水龙头浇水，一半洒在草上，一半洒在天上。天上的那一半水雾在阳光里折射出淡淡的彩虹。母亲眯着眼睛叉着腰看彩虹，脸上浮起睡梦似的微笑。渴了时，母亲就用手掬龙头里的水喝。母亲总是喝得那样急，水珠顺着她的下巴和脖子流下，将她的前襟打湿。累了的时候，母亲就坐到小屋的石阶上，看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采蜜，松鼠驮着一只红脖子的知更鸟在草地上跳跃寻食。

“汉娜，”在汉福雷庄园里，安德鲁牧师是唯一一个直呼母亲名字的人，“上帝创造的万物是多么的神奇啊！那只松鼠如何就认出那只鸟了呢？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里他们也没有彼此失散过。”母亲说：“也许是她的气味，也许是她的色彩。她的同伴不认得她，倒是她的异类懂得她。”不知为什么，母亲爱把那只松鼠叫作“他”，而把那只知更鸟叫作“她”。两人便良久无语。

学校放假的时候，彼得有时也跟母亲到花园来。安德鲁牧师教彼得做各种各样的鸟笼和风铃。有一天他们正在给一只刚完成的鸟笼上色，就听见母亲一声大叫。只见母亲扔掉泥铲，盘腿坐在草地上，两手紧紧捂住了左脚掌。原来母亲赤脚踩到了两只在草地上栖息的蜜蜂。愤怒的蜜蜂在母亲的脚掌上留下了两个小馒头似的肿块。安德鲁牧师一边扶着母亲走到台阶上坐下，一边吩咐彼得进屋去取干净的毛巾。当彼得端着热水毛巾出来时，他看见了安德鲁牧师单膝跪在石阶上，将母亲的脚搂在怀中，低头用针挑出母亲脚掌里的蜂刺。母亲双手支撑在地上，身子微微地颤抖着。

那天彼得送母亲回家后，又回到了安德鲁牧师的小屋。屋里的窗帘密密实实地拉严了，也没有点灯。外边的艳阳使得屋里的一切变得昏暗不清。彼得摸索着走过客厅，看见祈祷室的门半开半掩着，安德鲁牧师双手合十，跪在十字架前，良久不动，背影如木刻铁铸般消瘦孤单。彼得在门口站了很久，才听清牧师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的祷告词：

“恩慈的主，求你像怜悯那个税吏那样地怜悯我吧，怜悯我肉身的软弱……让我离开这里，请让我走。打开那扇门吧，求你用全能的力量来打开那扇门。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让我去，让我去那里吧。我是在那里生的，让我死在那里又有何妨？”

“哪扇门？”彼得忍不住问，又为自己的好奇感到羞愧万分。

安德鲁牧师转过身来，看见彼得，吃了一惊。在半明不暗的烛光里，彼得发现了牧师脸上的泪痕。

“孩子，请跟我来。”安德鲁牧师站起来，招呼彼得进入祈祷室。彼得知道这里是牧师卸去尘世的一切衣装，与上帝**相见的地方。当他跨过门槛进入内室时，他感到他已经把他短暂的少年时代留在了门槛外边。这一刻里他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进入另一个男人生活里极为深沉隐秘的角落的。

祈祷室很小，除了一张长木凳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正墙上钉了一副木质的十字架，十字架跟前是两根粗硕的长明蜡烛，烛泪在铜灯台上堆成一团暗红色的花。烛光照出左边墙上一幅耶稣殉难之前在橄榄山上跪祷的油画，和右边墙上一张年代久远、边角翻卷、颜色泛黄的放大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个古旧的码头和半截石桥。浅浅的堆满垃圾菜叶的水面上泊着一艘破旧不堪的乌篷船，船边站着一对年轻夫妻和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还是个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布斗篷里露出两颗褐枣似的眼睛，却看不出是男是女来。那两个大些的，都是男孩，一个大约七八岁，一个大约五六岁，都是中国农村孩子的打扮。那夫妻两人虽是鹰鼻凹眼的西洋脸相，通身上下却着唐装。上身是深色棉布斜襟长袍，下身是束着裤腿的青布裤子，足蹬圆口布鞋。女人手挽一个花布包袱，头发用一块头巾包了，只露出额前几缕刘海儿，像拆过的绒线头似的曲卷着。

“这是我，”安德鲁牧师指着女人怀里的那个婴孩说，“我是在中国沿海一个叫宁波的地方出生的。宁波在当地话里就是风平浪静的意思。”

当年安德鲁的父母亲受圣公会派遣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浙东时，他们早已做好了为传扬天国的福音承受尘世一切艰辛苦难的准备。他们唯一没有预想到的是，他们的孩子在中国面临的，将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苦难。安德鲁的两个哥哥相继在中国出世后，他们在父母的怀抱里走过江南一个又一个的小镇乡村，每一觉醒来，看见的都是不同的房顶。他们的学龄教育大多是在母亲聚会回来熄灯睡觉之前的三言两语里完成的。他们既不能和当地的孩子一起接受中文教育，又不能到上海租界的西洋学堂上学——那里的学费对一个传教士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安德鲁的哥哥们在七八岁时英文尚说得断断续续的，中文也只流利到可以和街上的孩子对骂。

每当兄弟俩被当地的孩子追骂着逃回家来时，父母都会流着眼泪在上帝面前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求神怜悯，惩罚我们深重的罪孽，却让我们的孩子张眼看见你的大爱。你应许过，人若不做成孩童的样式，便看不见天国。”后来当安德鲁出世时，他的父母决定不再让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过他哥哥们那样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他们为安德鲁在宁波找了一个寄宿的奶妈。安德鲁管这个妇人叫宁波阿妈。

安德鲁出生在一个异常动**不安的时代里和一块异常动**不安的土地上。可是安德鲁的乌篷船，却停泊在惊涛骇浪边缘上的一个小港湾中。安德鲁童稚浅嫩的视线里，看见的只是一片破旧却遮蔽风雨的小屋檐。

宁波阿妈也信耶稣，有一个和安德鲁年岁相仿的儿子，名叫恩宁。宁波阿妈收了安德鲁之后，便给安德鲁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恩选。恩选的眼睛比他的两个哥哥黑些，脸部特征也略微平坦一些。当宁波阿妈给恩选穿上恩宁的棉袄，用一顶红布老虎帽子裹住他一头金色的卷发之后，恩选和恩宁竟有了几分相像。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避免尴尬，宁波阿妈请了私塾老师来家里来授课。恩选和恩宁一样，说得一口天衣无缝的宁波话，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学英文还是很后来的事。直到恩宁考上省立中学离家上了高中，恩选失去了读书的伙伴，恩选的生身父母才决定将三个孩子一起送回美国受教育。

临行前，宁波阿妈给恩选做最后一顿芝麻汤圆。汤圆很软很甜，汤上漂着暗红色的香气四溢的桂花。两人却难以下咽。宁波阿妈声音抖抖地笑了，露出磕坏了一个门牙的大嘴：“美国这样远的生番之地，阿妈这辈子是去不了的。阿妈只有等你回来了。”

那一晚恩选披着宁波阿妈新缝的棉袄，跪在床头一遍又一遍地祷告。祷告词如清泉般汩汩地毫不费力地流过心间：“主啊，你若应许我有万两黄金，我必每一两都用在中国；你若应许我有十条性命，我必每一条都留给中国。主啊，你让我出生在这里，必有你深远的美意。也请你为我铺好回来的路，这是我灵魂栖息之地。”

安德鲁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别竟会如此绵长。当他在麻省三一神学院获得神学学位并正式按立为牧师，激动万分地准备东行时，中国的大门已经对他关闭了。

“中国的大门对你关闭了，可是上帝却能行最意想不到的神迹！”彼得热烈地反驳着，脸上**起青春的潮红，“那个叫毛泽东的人，虽然不信神，却在大大地行着福音书上的话，叫那一切卑贱的，翻身变成高贵的；叫那一切高贵的，打倒在地成为卑贱的。”

从那天起，彼得就跟安德鲁牧师学中文，自然是从最浅显的“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学起。彼得本是个聪慧之人，又上了心，几个月下来，竟能粗粗地认得几个中文了。便越发地上了兴致，每天放学不肯回家，都泡在安德鲁牧师的书房里，翻看中文书。有一天，彼得来到安德鲁牧师的家，看见寻常读书的桌子上，没有摆书，却摆了三只咖啡杯子。一个脑后扎了一束马尾巴，身形单薄的女孩子，正在弯腰调弄咖啡。

“这是我的女儿马姬，从前一直跟她外婆过，现在终于归我了。”

安德鲁牧师望着马姬，脸上的笑纹水波似的**漾开来。

14

彼得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加州斯坦福大学念东亚研究。对于彼得的选择，家人虽有些疑惑，却也没有太大的异议。在彼得的父亲老彼得看来，是汉福雷这样的显赫家族造就了美国的常青藤贵族盟校，而不是常青藤盟校造就了汉福雷这样的显赫家族。学位只不过是汉福雷们修身养性以备重大社交场合谈话用的东西——汉福雷们从来不需要用学识来立身扬名，所以选择专业就成了修身养性过程中无关紧要的细节。

彼得离家上学的前一天，正巧是他十九岁的生日。老彼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第一次把他的儿子作为成年人正式介绍给他政界商界的朋友。那天的晚会设在别墅的大花园里。工人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灯饰。当夜幕降临之时，汉福雷庄园的灯光齐齐亮起，远远望去，如一团炽烈的星云，使得那个原本晴朗的夜空暗淡失色。巨型喷泉在音乐声中有节奏地喷涌出赤橙黄紫的水柱，直直地射进夜空，割破银色的灯海，最后化成缤纷的碎雨散落在池面上，敲出细细的涟漪。花园正中维多利亚女皇的大理石坐像前，铺满了几千盆从荷兰空运过来的蝴蝶兰。这座雕像是老彼得的祖父在兴建汉福雷庄园时从英国定制的，听说是根据女皇真人形象塑造的。虽然汉福雷家族在美洲的先祖亚瑟·汉福雷当年在英国不过是一个穷教书匠，汉福雷的后裔们却还在一代又一代地编织修补着他们先天不足的欧洲渊源。

可是那天晚上的奇观还不止这些。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其实是乐队。那天老彼得聘请的，不是寻常人家婚诞寿宴上常见的那种几个人临时搭成的戏班子，而是一个由四五十个人组成的，管弦钢琴指挥齐备的完整乐队。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乐队指挥，站在一块铺着黑丝绒的台子上，轻轻一挥手里的那支金色指挥棒，音乐立时如水似的从乐师的指间缓缓流出，将整个花园满满地溢盖起来。当他将指挥棒轻轻一收，音乐戛然而止，园里却找不见一片水迹。那天乐队的每一个成员，都佩戴着一个醒目的印着“19”字样的胸章，来庆祝汉福雷家族的唯一后裔小彼得·汉福雷的成年。

那天晚上汉福雷庄园宾客如云。光汽车就停满了前后的三条大街。男客们西装革履，聚在角落里抽雪茄烟，在腾腾的烟雾中高谈阔论总统大选的局势。女客的晚礼服在草地上擦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话题更多的是关于欧洲时尚和本土的女权运动。彼得看见母亲端了一个酒杯，坐在别墅的大理石台阶上，双肩**在初秋的夜风里，鬓上簪着一朵玫瑰，艳红如血。绿色的长裙流泻到石阶上，仿佛把石阶也染绿了一片。绿是巴伐利亚的颜色，母亲始终无法忘怀她那段无忧无虑的少女年月。

母亲当年是在完全没有准备丝毫未经训练的情况下，被突兀地推到汉福雷夫人的位置上去的。父亲曾经期待着母亲会以她独特的未经雕琢的纯朴天真来征服众人，真正赢得作为汉福雷夫人的威望。可是父亲的期望并没有实现。母亲没有像萧伯纳戏剧中的那个卖花女那样，抖落乌鸦的羽翼，摇身变成凤凰。加州的社交场合壁垒森严刀枪不入，没有人会因为母亲的灿烂微笑而忘却她带有口音的英文背后包藏着的那个寒酸故事。母亲在社交圈子貌似浅滩的深水里孤军奋战地游过了几个回合，终于在精疲力竭之后决定放弃。众人从最初的极度关切演变到后来的略微好奇再发展到最后的习以为常，母亲很快不再是私下谈话的内容。母亲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便越发地隐退起来。在许多诸如此类的晚宴中，汉福雷庄园的女主人反更像是一个客人，看着世间许多繁华热闹的故事在眼前发生演绎拓展开去，却始终无法进入场景，成为事件的一部分。

母亲身边坐着的是安德鲁牧师的女儿马姬。马姬和彼得同岁，却因病休学过一年，转学重读了一年，结果就比彼得矮了两级。马姬是一个在外表上完全不会引人注意的女孩子。马姬发育很晚，十九岁的身体基本上是平坦的，衣服空空落落没有线条没有内容地架在身上。从小失去母亲的马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修饰的必要。一头棕栗色的头发，一成不变地在脑后梳成一束马尾巴。即使在最正式的场合，她依旧穿着她的布衣布裙，与周遭的环境执拗地不同着。

也许汉福雷夫人从马姬身上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也许马姬从汉福雷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早逝的母亲，这两个女人中间渐渐地有了一种类似默契的理解，而从这样的理解里是很容易萌发出友情的。马姬曾经跟外祖母学过制作干花的手艺，于是安德鲁牧师的花园里就再也没有一朵浪费的鲜花。母亲和马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剪花、晾花和制盆的过程。安德鲁牧师的祈祷室里，就一年四季地铺满了颜色造型各异的花环。

母亲喜欢编织毛衣。在冬季一切户外活动都终止了的时候，母亲就邀请马姬到家里来，两人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各自织着手里的东西，有时闲闲地聊上几句，有时整个晚上一言不发。母亲被马姬无师自通的编织本事吃了一大惊。有一天，当马姬把完工了的绒衣呈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把手掩在嘴上，半晌无语。那是一件冬日的粗绒线衣，背景是皑皑的白雪，雪地上有一只金黄色的松鼠，松鼠的尾巴伞一样地支棱着，背上骑着一只红脖子的知更鸟——那花样是毛衣织完之后补绣上去的。

母亲试着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很多遍，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大了些，我怀彼得的时候穿这个，也许还差不多。”马姬将脸红了，低声道着歉：“要不，给彼得试试看行不行？”

彼得挨着母亲坐下。母亲望着儿子微笑：“今天一天的开销，大约是巴伐利亚寻常农夫几年的收成了。世界上有几个儿子，能过上你这样的十九岁呢？”彼得的脸上就有了几分愧色：“妈妈，我宁愿过另外一种的十九岁生日。我们，还有安德鲁牧师，一起开车去红杉林野餐。要到树林里最深最底的地方，直到一个人都看不见了——这些脸，我是一张也不愿意见到的。”

这时乐队开始奏起华尔兹舞曲来，草地上便刮起一小团一小团五颜六色的旋风。彼得站起来请母亲跳舞，母亲说喝多了酒，头有些晕：“你请马姬跳吧。”彼得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和马姬说过话，就有些歉意地挽了马姬步入草地。

乐队奏的是一首老歌，叫《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萨克斯管在钢琴的间隙里吹出极为绵长的哀怨，午夜的露珠无声无息地打湿了舞伴的脚。

月光照在科罗拉多河上，

我多么希望你来与我共赏。

当我独自一人憔悴哀伤，

记起你我初恋的时光。

你答应秋收后做我的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