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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3页）

“飞云，我比你大这么些岁数，老家又娶过童养媳。是不是委屈你了？”

“说这些，干什么呢？”飞云已经不再叫他“首长”，又不习惯直呼他的名字。在那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她对他的称谓都是空白的。

他便过来搂她，揽着她走到床前，开始解她的衣扣。飞云穿的是双排扣的列宁装大衣。他对女人的身体已经很陌生了，笨笨拙拙地老也解不开那些纽扣。飞云躲了一躲，又知道是躲不开的，就伸手关了灯，在黑暗中自己脱光了衣服，钻进了冰冷的被窝。很快她碰到了他的身体，并且被他的身体吓了一跳。那男人的胸前、背后、臂上、腰上、腿上纵横交错地爬行着无数的疤痕。那些疤痕因着身体的接触蚯蚓似的蠕动在她的肌肤上，令她汗毛直立。为了他的信念，这个男人受过多少伤呢？却从未听他说过苦。飞云心里渐渐地涌上了一些感动。

“明天你给那边寄点钱吧。”她对他这么说。

男人的动作有些慌乱，两人很快就完了事。飞云还来不及品味细节和过程，就已感到了疼，撕心裂肺的疼。黑暗中她披着大衣起身打水，擦洗身子。听着**细碎的鼾声，她突然想起，在这一刻之前，她还是个插着幻想的翅膀满天飞的小姑娘。在这一刻之后，她的翅膀已经被统统斩断。从今往后，她再也飞不起来了，只能做一个筑巢守巢的妇人了。只是她的巢里，歇息的并不是龙泉。眼泪无声地落到了微微泛红的水盆里。

第二天早上，飞云提着布包上班，看见街对面的大槐树底下，站着阿九。阿九虽没接到婚礼的通知，但飞云和黄尔顾的亲事，她还是知晓的。见着飞云，阿九畏畏缩缩地走过来，脸上露出些讨好的笑。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递给飞云：“里边是个坠子，用上好的翠玉打的。你爸那年从印度买的。原先戴在你亲妈身上。你亲妈过世后，你爸就收起来了，说留给你做新妇时用。你爸的旧物，家里也没有几样了。如今不时兴戴首饰，你把它枕在枕头底下，是个辟邪的吉物呢。”

阿九那天穿着灰布棉袄蓝布裤子，袖口和裤腿都挽上了一圈。虽然正值四十左右的盛年，金三元带给她的富丽丰艳已不复存在，阿九的装扮和街头的市井之辈相差无几。想起那些和阿九共度过的亲密无间的日子，飞云不禁有些心酸。

“都新社会了，还辟什么邪呢？”

飞云嘴上这么说着，语气却是温婉的。掂了掂手巾包，似乎不止一个坠子的重量。阿九拦住飞云，不让打开，又左右探了探头，方嗫嚅地说：“还有一瓶祖传的药膏。头两天疼的时候，抹一点就好了。”

飞云像被人抓住了短处似的，脸腾地臊热上来，揣了手巾包，转身就走。一路走，尚一路羞臊，心想阿九当年是不是用着这东西过来的。

飞云和阿九之间的关系，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如同扯得极为稀薄的棉絮般地维持着。飞云对阿九的称呼也变得极为简洁。在人前提到阿九时她只用一个“她”字。在罕见的相聚里她用“你”字来称呼她。

结婚以后，为了照顾黄尔顾，飞云从近郊的泉山疗养院调到了市区的一家医院。入了党，提了干，成为那家医院的副院长。龙泉到底也没去成朝鲜战场，仍旧留在小城。三年以后也结了婚，娶的是老家的一个表亲。

龙泉的这门亲事起因极为偶然。一辈子没出过龙泉镇的山里姑娘谢春兰，那天跟着她的一个舅舅到温州城里玩。两人刚刚下了长途汽车就走散了。春兰手里捏着一张龙泉的地址，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地委机关大院，来投奔她那位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从未谋过面的远房表哥。龙泉正巧在开会。龙泉的老家时时有人来，龙泉有时在有时不在，就干脆留了一沓饭菜票，嘱咐门房招呼他的亲友。所以门房就带着春兰去机关食堂打饭。门房打了三个馒头一碗菜汤。春兰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怯怯地问还能添不。等到龙泉开完会走进食堂，春兰刚好添完了第三回。

春兰那天穿的是一件翠绿线呢棉袄罩衫，戴了一副暗红的袖套。黑灯芯绒棉鞋上沾了厚厚一层灰土。两个脸颊叫山风吹得极是红润，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小口子。见着龙泉，春兰抬起袖子擦了擦嘴巴，憨憨地就笑：“是亲哥吧？城里的馒头油水大，好吃。”山里人爱在表亲的称谓前加一个“亲”字，以示亲近。众人听了都暗暗发笑，龙泉的脸便紫涨了上来。

后来龙泉就带春兰去住机关招待所。春兰一听住一宿要花五毛钱，便死活不肯让龙泉付钱，说走也要走回家去。那时天色也晚了，哪里还有回去的车？龙泉只好领春兰住到自己的宿舍里，自己去同事家里挤一晚了事。第二天回到宿舍，见床铺也没动过，屋里倒变了些样子。书柜上的书，有些破了边角撕了页数的，都拿报纸糨糊补过了。走廊的小泥炉子上，热热地炖着一锅笋干豆腐汤。**放着一摞缝补过的衣服——龙泉眼尖，早看见了里头有自己的**。

龙泉舀了一碗汤坐在**喝着，心想这屋里有了人气到底还是不一样。两人就聊了些关于山里老家的闲话，龙泉问春兰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春兰说有父母外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龙泉随口开了句玩笑：“你叫春兰，你妹妹一定叫秋菊吧？”谁知春兰噌的一声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对龙泉说：“亲哥，山里的人都说你是个大才，我今天信了。看你这个学问，听了我的名字就能知道我妹妹的名字。我到温州城里让亲哥这么招待过一回，回去也算是长脸了。”龙泉虽是哭笑不得，心里突然也有了些感动。

春兰走后，龙泉就写信回家，让父亲去谢家提亲。小城里最年轻的一任组织部部长，坚定却又孤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龙泉，就是以这样一种既不革命也不新潮的方式，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

龙泉成家后，搬进了地委家属大院，和黄尔顾家成了近邻。几年里龙家很快就添了两个儿子。当春兰怀上第三胎的时候，飞云也怀孕了，生下了萱宁蕙宁两姐妹。飞云是高龄产妇，生的又是双胞胎，便很伤了些元气。开始是奶水不足，后来干脆就没了奶水，只好用炼乳调着凉开水来喂孩子。萱宁还好，蕙宁是先天不足，喂得越来越瘦。又得了软骨病，整天软壳虫似的趴在飞云身上，一张脸上只剩了两个黑洞似的眼睛。

春兰生下第三个儿子海鲤子之后，奶水多得夜夜涨痛不得安眠。看着飞云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把小的给我喂着试试看吧。于是蕙宁就跟着海鲤子吃龙家妈妈的奶。海鲤子虽然只比蕙宁大一个月，却在诸样事情上懂得忍让。蕙宁像个饿死鬼，嘴里叼着龙家妈妈的一个**，手里还要捏着另一个**，海鲤子一近身她就撕心裂肺地哭。海鲤子也不抢，自动松了**，将一只手伸过去搭了蕙宁的肩，像是慰抚，又像是亲昵。蕙宁果真就止了哭，安心吃奶。吃得饱足了，方肯让地方给海鲤子。

没出三个月，蕙宁的脸上就有了粉粉白白的颜色，个子也赶上了萱宁。黄尔顾下班回家，没来得及放下公文包，便伸出手来抱蕙宁。大胡子扎得蕙宁左躲右闪，躲不过去，就让她爸爸给举到了天上。“小妞妞，我的小妞妞哦！”黄尔顾的山东口音总也难改，妞妞被他一叫就成了“努努”。蕙宁的笑声风铃似的在大院里飘**着。萱宁坐在竹圈椅里，静静地看着爸爸和妹妹打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爸爸手里变成飞鸟，在天上飞一回。

当时没有。

后来也没有。

11

萱宁姐妹和海鲤子都是在上幼儿园的那一年遭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的。

当时那场风暴其实已经在北方甚为凶猛地刮过几个月了。因着交通的闭塞，小城的人们只能趁着晨昏两顿饭的空隙，拖着小板凳，三五成群地坐在院落里，从收音机日益高昂的声调里，猜测着外边世界的风势雨势。听完了广播，在叮叮当当的碗筷声里，发出一两声嘲讽，讥笑着那些“外路人”（外地人）的憨直莽撞。那些嘲讽里头，却又隐隐地带了几分羡慕，几分嫉妒，几分怅然若失——什么时候，我们小城也会打出属于自己的一面大旗，喊出惊天动地的一声长啸，拉出响当当的一支队伍呢？小城的人太精明了，精明得不愿失去哪怕是一根头发来换取一种显赫、一种瞩目。

最初的风是由五个北方来的汉子带来的。说他们是汉子，未免夸大其词。他们只是几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声音刚刚变成，唇上的胡子如一茬新草似的柔软清淡。他们穿了一身绿得耀眼的军装，戴一顶同样色调的帽子，腰系一根棕色的宽皮带，左肩挎一只书包，右肩挎一个军用水壶，左臂上戴了一个红袖章，上面用黄漆龙飞凤舞地印上了那位伟人亲自题下的、后来成为现代史家研究专题的三个大字。其实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他们的衣着，而是为首的那个人手里的那面旗子。那面旗子很大也很红，在小城罕见的大风里猎猎地抖动撕扯着，似乎要从旗手的掌中挣脱开去。那旗上的字很有些不伦不类：“北京大学南下煽风点火工作队”。

小城在1967年的早春经历了二十年来的第二次北方精神入侵。第一次是在1949年。观望的人流中年长些的便忍不住窃窃私语：“这算什么呢？不过几个毛孩子而已。当年大军南下才是呢。全城都空了，全在街上。看那些当官的骑在马上，当兵的走在地上。那马高的，人在地上仰着脸也只能看见个马肚子。嘚嘚嗒嗒，步子走得比人还齐。那腰鼓声，哦，那腰鼓声。”记忆将旧事迅速美化夸张着，历史在众人的指间被圆圆扁扁地搓过来，揉过去。人流在观望一阵之后，渐渐地由比较而生出一些失望来。

可是那五个北方来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让小城的人失望。当他们的旗子拐过几条不大不小的街道进入全城最直最宽的那条大马路时，人们渐渐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便突然地肃静了下来，连脚步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山雨之前的片刻宁静。

当时正值傍晚。龙泉的妻子春兰领着龙黄两家的孩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龙家女人至今还是乡镇户口，也没法在温州城里找工作，这些年便一直待在家里带孩子。龙家的两个大儿子，已经上了小学，碰巧那所学校又在海鲤子萱宁他们的幼儿园旁边，于是春兰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接送龙黄两家孩子上下学的任务。

旗手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包着红塑料封皮的书，翻开其中的一页，用小城的人听起来有些大舌头的普通话，琅琅地念了一段书。然后将书小心地放回了书包，扬起右臂，对着黑脸汉子很是激昂地喊了一声：“黄尔顾！”人群惊了一惊。小城十几年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如此痛快淋漓地直呼过地委书记的名字。“你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的风暴是势不可当的！”

被人直呼了名字的地委书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早看见了古钟楼前那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便知道他担忧了几个月的一场大戏，终于无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

这时那个白脸书生就努力地做了个微笑：“我们地委机关的北上取经小组，上周刚刚出发，没想到你们今天就来了。真是不谋而合啊。赶紧给我们讲讲首都的大好形势——我们这个小城，也实在是太闭塞了。”

那几个人的脸色，才微微地有了些缓和，方随着那一黑一白两人，走进了办公大楼。只剩下那面旗子，蔫蔫地靠在墙角，将墙抹了一摊的血。海鲤子和蕙宁，一左一右地拉着龙家妈妈的手，同时感到她的掌心很湿也很凉。

这出戏从序幕拉开到正场上演又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地委书记黄尔顾和前组织部部长现任地委副书记龙泉，突然都没有回家过夜。那天晚上，黄家的和龙家的女人关起门来，在屋里说了很久的话。出来后，两个女人就将两家的五个孩子唤拢来。黄家的女人将大灯关了，就剩了豆点大的一盏床头灯，又将屋里的窗帘严严地拉拢了，这才将五个孩子从大到小地排了一遍，往每个人的手里塞了两颗平日罕见的大白兔奶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