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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五 唐 纪 太 宗（第1页）

卷十五唐　纪太　宗

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劝高祖起义晋阳，削平群盗，代隋而有天下。初封为秦王，后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为太子，因传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

【原文】贞观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张居正讲评：武德九年，高祖传位太宗，自称太上皇。太宗即位后，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于宴会上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与群臣说道：“以前我为秦王时，父皇屡次任命我统军出征，每次作战我都身先士卒，打败强敌，因而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现在，宫廷乐师们对它稍加润色，成为一个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身披铠甲，手执戟而舞，虽然动作威武、气势昂扬，不像礼乐教化那样温文尔雅，但今天的天下就是这样打下来的，今天大功告成，怎能忘记以前的奋斗？所以制作为乐舞，以使后人知道创业的艰难。”当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奉承太宗说：“陛下英明神武，平定海内，削平祸乱，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区区礼乐教化，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呢？”太宗当面批评他说：“天下混乱时，平定天下固然需要用武力，但天下平定后，保守天下却需要用礼乐教化，文武相济，不可偏废，只是根据时事的不同，该用武则用武，该用文则用文，各随适宜而已，并没有什么轻重的分别。你所谓的文不及武，难道可以以武力治理天下吗？这话可就不对了。”封德彝自知说错了话，立刻叩头谢罪。自古以来文武并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这就像天道一样，需要阴阳调谐，春夏时候虽然阳气占优势，但未尝没有阴气存在；秋冬时候虽然阴气占优势，但未尝没有阳气存在，二者相互调和而不偏废。因而陆贾对汉高帝说：“在马上得了天下，怎么可以在马上治理呢？”平定战乱时期，当然需要用武力，但也不能缺少礼法教化的辅助；守成的时候，当然需要礼法教化，但武力一刻也不能缺少。周代成王、康王时，天下太平，而周、召二公，仍然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松懈，后世守成的人应当深思。

【原文】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张居正讲评：太宗认为治理天下要任用贤人，而贤人要么担任小官，要么处在民间，而朝廷不能一一了解，于是便让群臣举荐贤才，以便任用。太宗经常让右仆射封德彝举荐贤才，他只是随口答应，而不见实际行动。太宗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封德彝回答说：“我并不是没有尽心访求，只是一时没有遇上才能卓异的人而已！”于是，太宗责备他说：“人的才能有大有小，各不相同，君子用人，就像使用器皿一样，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而已，怎么能求全责备？何况一代有一代的贤才，一代的贤才自然足以满足一代的需要。古往今来所有使国家臻于盛世的君主，都仰赖于贤臣的辅佐，难道他们的贤臣都是从其他时代借来的吗？都是在当代选拔的。现在，我正担心自己见识浅薄，不能发现贤才，怎么可以以为世上没有贤才可以举荐呢？”于是，德彝羞愧而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而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发现贤才，也只有贤能的人才能举荐贤才。封德彝本是邪佞小人，怎么敢奢望他去举荐贤才？小人之所以不热衷于举荐贤才，原因有三：一是，担心人君以贤才与自己比较，显出自己的短处；二是，厌恶贤才不归附自己，成为自己的党羽；三是，担心贤才忠直进谏而触怒了人君，会牵连到自己。至于那些不知道贤才而没有举荐的，其罪行还算轻的，因为发现贤才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以此责备封德彝，还是有些不公的！由此可见，人君应当明辨忠奸，远离奸臣则贤臣自然进用。

【原文】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张居正讲评：太宗在评论弓箭时，突然对治理国家的方法有所感悟。一天，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少年时候很喜欢弓箭，曾挑选了上好的弓箭数十副收藏起来。我认为这弓箭的材质坚韧有力，制作精美，天下少有。近日，我将它们取出来给弓匠看，弓匠看了，说这数十副弓箭都不是上等货色。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弓匠回答说：‘弓的好坏全在于木心，木心正直，则木头的纹理也是直的，射出去的箭自然也是直的；如果木心不正直，则根本已经不正，那么纹理也就偏斜了，就算用牛筋、蛟皮将它缠绕，使它极其坚韧有力，射出去的箭终归是歪斜的，难以射中靶子，怎么能叫好弓呢？’我听完他的话才明白，我对弓箭的认识太浅薄了。我以武力平定天下，弓箭是平日里经常接触的东西，对于它的好坏尚且认识不清，何况天下如此之大，民情事务又是这样的繁多，我一个人又怎么能全部知道呢？”于是，下令让京官五品以上的，分为几班轮流到中书省值班，并时常向他们咨询治国方略，比方说百姓的衣食足不足，赋役重不重等民间疾苦，都一一问清，朝廷政事哪些做得合适，哪些做得不合适，都一一问明它们的得失，唯恐某些地方疏忽了，造成自己看问题出现偏差，在政事上出现过失。弓匠谈论弓箭，而太宗却因此对治理天下有所感悟，真可谓触类旁通，作为君主应当随时随地留心于此。因而，周武王看见刀剑而反躬自省，齐桓公看见人在制作车轮而得到读书的方法，都是善于观察的人。然而，以太宗的聪明，能够因为弓箭而领悟治国的方略，却不能明白“木心不直”的真实含义，由此可见，从言语中察觉事理是很难得的。

【原文】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美，朕不取也。”

张居正讲评：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他斥退朝臣中的邪佞小人。于是，太宗便问他：“大臣中谁是奸佞小人呢？”那人回答说：“我远离朝堂，怎么知道谁是奸佞小人，只有陛下自己去发现。希望陛下在与群臣商议事情时，假装恼怒，去试探众人的反应，这样就能分辨出谁是奸佞小人。那些严守律法，不因你的恼怒而屈从你的人，便是直臣；那些因为畏惧你的恼怒，而不敢直谏，阿附你的意思的，便是佞臣。”太宗说道：“这就像流水一样，君主是源头，臣下是流水，水的清浊，在源头就已经决定了。如果源头浑浊，而去要求水流清澈，那是不可能的事。现在，你让我假装恼怒去试探群臣，这是让我使诈，不诚恳啊，我又怎么能去责备臣下的忠奸呢？我要推心置腹，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那些前代的帝王，像魏武帝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对待臣下，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并以此为耻。你的这个计策虽然巧妙，但我立志要做一个胸怀坦**的君主，是不能这样做的。”太宗的这些话，讲出了一个君主所应该具有的德行，作为君主其德行以开明为贵，而不在于苛察，开明来自于诚心，诚心相待自然不忍欺瞒；苛察来自于猜疑，其弊端数之不尽。因而古代圣王上朝时，冠冕上的玉串遮住了眼睛以示不妄看，冕两边的一串小黄球塞住了耳朵以表示不妄听，这都是诚心对待臣下，以成就君德啊。不然，则耳朵能听到多少？眼睛能看到多少？天下的大奸大恶的人和事必然有看不见，听不着的。太宗的诚心相待，真是后世驾驭臣下的良方啊。

【原文】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财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太宗以节俭倡导天下的事。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道：“以前大禹担任司空时，征发了很多百姓，开凿通道，疏导洪水，百姓很劳累，但他们却很乐意跟随大禹去治水，而没有怨言，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大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当时洪水滔天，必须平息洪水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每次都与百姓利益一致，因而百姓们知道，之所以劳累我是为了自己利益，所以都任劳任怨。秦始皇征发百姓修建阿房等宫，百姓的劳累与凿山治水比起来相差不大，然而百姓却因此心怀怨恨，这是因为秦始皇这样做不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因而百姓苦不堪言，心怀怨恨。宫室、衣服都要漂亮、奢华，谁不想这样呢，但一个人的用度又需要多少呢？合适也就成了，如果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必然要征发百姓建造琼宫瑶台，那样声色犬马腐蚀他的志气，奢华的生活耗尽了天下的财货，百姓自然心怀怨恨，天下就危险了，秦朝的灭亡就是这样的。我曾经打算建造一座宫殿，相关的支出都已经安排好了，但因为我看到秦代亡国的教训，不愿意重蹈覆辙，便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王公大臣们，应该体会我这防患于未然的意思，要杜绝奢华，疏远珍奇，以厉行节俭治理天下，不可骄横、放纵。”太宗这样告诉王公大臣们，从此以后，君臣上下，一切都厉行节俭，二十年间，海内风俗一变而为淳朴、朴素，穿衣服只穿布帛制作的，绝不穿锦绣的，百姓知道节俭，财货自然有余，公私收藏无不丰富足用，这就是提倡节俭的效果。以前，汉文帝因为爱惜财产，在基础已经打好的情况下，放弃了修筑高台；现在，太宗因为以秦朝的弊病为鉴，在财务支出已经安排好的情况下，放弃修建宫殿。君主个人的节俭虽然微小，而对当世的风气影响却很大；君主一时遏制自己的欲望虽然微小，但却可以开创百年基业。

【原文】二年，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张居正讲评：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自古以来，君主中有英明的，也有昏庸的，却不知君主为什么英明，为什么昏庸？”魏徵回答说：“君主的昏庸与英明，关键在于言路的堵塞与通畅，英明的君主耳目遍及天下，兼听众人的话，因而见识广博，越来越聪明；昏庸的君主以身边宠爱的近臣为耳目，偏听偏信几个人的话，因而聪明日益被蒙蔽，变得昏庸。以前，帝尧虚怀若谷听取百姓的意见，因而当时像有苗氏那样的，自恃地势险要而不愿意归附的叛国，尧立刻就知道了消息，他们终不免被讨平；舜耳目遍及四方，因而通晓四方的事情，所以当时像共工、鲧、兜那样祸国殃民的凶人，立刻败露无遗，终不免被流放或处死，这就是君主兼听众人的意见，英明的例子。秦二世偏信赵高，群臣没有敢说真话的，最后二世、赵高都不免被处死；梁武帝偏信朱异，收容了东魏叛臣侯景，最后侯景叛乱，自己落得个饿死的下场；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后宇文化及发动兵变，而炀帝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落得个自杀的下场，这就是偏听偏信，容易昏庸的例子。由此可见，君主所应当忧虑的全在于偏听偏信，如果能兼听众人的言论，则耳目众多，那些宠爱的近臣也不可能有擅权，蒙蔽君主的机会，那样一切民情、舆论、国事安危，都能让君上知道！”太宗认为这些话说的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便称赞并接受了这个建议。一般来说，君上都以兼听众人的话为英明，而兼听首先应该虚心，虚心则高明广大，没有什么能够遮蔽。如果中间夹杂着个人的欲望、意见，那就算不得虚心。君主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努力学习，研究事理，以使自己的心公正无私，以修养自己的虚心，这样本源澄澈了，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蒙蔽他了。如果不这样，本源浑浊，虽然外面有虚心的样子，大臣、百姓的进谏也很多，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原文】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太宗君臣相互警醒的话。一天，太宗对侍从的官员说：“常人认为，天子居于众人之上，地位尊崇，一切都由着自己来，无所畏惧、忌惮。不过，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天子承受天命即位为天子，上有苍天，下有黎民百姓，没有一处不需要仔细审察，我怎么敢不畏惧呢？身边环绕的是群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君上的言行，我怎么敢不敬畏、忌惮呢？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德行未能修养好，政务未曾处理好，这上逃不过上天的审视，下不能遮蔽群臣、黎民百姓的观瞻，兢兢业业，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有悖于天理，不符合天意，或者有负黎民百姓的期望，他们怨恨我而我却不知道，怎么可能无所忌惮呢？”魏徵回答说：“君主治理天下，最怕自恃尊贵，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上不畏惧天命，下不忌惮别人的非议，以致骄奢**逸无所不为。现在陛下知道，上畏惧天命，下忌惮群臣、黎民百姓，如此谨慎，天下自然太平，这是治理天下的关键啊。但是，通常来说人们在一开始都知道励精图治，但很少有坚持下去，始终如一的，我期望陛下常存兢兢业业之心，始终如一。那样，上天时常眷念、庇佑，百姓、大臣时常爱戴，这样才好；不能心生倦意，而不能始终如一，有负今天的话。”太宗的这段话与大禹警醒帝舜的话完全相同，不但资质平常的君主，应当以它为座右铭，时常警醒，就是圣王明君，也应该这样。他们的德行越盛大，他们越虚心；他们的功业越广大，他们的言语越谦厚，当时天下虽然没有什么隐患，但他们仍然看作天怒人怨，危急存亡之时，这就是二帝三王长治久安，为后世称颂的原因。像桀、纣那样狂妄愚昧，认为天下的人都赶不上自己，上天没必要畏惧，以一人凌驾于百姓之上，自取灭亡，成为后世笑柄。作为君主，应该深以为戒啊！

【原文】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张居正讲评：突厥颉利可汗因为属下各部落大多背叛了他，势单力孤，上书太宗要求归附，入朝觐见。接到奏疏后，太宗对左右侍臣说道：“以前突厥强盛的时候，颉利麾下能挽弓骑射的兵卒近百万，他自恃强大，屡次侵犯我国，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多次残害属下的各部落，大失民心。现在，他要求归附，那他一定是众叛亲离，势力穷困了。我听到这件事，心里是既高兴，又警惧啊。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以前边境地区烽烟四起，都是颉利在作怪，现在突厥衰弱，不来侵犯，那样边境地区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怎么可能不高兴呢？之所以警惧，是因为颉利之所以失去民心，是由于他的骄横无道造成的，如果我在治理天下时有些过失，弄得民心背叛，国势衰微，将来也会跟颉利现在一样，怎么能不警醒、恐惧呢？你们要好好体会我这些话的意思，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们一定要极力进谏，以纠正我的过失，不可为了保全自己而保持沉默，使我陷于无道的境地。”一般来说，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不喜欢强盛而恐惧衰弱的，然而强盛的时候都潜伏着衰弱的隐患。所以当祸患从潜伏走到明朗时，人们都会感到恐惧；然而当祸患还潜伏着时，谁会恐惧它呢？只有那些英明的君主深谋远虑，能够看见潜伏的隐患而早做打算，在国家强盛时担心衰弱，因而行事兢兢业业，强盛可以长保。《易经》上有：“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太宗在突厥要求归附时心感恐惧，其本意就在于此啊。

【原文】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1]，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张居正讲评：太宗说：“近来群臣们屡次上书，庆贺祥瑞。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什么稀有的东西，就认为是祥瑞，是太平盛世的征兆。然而提到太平盛世首先想到的是尧舜，提到乱世首先想到的是桀纣，如果君主能够清心寡欲、节省开支，使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就算没有一件祥瑞出现，也不妨碍人们称颂当世为尧舜盛世；如果放纵私欲、靡费无度，使天下百姓都心怀怨恨，就算天下到处都是祥瑞，也不免被称为桀纣之世。就像后魏时期，天下到处都是连理木、白色的野鸡等祥瑞，百姓们只把连理木当柴焚烧，烹煮白色的野鸡来吃。然而，当时天下诸侯割据一方，纷争不断，生民涂炭，怎么算是盛世呢？由此可见，天下的治乱兴衰跟那些所谓的祥瑞毫无关系，今天出现了祥瑞，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史书上曾记载，当时有白色的喜鹊在大殿的屋檐下筑巢，两个巢穴连在了一起，外形就像合欢花一样；又两头大，中间小，很像乐器中的腰鼓，左右侍臣就对太宗说：“白色的喜鹊世间少有，外形像合欢花的巢穴也很稀有，如今都在宫殿里出现了，实在是祥瑞，应当庆贺。”太宗说：“我以前曾经嘲笑隋炀帝爱好祥瑞，于是都尉高德儒便将孔雀称为鸾鸟欺骗他，君上昏庸愚昧，大臣谄媚，国家因此灭亡。国家的祥瑞在于得到贤才，尧、舜得到岳牧、元凯，因而成就唐虞盛世，桀、纣虽有龙逢、比干等贤才，却不能任用，因而夏商灭亡。人君得到贤才才是真正可喜可贺的事，出现白色的喜鹊，外形像合欢花的巢穴这样奇异的事，跟国家又有什么关系而值得庆贺呢？”因而，下令毁坏了喜鹊的巢穴，并将它放到了野外，以表示国家不崇尚祥瑞。太宗关于国家的祥瑞在于得到贤才的话，可谓超越当时的看法，这是因为贤才的出现是没有定数的，君主要得到贤才也是很艰难的；得到贤才，则政事清明，百姓安定，而天下治平；不能得到贤才，则政事废坠，百姓困顿，而天下扰乱；能不能得到贤才，关乎天下治乱兴衰，这才是真正的祥瑞。当然，如果君主没有知人之明，则自以为得到的贤才未必贤能，真正贤能的人未必能得到，就像将蘑菇指认为灵芝，将麒麟指认为怪物一样，那样问题可就大了。

【原文】上曰：“为朕养民，唯在都督[2]、刺史[3]，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张居正讲评：太宗说：“百姓为国家的根本，为我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的，是各路的都督与各州的刺史。他们的职责在于，宣布朝廷的恩德，监察守令等属官，因而最为紧要，所以我经常将他们的名字记在便殿的屏风上，以便随时观看，时刻察访他们为官的事迹，是好还是不好，都记在他们的名字下面，以备将来处置，好的就升迁，不好的就罢黜，使他们以好的为榜样，不好的为戒。至于县令，对百姓来说尤为亲近，选择了合适的人担任，则一县百姓都受到他的福利；选择了不合适的人担任，则一县百姓都受到他的祸害，尤其应当谨慎选择。”于是，下诏让天下五品以上官员，将自己平日里知道的，才德足以担任县令的人，举荐给朝廷，以备朝廷选择任用。这一段是记述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守令的事。《尚书》上说：“美好的品德，表现在善于治理政事上，治理政事最重要的在于教养百姓。”又说：“百姓为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然而，天子深居宫中，虽然很爱惜百姓，但却不能以一人治理天下，需要各级官员协助，宣布朝廷的道德教化，然后天下才能大治。太宗对于治理国家的方法理解深刻，注意选择贤能的人治理百姓，又设定制度，地方的都督、刺史都由天子亲自任命，任命的时候，都在便殿接见，赏赐衣物，以示宠信。由此可见，“贞观之治”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啊！

【原文】三年三月，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4]，当广求贤，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张居正讲评：贞观三年三月，太宗对左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宰相的职责，最重要的在于举荐贤才，你们身为仆射，尤其应当以访求贤才，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授以官职为要务，这样才能算称职。然而，我听说你们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每天勤勤恳恳，从早忙到晚，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去发现贤才呢？”于是下诏让六部尚书将一切琐碎的事务，都禀报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才禀明仆射，由他们处理。太宗的意思，是打算让他们两人，从烦琐的政事中解脱出来，专心访求贤才，以图天下大治。这是因为百官的职司在于处理政事，宰相的职司在于举荐贤才，因而君主选择宰相，宰相举荐百官，然后天下可以垂拱而治。不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天下的事情却无穷无尽，如果一切都要亲自处理，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也是没有办法做完的，这对治理国家有何好处？

【原文】四月，上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5]，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6]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7]、中书令[8]省审之，给事中[9]、黄门侍郎[10]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张居正讲评：贞观三年四月，太宗驾临太极殿，晓谕侍奉在身边的大臣们说道：“国家任命宰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设立中书省，一切大事都要它决策，草拟诏书。设立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省对政事的处理是否有误，有问题的就驳回，并参与中书省对国家大事的讨论。这两个部门职责重大，是机要部门，如果诏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都要认真讨论、指出并修改，这才能算称职。然而，近来两省官员一意顺从我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的言论，如果宰相只按照君主的意思去做就成了，那样这宰相的位子谁都可以去做，何必要选择贤能的人担任呢？”于是中书令房玄龄等都叩头谢罪。按照两省的办事流程：凡是军国大事难以裁决的，中书省就先让中书舍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出处理意见，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处理意见的后面，称为“五花判事”，以表示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意见。众舍人写好后，中书侍郎与中书令再一一详加审察，斟酌是非得失，唯恐出现差错。然后，将草拟的处理意见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黄门侍郎等，依次加以审察、驳正，然后移送尚书省施行。这规矩早就已经废弃了，太宗再次重申这个规矩，并要求各部门照此办理，于是事事都处理得很妥当，很少有失误的地方。这是因为天下事，并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知道的，所以天子任命宰相辅佐，宰相招揽幕僚参谋，不因事情来回多次讨论而烦恼，不因意见不同而不合，然后集思广益，政事自然和谐。后世昏庸的君主，出口成宪，一意孤行，奸佞的臣子们为了保全权位，一心阿附君上的意见，而不去匡正君上的行为，讳疾忌医，这样的国家能不灭亡吗？

【原文】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张居正讲评：贞观四年三月，太宗灭亡东突厥后，威名远播，于是周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到长安朝觐，请求给太宗上尊号为天可汗。可汗，是少数民族君主的称号，称天可汗以示尊敬太宗。太宗笑说：“我已经是大唐的天子，统御天下，怎么能去做少数民族的可汗呢？”太宗的这些话，虽然包含有不屑的意思，而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炫耀与自满，于是群臣及少数民族的首领一同叩头山呼万岁。从此以后，颁给周边少数民族的诏书上，都加称天可汗的称号，以表示接受他们的请求。

【原文】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