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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五 唐 纪 太 宗（第2页）

张居正讲评：一天，太宗在丹霄殿大宴群臣，众位宰相都侍宴在侧。于是，太宗对侍中王珪说道：“卿家平日里颇有知人之明，又能说会道的，现在房玄龄以下诸臣都在此侍宴，你品鉴品鉴他们的才能，并说出你自己的才能与他们比起来怎么样？”王珪回答说：“在座的诸位大臣，各有所长，都不是我比得上的。勤勤恳恳，一心奉公报国，只要下定决心，就竭尽全力去完成，这样的公忠体国，我赶不上左仆射房玄龄。文武双全，上马可以统领三军，平定天下，下马可以担任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这样的才略，我赶不上右仆射李靖。起草奏章，详细明白，宣达诏令，明确无误，这样的谨慎，我赶不上中书令温彦博。任何繁难、紧急的事情，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事事妥当，这样的干才，我赶不上民部尚书戴胄。以仁德规谏君主，唯恐君主比不上尧舜，进献合适的方法替代不妥的，以直言谏诤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进谏，我赶不上尚书右丞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彰显那些清白的官员，疾恶如仇，爱好善行唯恐自己赶不上，打算整肃纲纪、矫正风俗，在这些方面，我比诸臣可能要好一些。”太宗见王珪评品诸臣，个个恰当，非常赞同。在场诸臣，也心服口服，认为非常准确。自古以来，君臣相得益彰是很难得的事，上面王珪所评论的房、魏诸臣，都是一时之选，有唐一代人才的兴盛，以太宗时为第一。然而，当时诸臣不是隋代留下来的，就是废太子李建成留下来的，他们如果没有遇上太宗这样英明的君主，恐怕也只能自负才学，终老于草莽之间了！又怎么能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建立这样不世的功勋！由此可见，不担心天下没有贤才，应该担心遇不上英明的君主，才学不能得到发挥。有太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则房、魏诸臣，将接踵而来了！千古以来，人们称颂贞观盛世足以媲美尧舜，这都是太宗知人善用的结果啊。

【原文】十一月，以开府仪同三司[11]长孙无忌为司空[12]，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

张居正讲评：贞观七年十一月，太宗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道：“我作为皇后的弟弟，出身外戚，如果担任三公这样崇高的职位，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说陛下出于私心厚待亲戚。”太宗不准他推辞，说道：“司空位高权重，一般人很难称职，因而我要选择一个贤能的人担任，只要他具有这样的才能，不管是不是亲戚，我都会选择他担任这个官职。如果没有才能，就算是亲戚，也不会让他担任官职，就像襄邑王李神符，他是我的叔父，因为他没有什么功劳，所以封为王，而不让他担任官职。如果有才能，就算平日里有些过节，也照样任命担任官职，就像魏徵等人，以前曾辅佐隐太子，为他出谋划策意图谋害我，我们本是仇人，但因为他们很有才能，所以我捐弃前嫌，起用他们，放手让他们任事。现在，任命你为司空，因为你的才能、德行足以担任此官，所以才任命的，并不是因为你是皇后的弟弟。从这一段可以看到唐太宗用人大公无私，长孙无忌追随太宗南征北战而又夺得天下，本是开国功臣，与其他外戚是不一样的，不过，如果按照国家对待外戚的方法，最好还是不要让他参与朝政，这样才能常保富贵，后代的君主不能以太宗的话为借口，去厚待亲属误国误民啊。

【原文】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13]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赏爵则思因喜而僭[14]，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张居正讲评：魏徵上书太宗说道：“君主夺取天下本来很难，保守天下本来很容易，然而纵观历史，那些开创王朝的人，创业之初都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成就太平盛世，但能够自始至终都能这样的却很少，这岂不是夺取天下容易，而保守天下反而很难吗？这是因为，建国之初，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民心不稳，所以君主能够竭诚，以体察民间的情况，当时，就算是一介匹夫的话，在君主那里也重于泰山。当天下平定后，生活安逸，就恣意妄为，对于民心、世间百态，傲慢而不加注意，这时，就算是公卿大臣们的话，也轻如鸿毛。君主如果能够虚心听取民间的意见，则人人乐意为他效力，就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能与我们团结一心，何况天下的英雄豪杰呢？因而夺取天下本来不容易的，反而变得容易了。待人傲慢，则人人都不愿意为他效力，就算是五服之内的亲人，也与他离心离德，何况天下的人呢？就算以威势相迫，也只是表面顺从，心中其实并不服气，一旦情况允许，立马就背叛了，所以保守天下本来不难，却反而变得难了。作为君主应当注意这一点，处理事情件件都要下心思，不能怠慢、疏忽，一切声色犬马的享受，虽然有条件去享受，也应该知足而不去贪求；一切宫殿的修筑等工程，虽然有条件修筑，也应该知道节制而不去耗费钱财。君主作为天下至尊，地位虽然很崇高，但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时刻要注意谦虚、谨慎；在丰收的时候，要思考歉收的时候怎么度过。遇上游乐安逸的事，要想到乐极会生悲，而有所节制；在太平的日子里，要想到天道无常，而预防后来的祸患。如果担心身边的人蒙蔽自己，就需要大力招贤纳士，以开拓自己的眼界；如果讨厌奸邪小人陷害正直的大臣，就需要先使自己正直，以为天下表率，以杜绝别人欺瞒自己。在赏赐时，因为自己的好恶而随意增加或减少，则无法起到引导人们改恶行善的作用，一定要只赏赐有功的，而不让人有机会通过歪门邪道谋求赏赐；在执行刑罚时，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滥用刑罚，那样必然人人自危，一定要使刑罚与罪行相称，而不能冤枉无辜的人。如果君主能够做到这十件事，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则内可以选贤任能，共同治理国家，巩固国家的根本，则外有保守国家根本的工具，这样垂拱而治，天下自然大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代替百官去处理那些政事呢？”魏徵这个奏章不过几十个字，但人君治理天下的大政方略，都已经包含在内了。这十件事虽然很多，但它的中心思想在于一个敬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尚书》所谓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君临天下，就像驾驭六匹马拉的绳索已经腐朽了的马车，也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不读书修养身心，很容易就流于怠慢，这就是国家灭亡前的征兆。

【原文】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15]，整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张居正讲评：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在便殿，指着殿屋，对侍奉在身边的大臣说道：“君主治理天下，就像建造这宫殿一样。一旦建成以后，只要安居其中就可以了，不要轻易变动；如果轻易地更换椽子、瓦，动作虽然很小，但在更换的过程中，攀上趴下，整个宫殿都受到影响，必然有地方因此而损坏，不像当初那样牢固了。君主平定天下后，为子孙后代、黎民百姓考虑，创制法度，传给后人，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深思熟虑，有没有需要变更的地方；法制创制完成后，后世子孙、天下百姓遵守也就行了，切勿轻易变更。如果羡慕先代君主非凡的功勋，而去改变先代法制，一天一个样，这样对治理天下祸害很大，官员、百姓没有一定的规则去遵守；朝廷上议论纷纭，刚觉得这个方案可行，马上又觉得不可行，刚刚停止了那样做，回头又要那样去做，也太纷扰了！”这一段是说法度不可轻易改变，以修建房屋做比喻，道理明了，效法祖先的制度治理天下的人，对此要深思。

【原文】十六年，上谓谏议大夫[16]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17]，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张居正讲评：贞观十六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修撰起居注，所写的史书，我可以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起居注官的职责在于，人君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下来，不管好的与不好的都要据实详细记载，这样君主才知道有所警惧，担心后人讥笑，而不敢作出出格的事。如果君主看了，史官就不敢据实书写，那样又怎么能让后人相信呢？从来没有君主这样做过。”太宗问道：“我所作所为中有不好的，你也记录了？”遂良回答说：“我的职责就是据实书写，如果对某些事隐讳而不写，那就是失职，我怎么敢不记录呢？”黄门侍郎刘洎上奏说：“君主的一举一动，天下人都在看着，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能很快地传播开去，根本隐藏不了。就算褚遂良不记录那些不好的事，既然天下人都知道了，他们就会自己将它记录下来。怎么可能让他们都有所忌讳而不记录那些事呢？”太宗说：“我平日里所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件是观察前代古人的行事，作为参照物，效法善的，以恶的为戒；第二件是任用善人君子，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第三件是斥远谗邪小人，不听从他们的花言巧语，被他们蒙蔽。我勤勤恳恳谨守这三件事，不敢稍有差错，正需要史官据实记载，我没有不好的事，他自然也就不能记录我的不好了。”太宗上面提到的这三件事，真是后世君主应当遵行的为君之道，这是因为，要以前代为鉴，就需要多读前代的史书，多向儒臣请教，这样才能知道古人的善恶；如果要任用贤人，必须诚心相待，这样他们才敢于尽忠直谏；如果要斥退奸邪小人，必须要认真审查，决断果决，这样奸邪小人才不能为祸。如果真能这样，则君主的德行一天一天进步，一天一天臻于盛世，史书引以为美谈，后世以之为准绳。

【原文】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太宗教诲太子的事。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太宗编写了一本书叫作《帝范》，一共十二篇，赐予太子。第一篇名叫《君体》，讲述君主作为教化天下的根源，应当正身修德，以端正这个根源；第二篇名叫《建亲》，讲述君主应当搞好与宗族、藩属的关系，以巩固国祚；第三篇名叫《求贤》，这是因为国君只有得到贤人的辅佐，国家才能昌盛，所以应当广求贤才；第四篇名叫《审官》，这是因为盖能品鉴人的才能才能算明智，所以必须仔细甄别贤愚，以正官场风气；第五篇名叫《纳谏》，这是因为只有从谏如流才能称之为圣明，所以言路必须大开；第六篇名叫《去谗》，这是因为偏听偏信容易滋生邪恶，所以奸邪小人必须斥退；第七篇名叫《戒盈》，讲述自满必然导致倾覆，应当谨慎小心，以此为戒；第八篇名叫《崇俭》，讲述富裕时不能奢侈，必须节俭，有所节制；第九篇名叫《赏罚》，这是因为赏罚是君主的权柄所在，因而应当赏所当赏，罚所当罚，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第十篇名叫《务农》，这是因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必须尤其注意，这样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第十一篇名叫《阅武》，讲述练兵习武，以防备有事发生，这是帝王的武功；第十二篇名叫《崇文》，讲述重视儒家学说，以教化天下，这就是帝王的文德，到此这本书也就完了。太宗又对太子说：“帝王修身治国的道理都在这十二篇中。一旦我要死了，临终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本书里已经说完了。”又命令太子说：“你应当效法古代贤能的君主，像我这样的是不值得效法的。这是因为，效法上等人，仅能做到中等人的样子；如果效法中等的人，就只能做到下等人的样子，怎么可以不去效法上等人呢？我自登基以来，做得不恰当的事有很多：就像古人轻视那些珍贵、稀有的物品，而我却珍贵锦绣珠玉；古人不做徒劳无益甚至有害的事，而我却屡次兴建宫室；田猎本不是什么好事，我却乐在其中；巡游天下耗费财富无数，百姓深受其害，我却时常巡游四方，疲敝百姓。这都是我的过错，你不能以为这都是好事而去仿效。然而，我虽然有这样的过错，但国家仍然兴盛而不败坏，是因为隋朝纲纪不振，天下大乱，我能剪除暴乱拯济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百姓获益良多；统一天下对于后世的功勋更大。后来，我虽然有这些过失，但总的来说，百姓得到的好处要远比受到的损害多，所以百姓才不心怀怨恨；功劳很大，过错微小，所以国家才能不至于废坠；如果与古代那些尽善尽美的帝王相比，我没有一件事值得提起，真是太惭愧了。你没有我的功勋，却继承了我的富贵，如果以后能够尽力推行善政，国家还是可以安定的；如果骄横、奢侈，恐怕连自己的平安都无法保证。况且，建立国家基业很难，败坏却很容易；失去帝位很容易，取得却很艰难；怎么可以不慎重、爱惜呢？”太宗如此恳切地教导太子，这是因为开国之君，身经百战才打下这个天下，因而知道建国的艰难，天下的难以保守，这样的谆谆教导是为了让继任者，能够一一遵行，则国家才不至于颠覆！伊尹曾告诫大甲说：“要按照祖先的成例行事。”傅说告诫武丁说：“按照先王制定的规矩办事，就不会有错。”

[1]　连理木，是两棵树的树干与树枝连接在一起。

[2]　都督，是唐代各路总管的称谓，相当于后来的巡抚。

[3]　刺史，是唐代各州的行政首长，相当于后来的知府。

[4]　仆射，是唐代官名，唐初设立尚书省，下属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令为长官，

左右仆射为副长官，左右丞分管诸事。太宗继位后，因为太宗曾担任尚书令，便不再设立此官，以仆射为尚书省的长官，位居宰相之职。

[5]　中书、门下，即中书省、门下省，二者都是唐代的宰相衙门。

[6]　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属官。

[7]　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

[8]　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

[9]　给事中，是门下省的属官。

[10]　黄门侍郎，是门下省的副长官。

[11]　开府仪同三司，是唐代文职散官的最高官阶。

[12]　司空，在唐朝为三公。

[13]　殷，是盛、众多，引申为富足、富裕。

[14]　僭，是过。

[15]　榱，即椽子，是放在檩上支持屋面和瓦片的木条。

[16]　谏议大夫，是门下省的官员，专掌议论。

[17]　起居注，是记录天子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的史书，负责记录的史官也称为起居注，以他官兼任的，称为知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