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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内山完造先生（第2页）

内山很尊重他的夫人，时常称道内山书店的成立是靠了夫人之力的，有时甚或谦逊地说，她才是老板。原因是他们都是基督徒，当内山走码头、买卖药品的时候，夫人闲着无事，就在寓内摆下铺板，卖些圣经，间或夹杂些妇女月刊、杂志，那是偶尔兼卖的性质，却居然意外成功。买的人一多，杂志生意做起来了。又及其他，文艺书籍销路也有了。久之就夺去了圣经的地位，成为不折不扣的内山书店。内山先生就把卖“大学眼药”的生意移交给他的亲戚，俨然成为书店老板。这故事他是津津乐道的。成为海上冒险家的内山先生，他是有一套成功秘诀的：

因为出身是基督徒，而又比较属于善良的一类，更兼自己经受过艰难困苦，所以代人设想，体会别人艰苦也比较一般商人唯利是图的孳孳营利，有利忘善的胸怀宽大些。这是我们的体会，见诸事实是：他对店员不怎么压迫，给他们租公寓，有病替职工治疗，这较之中国旧式店东对店伙是开明得多的，因之中国店员都很安心工作。有犯错误的，他也不直接干涉。有两条线在管理着他们：凡是日本店员，有一位高级日员管理，凡介绍进来，应做职务，应行教育，都由他负责。中国店员的引进以及一切应该做的，也有中国的王宝良带头。内山只要通过这两条线行使自己的兴革任务就好了，所以他可以腾出身体做些社会活动、个人交际，有空就在店内工作，从早到晚，每日如此，似与店相干又似不相干，而凡有社会活动，对店务也有好处，这是一面。

例如对鲁迅，他尽了朋友责任，甚至好友的责任。鲁迅因为避免政治上、人事上的纷扰，我们的住处经由内山先生作为店员宿舍去租赁的。房屋、水电、煤气都是先交款给他代办的。因之通信处就不便直接收发，也统由他们代理了，这是生活的一种权宜办法。

内山先生也细心选择，限于几个店员知道我们住处，经常每天上午，由我到店看有没有书信，或下午鲁迅自己去取。所以劳动店员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总难免与书店有关系吧，所以在1934年8月又一次的避难，是因内山书店的某店员被捕，鲁迅为慎重起见，也躲藏了一个时候，住在千爱里内山家内。

再就是约会。鲁迅每于约定前先到店内等候。简单的，不妨事的就在店内茶座相见了。稍费时间的，须要秘密的，就另找地方，陪去别处。或鲁迅自己领去附近咖啡店，亦有时在书店后面的千爱里内山先生家内见面。这些多式多样，视情况而定，无非都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比较得到安全而已。这是对鲁迅给予便利，对革命工作有好处的，我们深致感谢于内山先生的，为中国做了好事一桩，不会忘记的。

忽然史沫特莱女士要离开上海。她是属于干革命工作的一类人物的。她向鲁迅请求寄存一个文件箱子，像普遍衣箱那样大小，鲁迅不便推却，但对自己住处也有顾虑，商之内山先生，居然满口应承，就把它放在店里茶座的桌子底下几个月。鲁迅看到高兴地对我说：“这办法真好，似漫不经意的随便一放，别人也不会起疑心。”就这样替鲁迅解决了一个为难的问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鲁迅有时也替内山做些工作。例如鹿地亘夫妇被日本政府释放后搭戏班的船到了上海，没有生活来源的艰难时候，找到了内山，内山先生首先就想到鲁迅，介绍他见面，叫他翻译鲁迅作品到日本去，得些稿费以维持生活。于是选作品，解释疑难之处的工作就落到鲁迅头上了。更早些的增田涉，也是内山夫妇亲自带到鲁迅家内，自后每天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进行了几个月，回到日本后，又经常为之代选书籍，当释疑解答难题的义务顾问，以致增田先生成为中译作者颇负盛名的一人。更有日本改造社记者木村毅被特派来，听说萧伯纳要到上海，要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内山向鲁迅请求：日本记者方面打算派小火轮去到萧的船上访问，而未被允许。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目的，却是萧早已被宋庆龄请去了。日本记者没有办法走进宋的住处，正当彷徨无策的时候，鲁迅忽然得到通知：宋夫人邀请他前往与萧相见。这就解决了日本记者的为难，通过鲁迅给予便利，第一手报道于日本新闻界的是这位记者，这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在日本新闻界是何等重要呀！其他如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的认识，内山嘉吉的交往，以及无数的日本朋友的往来等等，都多数是通过内山而来的。

以一个商人，一个书店老板在中国做生意，因着生意关系鲁迅向内山书店购置了大量图书，有时甚至并不需要，可有可无的书也特地购置了，以增进营业的收入。鲁迅是这样苦心满足商人的要求，为商人的生意设想。而这个商人，在生意之外，有些社会活动，对中国文化人想有些友谊的增进，自然同时也是增进内山先生的社会地位，这一点鲁迅是理解的。中日之间，人民的友谊是可以互利来往的，只要在平等之下，互相有利是可以的，鲁迅本着这样的原则想事，而且照着去做了。

再进一步，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28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正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忽然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的急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则见红色火箭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迫在眉睫。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在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卅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在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个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当即离去了。

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夜里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中国人一家，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无法免除误会，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

在这样形势之下，三十日下午，我们仅仅带得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连同我们的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面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大被同眠的生活。

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去。

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曾经把左翼被捕释放的鹿地亘夫妇介绍给鲁迅，另外又曾把爱好文学的增田涉君引见于鲁迅之前，此外还有改造社社长的山本先生及歌人山本初枝夫人等等，更有御用诗人如野口米次郎的提出过如此岂有此理的问题：“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见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载1956年10月7日上海《劳动报》）事后又予以了歪曲报道，鲁迅1936年2月3日写给增田涉信中说道：“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见《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增田涉部分）以境遇与生活的不同而要求有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貌合神离的见面是“还是停止的好”。鲁迅就是以如此的态度，不亢不卑，不屈不挠地耿直不阿的态度对付的。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要求鲁迅写文章，投向日本读书界，鲁迅直率地对日本军国主义表示抗议，对军国主义的政策—《火、王道、监狱》用中国故事式表示其最终必然招致失败，最后人民终于击败这种愚民政策的鬼把戏，这是发表于1934年3月日本《改造》月刊的，到了1935年4月又写了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发表于6月份的《改造》月刊，说明侵略者想用孔子作偶像的崇拜，也还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人民对于孔子并不亲密，知道孔子出色的治国的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终于变成了权势者的“敲门砖”，和民众并无关系。这一方面斥责侵略者惯用孔子作招牌的愚民，另一方面又揭示给中国人民不要上尊孔者的当，这又是明白告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此路不通”了。但改造社还不死心的要求鲁迅写文章。在1936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东北，铁骑继续在华北横行虎视的时候，鲁迅在这年的4月《改造》月刊第三期上就更不含糊地明显地告诉日本人说：《我要骗人》。在这篇文章里，也就是鲁迅逝世前不久写出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抗议：“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而且又预见到叛国的亲日派的面目，是与人民为敌。说排日是被共产党利用了这口号，使中国灭亡的，这不就已预言着汪贼精卫的卖国，与蒋介石的“皖南事变”的行动和包围，消灭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军国主义打成一片？“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然而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起来反抗的。这就是鲁迅“披沥真实的心的”义正辞严的告白。

讲这种话，大胆写这样文章的鲁迅，以大无畏的精神，表达了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呼声，表白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不甘屈服的意志，而他自己，也堂堂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向日本侵略者宣告其抗议了。像这样直白的面对面的毫不容情的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斥责，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每年一次，一次率直过一次的发言，对日本人未必熟视无睹。起先，鲁迅在中国反对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残暴压迫，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旁看来，可以看作与己无关，甚或在侵略中国的旗帜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国人的反对蒋介石而取而代之，这时没有什么矛盾，内山先生的支持鲁迅活动，在这一意义之下，可能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的。

不少熟人问起鲁迅与内山的关系，内山与鲁迅的深厚友谊，我是这样体会的。可以说，终鲁迅的一生，内山与鲁迅的关系我是如上的了解的，但应当说明，这仅是限于我个人的体会，和鲁迅生前没有交换过意见的。

鲁迅既然如此坦白直率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毫不含糊地告诉日本侵略者的必然失败的命运。不管他和内山的友谊如何深厚，还是光明磊落的说话，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毛主席称道他骨头最硬者也在此。但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军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所以在1936年夏间，鲁迅大病稍愈，就另找房子预备迁徙，拟择居在旧法租界，冀远离开一些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这计划刚要实现而病不容许他立即迁移，因之就未成事实罢了。这时就把一切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亦一起割掉在所不惜。

所以就内山方面，如果我照这样的了解来说，若鲁迅更多写些抗日文学，多发表几篇这类文章，其实除写给改造社的三篇之外，在国内刊物上还有《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篇，都是一个目的，一个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鲁迅的态度，可谓毫不保留了，内山岂有不知？如果知道了而又受日军阀的统治，则友谊与日本军阀的意见岂能并存不背？我想他必然在这时候会有所抉择的。

当日军侵占了华北、南京、上海之后，上海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四川路一带的日军兽行，白昼污奸妇女的照片和事实公开进行，胡乱杀人的中国头颅，当街挂起，南京路一带的岁末封锁，饿死过多少人，这都是那时的中国人民忍辱含愤，痛恨之极的。当时我也曾被日宪兵队无理拘捕过，因释放时我不便要中国商店保，以免后患，于是就在伪组织万分不愿下提出只认识内山先生，可请他作保。承内山的慷慨，保出来了。并告诉我幸亏不是中国商店作保，否则一般的至少要被敲去二三千元，像你可能更不止此。因此之故，在某一天的上午，他用电话招我去到他店内时，我不好不去。到了店后，他并不说什么事情，就叫一店员带我到他住的家内，见到内山夫人，稍稍坐下，旋即邀我随她一同到外面去。我们言语不能互通，而邀请又那么殷切，迫不得已随之到窦乐安路（北四川路附近的路名）东口，一大宅院内，始见是一座大洋楼，改成为大饭店，许多人都在各房间休息，找到一间较小的，有夏丏尊先生在内，他也是和我一样的命运，被日本拘捕过的，也和我一样莫名其妙地被邀来了。不久入座在一个大厅内，丁字形的座位，主人是内山和几个不相识的，其余相向而坐的都是左襟上红条写着各人姓名的毫不认识的中国人。我对面坐着一个青年，遮遮掩掩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看到那名字是“陶亢德”。正纳闷间，内山站起来发言了，大意是：最近得到南京政府（汪伪政权）一笔文化奖金，就在“五四”节拿来请各位叙叙。我听了这话，再四顾除了夏先生外，不认识的人如陶亢德一批，大约是文化界小汉奸和败类，我和夏是被骗来了。心中正没好气，有一个中国女人起来说：某日本女主笔要见我。我说：我不懂日本话。她就说：我可以做翻译。我满腔愤慨回答她说：我不愿见。

从汪精卫伪政权奖给内山文化奖金看来，岂不是因为内山对他们的文化事业有贡献才给奖的吗？看内山兴高采烈地招待那一批人，不是扩大这伪文化事业，拿这金钱来博致奖上加奖吗？在日军占领下的汉奸给奖，他是日本商人，做他意愿或不意愿的事情，我们明白他既是资产阶级中人，当然不能要求他像中国人一样的立场，而况中国人的汉奸不多的是坐在面前吗？越想越气恼，我的到来这时总算认识内山的为人，也算明白鲁迅临死前要搬出北四川路去的道理，两条道路岂能并存？

后来日军投降，内山书店也散伙了，店没有了。内山寄住在虹口他们侨民区。我有机会看见他，很凄凉地在极少数的书籍旁安顿着。再后来，书籍多起来，据说是从旧货郎那里收集到的，已经初具规模了。忽然在这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日本侨民于日人俱乐部，大家只身前往，即不令回家，随后便押解上船，内山带着随身的一支手杖回到东京。

可能在东京他也是感到处处不如意吧！他屡次见我们称赞日本风景如何美丽的时候，他就意味深长地说：“好是好的，但不是我们的了。”从这句话看来，他是如何的热爱他的祖国，如何的对美帝占领区的军事基地怀抱深忧，从而彻悟解救日本，除了中日友好，寄希望于这一前途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因而我想：这七十多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可能在日军占领中国时他发展得强一点依向日军，而当日本人民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倾向于反对侵略的一面，也许是其积累痛苦的经验，带着一支手杖回去所深思熟虑的吧！如此，惟愿他最后的一页，如我所想的，作为中国朋友所希望于一个日本人的光辉的一页，永远存在，以及将这光辉永远扩展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