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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瞿秋白与鲁迅（第2页）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傍晚归。”

归来已傍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道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了。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各方态度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各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的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说到这里，兴趣也起来了，当时就有人说：何不我们亲手来搞一下？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时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帖，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洛文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即市面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这书创纪录地迅速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一“快”字，也代表了革命者的精神，更开辟了众人合作做一件书业的良好先例。这是我们从秋白夫妇的工作作风上得到的。

这回住了不久，2月底就又走了。但敌人追踪甚紧，秋白同志担任的工作又相当重要，为敌所忌。似乎在短短期间，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搬迁，就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秋白同志的许多书都留下了。在我家临行时送杨之华的棉旗袍也丢掉了，但革命精神和意志却是永远也丢不掉的，这就是革命者的顽强性！在鲁迅方面也常常替他们焦急起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自己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着：“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日又“午后往东照里看屋”，这“屋”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内山夫人陪去看，他分出余屋租给中国人，而这人就是秋白同志他们。这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问长问短，查职业，看家底好得多了，鲁迅也为此稍稍放心了，因此满意地租下来。到3月6日的日记里，鲁迅写着：“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是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的。为什么送堇花呢？这堇花又是什么样的呢？连我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堇花大约是日本有的，是3日内山夫人送来，鲁迅以之“借花敬佛”的。

大凡意气相投的人，见面总不嫌多，路远也觉得近了，真可谓“天涯若比邻。”而这回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相隔不远，许多日常生活之需就由我效劳，而鲁迅也早晚过从甚密。他们房里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鲁迅写的对联也挂起来了。到4月11日，鲁迅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就过往更其频繁，有时夜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到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具有正义感的，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能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似的了。

从3月5日的《王道诗话》起，秋白同志因一时的较安定的小康生活，创作就更施展得丰盛了。计：

3月7日《伸冤》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头经》

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

4月11日《关于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内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

以上是用鲁迅名义发表的秋白同志写的文章，从日期看，如果没有充沛的文学休养和高度的理论水平，哪能在短短的期间，有如是的丰富而充实的文字见之于世，尤其后几篇同一时间写的，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不少深入人心的力量呢？

秋白同志是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所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一度交换意见了，就修改或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午饭后至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身体的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有时他自己开门出来，这时往往就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了，鲁迅看后，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而他所率领大家跟着党走的强烈的政治思想，又是那么义正辞严地寒敌人之胆。只要一看到他在1933年骂那些卖国贼汉奸如汪精卫、胡适等辈是多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就知道秋白同志是运用革命理论作预言的确凿不疑了。

第三次秋白夫妇来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1933年7月下半月，机关被敌人发觉，在深夜约二时左右，我们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阻他，以为如果是敌人来抓人，我也可先抵挡一阵。后来听声音晓得是秋白同志，夹着个小衣包走进门来。刚刚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耳里，我们想，这却糟了，莫非是敌人追踪而来？还是由我下楼去探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片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人家内和西邻住着在巡捕房工作的白俄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奇遇，而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革命贡献一切，连自己的生命在内，之外没有任何要求。而白色恐怖弥漫空际，被破获的事件有时日有数起。网越撒得宽广，钻网的办法也就越多、且密。就这样地互相斗法，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然而略微的牺牲些人和物，是在所难免的，不然怎叫革命！这个道理，秋白同志是处之泰然的。当其住在东照里亭子间里，过着起码的生活，而又支撑着病体工作的时候，就连不用钱买来的太阳光也照不到，这对肺病是不利的。杨大姐对革命、对同志的关怀，不由己地就非常热望他能有机会见到阳光，在我们面前也暗示过要他多来玩，我们当然欢迎。但秋白同志却很泰然地解释：只要想一想革命者随时有入狱的可能，那时什么也不能做，更不用说见到阳光了。住在外面，无论如何总比在里面（入狱）强百倍不止的，这样就在亭子间也心平气和了。这是多么伟大的忠诚于革命，不知有己的崇高品德呀！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的精神，向他学习。然而作为鲁迅个人所能做到的，对革命知己的关怀和友谊，仅只能拼命设法给他介绍出书，冀于物质上有所帮助，从而对病体增加营养，更其对革命有大贡献，但还是遭到现代书局第三种人杜衡的扣压，致《高尔基论文集》终于赎出后才能出版，这里看到中国旧时代的作家说些人民要听的话时，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经营出版事业，就永远遭受呕气，鲁迅们就是如此度着最黑暗的时日。

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怀念之情，表现于他自动向我提出让出床铺给秋白同志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这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鲁迅以无产阶级思想，体贴对同志的爱，出于至诚做到了。走后常常挂念着党的胜利，秋白同志的工作顺利。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来信，是秋白同志被敌人捉去了，起先他冒为医生，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接济，要保释，终于被敌人识破了，他就毫不掩饰地正面渺视敌人，以致遇害。那时鲁迅从收到信，设法营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时，他长期被悲哀所痛苦着，连执笔写作也振作不起来了。

到1935年夏间，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的消息传到之后，鲁迅就替他设法营救，甚至筹集资金接济狱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鲁迅极其悲痛地向人说：作者“已经并不急于要钱”。这就是最后一次鲁迅未能完成为知己服务的一次。

人们因为是鲁迅怀念秋白同志的牺牲于反动势力之手，托内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为这书付出了辛勤劳力而对鲁迅的友谊也给予崇高的估价。其实是不止鲁迅一人的。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里集合到郑振铎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商议给他出书，传布、教育人民，以扩大革命影响。大家集款，负担排印到制纸板的经费，印刷、纸张费用由鲁迅收尾，其中编、校等琐碎工作亦鲁迅经手，故有许多向朋友述说排印慢的书信（当时决定由开明排印的）。但又想到：创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时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须尊重党的决定，所以就暂定先出翻译。《鲁迅书简》内给曹白信说得很清楚：“《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学院来办吧。”

这种态度，在信里充分显示出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不敢印创作，就是先印翻译也不加改变，把决定的“权”归给党，是战士听命于领导的态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动也不例外。读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鲁迅教给后人他们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