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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传4（第2页）

“我认为在这个确定的时间里，大革命就要开始了，它已经在基督教的世界中酝酿了近两千年了，——这场革命是以真正的基督教来顶替腐朽的基督教，以及驱除那些从其中衍生出来的错误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以人人平等为基础，是全部有理智的人都渴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础。”2

1。参见《同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

2。参见《世纪末日》。

那么预言家会选择什么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纪元呢？选择俄国最阴暗的时候，选择灾难与耻辱并存的时刻。具有崇高创造性的信仰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啊！在它四周，一切都变得明亮，——哪怕是在黑夜里也一样。在死亡中，托尔斯泰窥视到再生的先机——在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血腥的阶级斗争中。他的梦想逻辑根据日本的胜利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在与非基督教民众在战争中，他们要比这些“跨越了奴役阶段”的基督教民众更有优势。那么这是否会令这些民众退让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至高的骄傲。俄国要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它应该完成“大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的宣道者，这个反对暴力的老头，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1905年的革命，将会把忍受着凶残的压迫的人类解救出来，它将开始于俄国。——它真的开始了。”

俄国为什么会成为上帝的选民？或许是因为新的革命应首先救赎“弥天大罪”：上千个富人独霸着土地，千百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1。另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俄国人这样意识到了不公。

但也因为俄国人民是所有民族中最受感染、最真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他们那开始的革命则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博爱的律令。然而，假如这种博爱律令没有依据不反抗的律令的话，那么它是实现不了的。而不反抗向来就是俄国民众的一个主要特点。

“对于当局，俄国人民向来都持有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当权者；而且他们都未参过政，因此也就从未受到过政权的污染。他们把权力当作是应该避免的一种罪恶。古代曾传说：俄国人曾经祈求瓦兰人2做他们的统治者。大多数俄国人宁可忍受暴力行径，也不会报复或染指。因此他们一向是忍辱负重的……”

但是，自愿的屈服和奴颜婢膝的服从是完全不同。3

1。《世界末日》中写道：“最残酷的奴役生活就是剥夺土地，因为做一个主人的奴隶等同于收一个人奴役。而若被剥夺了土地，就相当于成为了所有人的奴隶。”

2。瓦兰人，古时俄国人对诺曼人的一种称呼。这个民族出现于8世纪的东欧平原，善于抢劫、掠夺。

3。1900年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抱怨别人对他的不抵抗原则的误解。他提出“勿以恶抗恶”和“勿抗恶”中的反对恶，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勿抗恶却是最有效的斗争方法。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忍辱负重，而他不可能一面忍辱负重，一面对各种暴力发动反击；可是他不会服从于这些暴力，换句话说，他不认为其合法性。”1

在托尔斯泰写这一段话时，他正处在一种激动之中——因为他目睹了一个民族以不抵抗主义做出了最悲壮的榜样。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发的流血示威事件。当时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在教士加蓬的带领下，任人枪杀，而他们没有发出一声仇恨的呼喊，也没有进行任何自卫。

长期以来，在俄国被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丝毫不顾迫害，仍然顽强地奉行不服从政权，并且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在俄日战争过后，这种思想在农村群众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拒绝服兵役的情况也随之在扩大；他们所受到的残酷压迫越大，心中反抗的怒火就越强烈。另外，各省、各族，即便不知道托尔斯泰这个人，也都在实行着这种消极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1905年起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都是这样托尔斯泰对这些运动的影响远远不及它们对他的影响；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具备的力量和意义，无论身为革命党的作家们（如高尔基）怎么说，2这的确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1。参见《世纪末日》。

2。托尔斯泰就地方自治会的混乱提出谴责意见后，高尔基说出了朋友们的不满，他这样写道：“这个人已经成为他思想上的奴隶。对于一个置身于俄罗斯生活之外许久的人来说，他不再倾听人民的声音。而是翱翔于俄罗斯之上，飞向远方。”

托尔斯泰对于那些甘冒生命危险去实施他所宣传的主张的人，抱有谦虚而严肃的态度。而对于杜夫勃耳人、格鲁吉亚人和那些逃避服兵役者，他却没有丝毫教训者的神气。

“没有经历过任何考验的人，是无法教导正在忍受考验的人的。”

他请求“所有因他的言论、著作而导致痛苦的人”宽恕他。他从未怂恿任何人逃避、拒绝服兵役。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做决定。如果他遇到一个犹豫不定的人，“他一直劝他去服兵役，只要他觉得在思想上是可行的话，那么就不要拒绝”。因为一个人的犹豫，说明了他的不成熟。而且“最理想的情况是多一名军人而少一个虚伪者或叛徒，因为去做力能范围之外的事的人，最终都将会沦为虚伪者或叛徒”。他十分怀疑逃避兵役的季卡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是在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下做出的决定，而并非是对上帝的爱使然”。对于杜夫勃耳人，他则写信劝说他们不要因为自傲和尊严拒绝服兵役，可是，“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他们将脆弱的妻子和孩子从痛苦中拯救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人因此而谴责他们了”。他们只应在“基督精神扎根于心中时才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因痛苦而幸福”。无论怎样，他都会请求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要断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的，甚至连希律王1都应该被爱：

1。希律王，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帝国派遣的一位驻巴勒斯坦属地的分封王。在职期间曾审判过耶稣，并将施洗者约翰处死。

您说：“人们不该爱希律王。”——我不知道，可以我认为，您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您也清楚，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我会痛苦，我的生命也会消失。

这份爱是永不熄灭的**，是神圣纯洁的，甚至连福音书上的话都无法令他满足——“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因为他能从中发现一种自私的味道！

在某些人眼中，这份爱实在是太广博了，而且将人类的自私情绪彻底摆脱掉了，致使这份爱变得有些空泛！但是，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这种“抽象的爱”呢？

“现在，最大的罪过就是人类的这种抽象的爱，对于那些相隔较远的人的平庸之爱……爱我们不相识并且永远无法相遇的人，那十分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也不必牺牲什么，同时，还会对自己很满意！这实在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你的邻居，——而且要爱和你共同生活并妨碍你的人。”

在众多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著作中，都谈到他的哲学与信仰并不是新颖的。的确如此，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是永恒的，所以它们不像当下时尚的新潮……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与信仰属于乌托邦式的。没错，一个预言家就等同于一个乌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尘世起便已开始了。既然他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预言家也加入了我们，既然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头顶有着一道光环，我认为对于世界而言，这是比多一种宗教或一种新的哲学更加新颖、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看不到在这般满目疮痍的世界中那份无边的博爱的化身！

十八

托尔斯泰的相貌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其形象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宽阔的额头上深深地刻着两道重重的皱纹，雪白浓厚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不禁让人联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苍老的面容很温和、慈祥，但往日的那份病患、忧伤的印迹依然存在。从二十岁兽性的粗野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严肃、僵硬，再到现在，他的变化有多大啊！但是，他那双清亮的眼睛仍旧深邃敏锐，显示着无限的坦白直率，它不隐瞒一切，却又能洞察其他一切。

在他去世的前九年，托尔斯泰在给圣教会议的回信（1901年4月17日）中这样写道：

“多亏了我的信仰，我才能在平静欢乐地生活，并能够在平静和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古时候的一句谚语：“我们不该在人临死前称其为幸福的人。”

托尔斯泰当时引以为傲的那份平和与欢乐，不知是否一成未变，始终与他相伴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在云雾散去的黑暗中，人们期待的光明却没有照射出来。革命的兴奋度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疲力竭。昔日的不公没有丝毫改变，如果非要说有何改变，那只能说是贫困更加深重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就对俄罗斯拉夫民族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心生疑惑，而他顽强的信心驱使他向远方寻找能够肩负重任的其他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可以重新寻找到西方民族那即将失去的自由”，中国人将领导亚洲各族人民，在以“道”为中心的永恒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1

1。出自1906年，他写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然而他的这一希望不久后就破灭了：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就像往日的日本一样，对自己的智慧加以否定，反而效仿起欧洲来。遭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在加拿大，但是令托尔斯泰极为愤怒的是，他们刚一到那里就强占了土地；刚刚从国家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格鲁吉亚人，竟打击起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被召唤来的俄国军队重新使这一切恢复了秩序。甚至是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是此前人们所企盼的最美好的国家，是一本圣书”1，但不容忽视一点，他们也沦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虚假的，“是当代欧洲主义的畸形儿”。2

1。在《与捷涅罗莫的谈话》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富于智慧的犹太民族沉浸在圣经之中，却看不到头上的千秋万代正在坍塌，更看不到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出现了又消失。”

2。“在血淋淋的国家恐怖之中，看到了欧洲的进步，若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简直是犯滔天大罪。”

托尔斯泰虽然十分悲哀，可是他并不气馁。他仍然信奉上帝，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