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耶拿,德国图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地战胜奥军。
2。在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给考卡写信说:“我不想和你谈论我们的君主和王国,我认为,思想之国才是最值得珍惜、最可爱的。在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地方。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不愿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蒙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亲王逝世;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1816年洛布科维兹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贝多芬曾将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题赠予他,在1815年2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儿时的好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手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的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2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书信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最早的谈话手册记录于1816年。3有关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过程中的那些痛苦,挚友辛德勒有这样的叙述。
1。罗西尼,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剧《唐克莱德》振动了整个德国音乐。鲍恩费尔德在笔记中记录了1816年维也纳沙龙里留传的说法:“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老学究,只有老一辈傻瓜们才会赞扬他们。罗西尼的出现,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贝多芬的《费德丽奥》就是一堆垃圾。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百听不厌。”——贝多芬最后一场演奏会是1814年举行的。
2。除了耳聋,贝多芬的身体情况也每况愈下。从1816年10月起,医生诊断他患有肺病,之后他深受此病的困扰。在1820至1821年,他又患上急性关节炎。1821年得了黄疸病,两年后患有结膜炎。
3。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年贝多芬创作的第一百零一号作品开始,他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他的谈话记录手册共有一万一千页,现存于柏林三家图书馆。
“贝多芬要求指挥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时的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了乐曲的节奏,乐队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指挥,可歌手们却都自顾自地向前赶。于是乎,全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见状,建议休息一会儿,可并未说明缘由,只是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显然,这场演出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进行;但又该如何同他讲呢?谁都不忍心对他说:‘退场吧,可怜的家伙,你已经无法指挥了。’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头绪来,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叫喊。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我便这样写道:‘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指挥了,回家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于是他猛地跳到台下,冲我嚷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就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晚饭时间。饭桌上,他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就在我俩要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疗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的印象。”1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按节目单上所说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可是他丝毫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到全场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见过贝多芬弹钢琴,说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连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伤感。1
贝多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隔绝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寻得一丝慰藉。特蕾兹·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贝多芬这般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2他似乎是依靠着这些而生存的。贝多芬自己也曾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地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的喜爱要多于对一个人……”——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沿着城墙溜一圈。在乡间,他更是经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里,我是快乐的,因为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啊,这是多么的灿烂!在树林里,在山丘上,一片静谧——这是奉献给您、供您役使的静谧。”
1。瓦格纳在1870年出版的《贝多芬评传》中,对于贝多芬耳聋的事情,有很精彩的描述。
2。贝多芬喜欢动物,而且对它们十分怜悯。历史学家封·弗里梅尔的母亲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贝多芬总用手帕将蝴蝶统统赶跑,而故意让她捉不到。所以她一直都因为这件事怨恨贝多芬。
从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虑找到了些许慰藉,但是他却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可是我还要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第一百零六号作品是在一种紧迫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为换取面包而进行创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上裂开了个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债,而且他的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他那支《D大调弥撒曲》在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创作了一些优美、温柔的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可每支曲子最终只能勉强地为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仿佛是用血和泪写就的,但亲王竟一分钱都没付给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津贴,或是因为要保住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的精力几乎要耗尽了。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穿我的心灵,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与我争夺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1我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神明,请听听我的呼唤吧,请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发出的热烈祈祷吧!”
1。贝多芬在写给斯特莱歇尔夫人的信中说道:“我从来不会报复。当我忍无可忍而采取行
动对付别人时,那纯粹是出于自卫,或为了阻止他们作恶。”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抛弃了,只因为我拒绝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将来能与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啊,残酷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辜负了他伯父对他的信赖。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难道我还要再一次接受这种卑劣无耻的无情无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当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后,都会恨你的……如果我们维系我们关系的约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至高无上的神明;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于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
“你已经被惯坏了,但学会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没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心痛万分,无法遗忘……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能离你千里万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
然后他签下这样的署名:“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接下来,他心软了,开始了一番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必再说什么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对于如何安排你的未来,我们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责备你!责备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会给你更多的疼爱与照顾。——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中来吧。——来吧,收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还用法文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你必将置我于死地。”)
侄子是聪慧的,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学之路,然而在为他的将来筹划无数美梦之后,贝多芬不得不接受现实,答应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尔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奇怪的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不仅没给侄子带来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体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我变得更坏了,因为伯父要我上进。”
1826年夏天,卡尔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个可怕的打击重创贝多芬早已脆弱的心。1卡尔被治愈了,但他的伯父直到临死前都一直饱受折磨。伯父之死,与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前,卡尔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几年前,贝多芬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没有抛弃我,将来一定有人为我送终。”——遗憾的是,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作“儿子”的那个人。
1。当辛德勒见到贝多芬时,他说贝多芬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70岁的老人,精神萎靡、步履蹒跚、全身乏力,没有一点意志。如果卡尔死了,他也不想活着。——事实上,几个月后,贝多芬便去世了。
即便深陷忧伤之中,贝多芬仍然歌颂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时起,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想谱写《欢乐颂》,并以此作为他作品中的一部终曲。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思考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适,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都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大家所听到的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为终曲的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也几乎有另外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想在曲子里加入一支用某种器乐演奏的《终曲》,后来,他把这个乐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中那个四重奏里去了。切尔尼和森雷特纳肯定地说,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的演出)之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