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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路何人说断肠 一（第2页）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被生生地斩断了。父母把她嫁给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也不会爱上的庸俗不堪的官吏。朱淑真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一定意义上来说，爱情同生命一样，是一次性的。真诚的爱恋一旦发生，心中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留下永难磨灭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被破坏，很可能使以后的爱恋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五

“事到无为意转平”。初始，朱淑真也曾试图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裂痕日深。及至丈夫有了新欢，朱淑真就更加难以忍受了。规劝过，抗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朱淑真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朱淑真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哪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朱淑真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她同旧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时刻，也就顾不上去赏灯饮酒了。谁知明年是什么境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实在难说。一种隐忧自始就潜伏在短暂的欢情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朱淑真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暖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下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与朱淑真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夜结得梦夤缘。云水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宛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她借**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是一种绝不妥协的叛逆行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无常和空虚。据当时人记载：朱淑真“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减字木兰花·春怨》中是这样描述的：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六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森严，社会舆论对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逼使闺中女子完全处于封闭、隔绝状态。有些无耻的男人，**猥秽乱，不堪入目，词汇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却不受苛责。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招人咒骂，更不要说“**”“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娃**”，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像一盆盆脏水泼到她们头上。

朱淑真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不仅毫无顾忌地做了，而且还以诗词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公开对抗传统道德的禁锢，热烈追求个人情爱与自我觉醒。据说朱淑真是那位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真是造反造到尊亲的头上，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结果，不仅自身不容于社会，遭迫害致死，而且那些掷地有声的辞章也惨遭毁损，付之一炬，致使“传唱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对作者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作者的“贞节”，说是误收，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是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断肠诗词》原本是十分娴雅、优美的，完全不同于那些**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立刻想到**，立刻想到**，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语）。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吧，朱淑真才写下那首反讽式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与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抒发感时伤世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数百年后，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那位“奇女子”比一比，勇气、豪情，还有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孰高孰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