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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辈子 一（第2页）

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李鸿章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

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李鸿章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冷静一些，显出一种平常心。比如，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得知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自思整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既无法补救时局，又不敢卸下担子，不知何时才能大梦一觉、抽身退步。

这自是真情流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力。

彭玉麟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彭玉麟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三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连说也不说。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又做又说。他们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显得坦白一些。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时，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书中，曾国藩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曾国藩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

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视为无益之请，自己仍不改对事业经济的热衷。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不同境遇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到的一句话。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手段，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扩充李鸿章的淮军。这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剪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

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之职，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面临列强鲸吞之势，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李鸿章就充当了这种角色。李鸿章像避雷针那样，把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能倒下吗？

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也不像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李鸿章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完全属实，只是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做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邻船上是入京参选秀女，万一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力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道是谁？一个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她最怕的，就是议和时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心领神会。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便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嘛，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为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以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话，叫作：

巴结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吓破胆子，

死要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