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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篇 是真名士自风流 遗编一读想风标 一（第1页）

文人篇是真名士自风流遗编一读想风标一

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孟子”的怀古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邹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亚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幼年家境贫困，父亲早丧，强毅而有卓识的母亲“三迁择邻”“断织劝学”，将他抚养成人。孟子私淑孔子，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史记》本传称，孟子游说齐王，未能见用，转赴梁国，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远离实际，不合时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对于孟子，王安石是拳拳服膺、衷心景仰的。只是“往事越千年”，斯人早已成了“沉魄浮魂”，无法“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楚辞·招魂》），只能想望其风标于《孟子》遗编了。“何妨”一句，道尽了孟子，包括诗人自己雄豪自信、卓尔不群的气概与无所畏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意志。诗人引孟子为知音与同道，最后以沉郁之语作结：毕竟还有这位前贤往哲足堪慰我寂寥！

说到孟子的风标，最显眼的是其政治抱负远大，高自期许，非常自负。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指出：从尧、舜至于孔子以来，具有一条圣人、王者绵延相承的根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尧、舜至商汤，商汤至周文王，周文王至孔子，都是五百余年，“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接下来，他直白地挑明：上天若是不想让天下治平，那就罢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

一次，门人公孙丑将他与管仲、晏婴相比。管仲、晏婴都是齐国著名的政治家，辅佐君主，富国强兵。孟子却大不以为然，对公孙丑说：“你真是一个齐国人，只知道管、晏！当年曾子的儿子曾西，认为管仲得到齐桓公那么专一的信任，执政那么久，功业却如此卑微，很不乐意同他相比。连曾西都不肯，你以为我就能愿意吗？”其实，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并不能说卑微，但由于只兴霸业而不施仁政，所以不为儒学宗师所认可。孟子还曾说过：齐王如果用我，何止是齐国人民可以安享太平，“天下之民举安”。时人景春认为魏国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孟子同样不以为然，并斥之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说他以顺从为正宗。

孟子雄强善辩，傲岸不群，在君王、权贵面前，尤其注重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俯就。一天，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人来跟孟子说：“我本应该来看你，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我便也临朝办公。”孟子觉得齐王是摆架子，“感冒”云云不过是托词。于是，他对使者说：“请你回去跟君王讲，我也病了，不能前去朝廷。”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吊丧。公孙丑提醒他：“老师，昨天您托词有病，谢绝齐王的召见，今天又要出去吊丧，这大概不好吧？”孟子说：“那有什么！昨天患病，今天好了。”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人来探视，并带来了医生。这该如何处置？跟着孟子学习的孟仲子只好出面应付，说：“先生的病好了一点，已经上朝了，不晓得他是否已经到达。”接着，孟仲子就派人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拦截，告诉他不要回家，赶紧上朝。孟子没有办法，只好躲到齐国大夫景丑家去借宿。

景丑同孟子交谈，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这是重大的伦常关系。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可是，我只看见齐王对你很敬重，却没看见你怎么尊敬他。”孟子说：“在齐国人中，没有谁以仁义之道向齐王进言；他们并非认为仁义不好，而是觉得其王不足以谈仁义。这才是最大的不敬！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进言，所以，要说尊敬君王，没有谁能赶上我。”景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礼》云：臣子听到君主召唤，应该立即动身，不能等待驾好车子再走。你本来准备上朝，一听说齐王召唤，反而不去了，这于礼不合吧？”孟子引曾子的话作答：“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不过，他们凭的是富，我行的是仁；他们倚仗的是爵位，我抱持的是仁义。我为何会觉得欠缺什么？”随之，孟子阐明：“天下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齿、德行。在朝廷上，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齿；至于辅佐君王，当以德行为上。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能召唤的大臣，遇有要事请教，应该亲自前去，以彰显其尊德敬贤之诚。”

孟子清高自持，刚正不阿。齐国大夫公行子家里办丧事，右师（齐之贵臣，六卿之长）王驩往吊，一进门，就有人趋前与之交谈，入座后，还有人跑到他的旁边献殷勤。孟子当时也在场，与王驩原本相识，却“独不与驩言”。右师不悦，怪他有意简慢。孟子知道了，说：“《礼》云：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是依礼而行。”

齐王馈赠孟子百镒上好的黄金，孟子拒绝接受。弟子陈臻不解，孟子答曰：“这笔钱送得没有理由。没有理由送钱，等于用贿赂收买我。哪里有可以拿钱收买的君子呢？”

二

孟子这样做，不只是维护一己的身份与尊严，而是代表了士这一阶层的群体自觉，体现着士的主体性。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认为，孟子最大的贡献是确立士人的独立品格，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升华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在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方面，孟子的影响似乎比先师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列国纷争，为实现富强，完成霸业，不仅需要武力，还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撑，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这样，诸侯之间便竞相“养士”，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许多士人都趋之若鹜。士，作为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士本身却并不具备施政的权势，若要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是以丧失思想独立性、心灵自由度为代价的。许多士人为富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荀子语）。与此相对应，孟子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倡导并坚守了一种以仁义为旨归的士君子文化。所谓士君子，也就是士阶层中那类重节操、讲道义、有风骨的优秀分子。

孟子像先师孔子一样，十分厌恶“乡原”，将这类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不讲是非原则的欺世盗名之辈斥为“阉然媚于世也者”。他要求士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不怕惨遭杀戮，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丢掉脑袋，以成就其完美人格。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为了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灿若群星，他们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了孟子的影响。

论及士人的独立品格，在封建时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明君应“亲亲而仁民”“贵德而尊士”。周游列国过程中，孟子常常不留情面地公开批评一些君主。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谈到“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可是国内民众却不见增多，孟子一针见血地直戳要害：“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1]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紧接着，孟子又直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还有一次，孟子对弟子公孙丑说：“不仁哉，梁惠王也！”指责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驱使老百姓打仗，结果尸横郊野，骨肉糜烂。

尽管孟子是齐国的客卿，但是对齐宣王也毫不客气，竟然当面揭露其“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虚假仁慈。他们有这样一段精辟的对话。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您有一个臣子，他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自己出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您说，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又问了：“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属，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他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