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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血腥家族 一（第1页）

君王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血腥家族一

相对于“神圣家族”“黄金家族”，“血腥家族”一词，听起来未免有恐怖之感。无奈，这却是真实的，西晋王朝白痴皇帝当政时期的司马氏家族，确是这样。

登上洛阳的北邙山，人们会发现，山上山下，前后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无怪唐人王建有这样的诗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看来，“邙山无卧牛之地”的说法，虽属形容，却并不为过。

原来，这里紧邻着恢宏壮观的帝京，前邻伊洛，后傍黄河，土层深厚，风水绝佳。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

司马氏祖孙死后大都葬在这里，可是无论是司马懿的高原陵、司马师的峻平陵、司马昭的崇阳陵，还是司马炎的峻阳陵，却连个踪影也不见。据说，因为大野心家司马懿担心死后被人掘墓，临终前便嘱咐子孙，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这种形制的确立，影响了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团。为了一顶王冠，生前决眦裂目，拼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够可怜的了。隋炀帝死得很惨，可是也还有一座孤冢留在扬州。“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当然，包括“八王”与杨广之流在内，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毫无价值可言，死后那些臭皮囊更是与草木同腐，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埋骨地，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紧。

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生前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都在这里碰头了。诚如《列子》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后世词曲中也说：“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

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

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拼死挣扎的浮世绘：

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

……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

他分明在说，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虚无。败叶飘飞、泥沙俱下之后，总会有精金美玉存留下来。体现着生命自由与人文觉醒的“魏晋风度”，就正是这么生成的。

二

按说，一个刚由分裂达到统一的朝代，总该面貌一新、有所建树吧？那也未必。西晋王朝结束了魏、蜀、吴三国割据政权的统治，实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可是“合”了以后，比“分”的时候更乱、更糟，昏天黑地，一塌糊涂。而且为时很短，整个王朝传了四帝，满打满算，仅仅五十二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王朝；如果从它出兵灭吴，到最后一代皇帝被俘、都城沦陷，实际上，统治中国不过三十年。

一般来说，一个新兴的政权，总会比垮掉了的旧政权具有活力，具有较强的施政能力。西晋王朝却是例外。司马氏为了夺得政权，处心积虑几十年，把一切精力都放到如何谋国、如何篡位上，而当真正成为九五之尊时，已经到了第三代，此时恰恰进入了危患重重的瓶颈期。当政者从根本上就不具备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决策能力，到头来，就只有灭亡了。对此，宰相何曾早有预感。一次，他对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者皇帝的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大局有关的话，只是说一些日常琐事，这可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到了孙儿那一辈，恐怕就逃不脱灾难了。

对于这个王朝腐败的成因，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本来，两个异质集团结合在一起，其优点、劣点的“存活率”是各占一半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优点未能得到发扬，劣点却充分显示出来。这令人想起英国大作家萧伯纳讲的笑话。一个女演员对萧伯纳说：“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以你的聪明和我的漂亮，生出来的孩子肯定非常理想。”萧伯纳说：“如果反过来，以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生出的孩子又将如何？”西晋就正是这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往古来今，哪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不是经过数十载的浴血奋战，惨淡经营，才获取成功，臻于郅治！因此，那些开国皇帝和创业元勋，都是大有作为的一代精英。唯独西晋王朝，以禅让的名义，未曾动用一兵一卒，就从曹魏手中接管了天下。而第一代当政的司马炎，原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又兼他登上帝座之后，整个朝廷已经没有可用之人，凡是有才能的都被他的父、祖辈赶尽杀绝，侥幸存活下来的，也都选择逃避、忘却，转移伤恸，遁入清谈，懒于问事了。

说到这里，需要就“禅让”一词解释几句。这是魏晋时期一种特别显眼而且层出不穷的政治现象。当时，有个美好的说法，称为“上袭尧舜”。实际上，所谓“异姓禅代”就是曲线谋国。

公元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被曹操打败，上表称臣，并奉劝曹操称帝。本来，篡汉自立，位登九五，这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孙权的劝进，对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操手握一切权力，献帝不过是任其随意摆布的玩偶。只是慑于舆论的压力，曹操始终未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当作内衣穿了二十多年。

当下，他就找来老谋深算的权臣司马懿试探一番，说：“孙权这小子劝我称帝，这简直是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受烤啊！”司马懿心里是透彻明白的，立即迎合说：“这是天命所归，天随人愿。”曹操听了，心中自是狂喜不止。可是还没有等到动手操作，他便呜呼哀哉，抛下的篡夺大业只能靠他的儿子来完成了。曹丕继位之后，经过一番“假戏真做”的三推四让，终于在公元220年登上了受禅台，是为魏文帝。

此后，司马氏祖孙三代，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仍然还是皇位。魏文帝死后，司马懿又辅佐了明帝曹睿、幼帝曹芳。最后，这个四朝重臣终于按捺不住了，趁着曹芳外出祭祀机会，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城内指挥政变，铲除了政敌，独揽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曹芳名义上还是皇帝，实际上成了傀儡。曹氏宗室被迫迁居于洛阳城内，不准相互往来、自由进出。

司马懿死后，由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竟然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黜曹芳，立曹髦为魏帝；六年后，司马昭又杀了曹髦，立曹奂为魏帝。公元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完全按照“汉魏故事”进行禅代，从曹奂手中夺得了皇权，是为晋武帝。一百五十五年以后，宋主刘裕“依样画葫芦”，接受了东晋恭帝的“禅让”，即皇帝位。一切处置“皆仿晋初故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刘裕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