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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第一部不合理的社会（第2页）

“‘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情况并为此采取了措施’，这个人说，‘我们有手工业，还有农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些工作谋生而不去为非作歹。’

“‘这不符合你们的需求’，我反驳道，‘暂且不提对外征战和国内战争，就说在最近和康沃尔人的战争以及不久前的英法战争中受伤致残回家的人们，他们为国家和国王效力，最终落得四肢不全的下场。这些人因为残疾而无法从事自己原本的工作，又因为年龄限制而不能学习新的知识。暂且不讨论这一部分人，战争毕竟是偶尔才发生，让我们先来看看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吧！

“‘你们中间有一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佃农养活，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去剥削佃农（的确，这是他们对钱财斤斤计较的唯一例证，因为在其他时候他们都奢靡无度、挥金如土）。这些贵族还养着许多无所事事的随从，这些人身无长技，没有任何谋生的手艺。但是只要主人去世或者他们生病，这些人就马上会被赶走，因为主人养懒人却不养病人。而后世的继承人往往不能将偌大的家族维系在一起。

“‘现在，这些被赶走的人越来越饿，越来越想去偷窃。他们还能做什么？风餐露宿的生活使他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长此以往，积贫积弱，没有任何绅士愿意雇用他们，原有的农户也对他们望而却步。农户深深地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懒散闲适，习惯了和周围的人相互吹捧、不思进取，他们就不会为了微薄的报酬和果腹的食物而去劳动，去老老实实地为他们这些农民干活。’

“那个精通英国法律的人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人。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人才是军队的中流砥柱，他们比手工业者和农民更有高贵的荣誉感。’

“‘你还不如说’，我回答道，‘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珍惜小偷，因为他们之中有你需要的人。如果我们养活这些人，盗窃犯就绝不会绝迹。而且，盗窃犯从军也不是不活跃的，当兵的去盗窃的也不少。二者互通，如此巧妙。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在你们国家很严重，但倒也不是你们国家特有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

“‘法国的情况更糟糕，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一个国家这样的状态可以被称为和平），整个国家也到处都是士兵。而他们得到报酬的原因，和你为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随从辩护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是那些假冒政治家的格言：为了公共安全，预先备好经验丰富的士兵是必要的。他们认为没有经验的人是不可靠的，并且他们有时会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以便于在真枪实弹中训练他们的士兵，或者，像赛勒斯特[10]所说的那样，为了避免他们的双手因为太长时间不用而变得笨拙。但是吃了大亏后，法国人已经意识到喂养这些野兽是多么危险。罗马、迦太基、叙利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城市的命运都是被那些常备军倾覆甚至彻底摧毁的，这些历史教训应该使他们更加明智。

“‘这种军队没有维持的价值，从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没有经验的人对战也不一定能够获胜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关于这一点，我不多说，以免你们觉得我在奉承英国人。不管怎样，只要没有肢体上的残疾或者因极度贫困、难以饱腹而精神萎靡，城里的技工和乡下的乡巴佬都不害怕和无所事事的绅士的随从们打架。因此你不必害怕那些体格健壮的男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贵族宠溺），他们现在因为享受安逸懒散的生活而变得虚弱，以致不适合战斗了。但是，只要不断进行体力劳动，坚持锻炼，努力做工养活自己，就不需要担心无法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总之，为了应对战争而养活一大批无所事事的闲人是不合理的，他们在和平时期引起的骚乱比在战争时期的贡献更值得关注。你们更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情况而不是战争，你们不想要战争，就一定不会有战争。但是我不认为盗窃率上升的原因仅有这一个。而且，另一个原因对英国而言更为奇特。’

“‘那是什么？’红衣主教问道。

“‘牧场的增多，’我说，‘绵羊本来是温驯的，所欲无多，现在却变得凶狠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还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镇。无论在哪里，只要是能出产更柔软、更细腻的羊毛的地方，就有不满足于他们原有农场收益租金的贵族和乡绅，以及那些神职人员和住持们。他们不仅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而且过着安逸的生活，却还觉得不够，还坚决要造成更严重的危害。他们阻止农业发展，摧毁房屋和城市，仅仅保留教堂以及圈地养羊。仿佛森林和公园占用的土地太少，这些家伙让最适宜居住的地方都变成了荒僻之地。因为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想要圈划数千英亩的土地，佃户就被用诡计或者暴力掠夺了所有的财产，还有的佃户在遭受不公平对待之后被迫变卖一切。这些悲惨的人们，无论男人女人、已婚未婚、年轻年老都要带着他们一贫如洗的家庭离开家乡，不知道去往何处。并且他们必须卖掉所有家当，这些东西本来就没什么价值，着急出手就更得不到几个钱。他们很快用完这点儿钱后，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去盗窃而被处以绞刑（上帝知道这多么公正！）或者去乞讨？如果他们去乞讨，他们将因为流浪被关进监狱，其实他们乐意工作，却找不到愿意雇他们的人。没有可耕种的土地的时候，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了。原本需要一众人耕种的土地现在用于养羊，一群羊只需要一个牧羊人照看就足够了。

“‘这也导致了很多地区谷物价格上涨。羊毛价格昂贵，穷人一向买不起它，也出现了滞销；牧场扩大之后，羊群里爆发了一场瘟疫，大量的羊因此死去，但作为对贪婪的惩罚，似乎把罪加在羊的主人身上更加合理。

“‘但是即使羊的数量增加了这么多，它的价格也不太可能下跌。因为，这虽然不能被称为垄断行业，由于从业者不止一人，但也是寡头经营，并且寡头们如此富有，所以他们不着急卖，直到价格足够高他们才会出售。

“‘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种类的牲畜也很贵，因为许多村庄被摧毁了，农村劳动力被忽视，没有人将饲养牲畜看作自己的事情。富人不像养羊那样养牛，但他们低价买入精瘦的小牛，在牧场上养肥后以高价卖出。依我看来，这种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绝不止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那些。他们高价出售牲畜，因此，如果他们采购的速度比饲养的速度快，那么牛的存栏量必然会减少，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极度稀缺。

“‘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岛屿，将因为少数人贪得无厌而遭受更多痛苦。除此之外，谷物价格上涨使所有人都尽可能减少自己仆人的数量，而那些被解雇的人除了乞讨和抢劫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而且相比乞讨，有胆量的人更倾向于抢劫。

“‘一边穷困潦倒，一边渴望奢靡。衣着华丽，纵情享乐，不仅存在于贵族家庭，而且在商人，甚至农民本身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赌场妓院以及那些臭名昭著的客栈酒馆，再加上骰子、纸牌这样的游戏，还有双陆、玩球、套环游戏等，那些人很快就会花光所有财产从而走上抢劫之路。驱逐这些灾祸吧。命令那些破坏村庄的人进行重建或者把土地转交给愿意进行建设的人。抑制富人独占和垄断市场。少养一些无所事事的懒人。振兴农业，规范羊毛的生产，让那些因为贫穷而被迫盗窃的人和现在还在流浪或者担任无用仆人最终也会成为盗贼的人得到工作。如果不采取措施来对付这些罪恶，而一味吹嘘对盗窃行为的严厉惩罚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它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正义的，但实际上既不公正也没有效果。因为如果你们的公民受到不良教育，从小就行为腐化，然后因为他们最初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犯下罪行而惩罚他们，那么除了先让他们成为盗贼然后再惩罚他们以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当我在发表意见的时候，那个精通英国法律的人就在准备答复，并且决定依照辩论的常用规则，复述我说过的话，而不是回答问题，仿佛在证明自己的记忆力。

“‘你说得很好，作为一个外地人，’他说，‘你听说了很多我们的事情，但其中有很多是你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那我就把所有的一切讲给你听。我首先把你说到的部分一五一十地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你对我们的事情了解得多么少以至于误导了你。最后，我将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要从我答应过的地方开始说起，一共四件事情。’

“‘且慢，’红衣主教说，‘这将花费太长时间。不如将你的答复留到明天我们见面时阐述，如果你和拉斐尔都方便明天见面的话，我计划这样安排。’

“‘但是，拉斐尔，’他对我说，‘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偷盗不应该判死刑，或者你会提出其他对社会更有好处的惩罚措施。因为，既然死亡都不能阻止偷盗，如果盗窃犯可以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制止坏人呢？相反，他们还会把减轻刑罚看作鼓励而让他们犯下更多罪行。’

“我回答道：‘在我看来，为了一点儿钱就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很不公正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生命同价。如果说，“那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我会说，极端的正义意味着极端的伤害，我们不应该赞成那些认为轻微罪行也要处以极刑的可怕法律，也不应该同意将所有罪行等量齐观的斯多亚学派。好像杀人和偷钱没有什么区别似的。如果我们公正地审视这两件事情，就会发现二者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上帝已经禁止我们杀人了，我们可以为了一点儿钱就轻易地处死一个人吗？如果说，上帝禁止我们杀人不包括按照法律应当处死时也不处死，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立法允许强奸和做伪证。因为上帝禁止我们自杀或者杀害别人，而人们却彼此同意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杀人，难道人们的一致意见有如此效力吗？使得他们可以不遵守上帝制定的戒律？既然上帝没有赐予我们可以不受它的法则约束的先例，也就没有给予谋杀以合法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给予了人法优先于神法的权利呢？并且，一旦这件事情被允许，依照同样的规则，人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对上帝的律法加以限制。

“‘即使是用于限制奴隶和贱民的极为严酷的摩西律法，对盗窃的惩罚也仅处以罚金，而不用处以死刑。我们无法想象，在上帝以慈父般的慈爱对待我们的、无比宽容的法律中，竟有如此残忍且容易使人们滥用权利的条款。

“‘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对盗贼处以死刑是不合法的。显而易见，对小偷和杀人犯处以同样的刑罚是荒谬的，是不利于英国司法的。因为如果一个盗窃犯知道对盗窃的惩罚和对谋杀的一样，他就会杀害那个他原本只想抢劫的人。因为既然惩罚措施相同，杀人灭口似乎更为安全，还可以降低被揭发的风险。这样，对盗贼过度恐吓反而促使他们更加残忍，而且使公民面临更大的被杀死的风险。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比严厉惩办更合适的方法吗？我认为，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比创造一个更差劲儿的方法要容易些。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深谙管理艺术的罗马人长久使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呢？他们给犯了重罪的犯人戴上镣铐，发配到采石场或者矿山工作。但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我在波斯旅行时，听波利来赖塔人说的那种制度。他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治理有方。除了每年向波斯王进贡以外，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实行自治并且自己制定法律。他们深居内陆，四面环山，自给自足，很少和别的国家有贸易往来。按照他们的国家理念，他们不求扩张领土，而且既有山脉阻挡又有波斯王保护，因而免受一切侵略。因此，他们没有战争，安居乐业，不求闻达，生活悠然自得。我想，甚至连他们国家的名字都只有近邻才知道吧！

“‘在这个国家，被发现盗窃的人一定要将赃物归还给失主，而不像其他地方，要交给国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王对该物享有的权利不比盗贼多。如果赃物遗失，则对该物品进行估价并由小偷进行赔偿，多余的部分就留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犯人自身被责令服苦役，但是既不用被监禁也不用戴镣铐，除非罪行重大。他们行动自由，为公众服务，如果他们懒惰或者懈怠，将受到鞭打，但是只要他们工作努力，就绝不会受到任何责备。仅在晚上睡觉前点名以及睡觉时会被锁起来。除了连续不断地劳动以外，犯人的生活没有任何苦楚，他们替公家干活，也用公费开支，具体的实施方案各地不尽相同。在某些地方，用在他们身上的钱来自慈善捐款。尽管这个收入来源不太稳定，但是波利来赖塔人对犯人们心存怜悯，因此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会预留一部分公共税收，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些地区，按照人口数量抽取一定的税款来充当这笔经费。在另外一些地方，犯人则不需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并且公众可以雇用他们，只是工资比自由人低一些。如果他们工作懒散还可以用鞭子催促他们快一些。总有一些工作需要他们去做，这样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还可以为社会创造一些财富。他们都穿固定颜色的衣服，头发剃到耳朵以上，并且切掉一个耳垂。他们的朋友可以给他们送来食物和符合颜色规定的衣服。但如果给他们送钱，则对于给予人和接受人都是死罪。任何自由人，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拿了犯人的钱，就是死罪。奴隶（犯人被这样称呼）持有武器也是死刑。每个地区的犯人身上都有独特的标志以便于区分。当一个奴隶走出自己所在的地区或者和其他地区的奴隶交谈时扔掉了自己的标志，就构成死罪。除此以外，密谋逃亡和逃亡也是死罪。如果奴隶对别的奴隶的逃亡行为默许，就处以死刑；如果是自由人的话，就责令充当奴隶。相反，给予告发者奖赏，自由人告发，奖励金钱，奴隶告发，恢复自由，而且这两种人都可以免于追究共谋的罪行。为的是使尽早改邪归正的人比坚持作恶的人享受的待遇更好。

“‘这就是关于盗窃罪的法律和规则，很显然，这些法律和规则既人性化又有好处。这种惩罚犯罪的方式不仅可以消灭罪恶，保护人民，而且也会使人们意识到诚实的必要性，认识到用余生来弥补过去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的必要性。而且，也不需要担心他们重操陋习。甚至有一些游客认为这类人很适合做跨辖区出行的导游。他们没有可以用于抢劫的工具，没有武器装备，甚至只要身上带了钱就会被认定有罪。他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的完全不同，因此插翅难逃，即使他们不穿衣服，被割掉一半的耳朵也很容易被认出。唯一的危险就是他们密谋叛国。当然，除非几个相邻地区的奴隶都一起密谋，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不同地区的奴隶甚至不能见面或者交谈，更不要说将这种危险的想法泄露给别人了。因为他们很清楚，隐瞒阴谋的人是很危险的，而告密者却会得到好处。而且，奴隶是有希望获得自由的，只要他们服从命令、有耐心，使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改过自新了，他们就有希望获得自由，并且每年都有很多人因此重获自由。’

“‘当我把这一切都讲完以后’，我又说，‘你会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带来的好处一定会比那种严苛的法律带来的好处多。’他回答道：‘在英国，这种制度一定会搞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他边说边摇着头，愁眉苦脸，随后便沉默了。在场的人好像都同意他的观点。

“红衣主教说道：‘对这种制度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从未尝试过的方法。但是可以将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小偷，在国王批准后进行缓刑，然后试行这个方法，限制他得到庇护的特权。如果取得了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最终的结果就是立即执行死刑。并且我不觉得，’他补充道，‘这有什么不公正或者不方便的地方，也不觉得这种试行有什么危险。我觉得流浪者也应当适用这套制度，因为尽管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法律，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红衣主教说完以后，大家纷纷称赞这一提议，然而我刚刚说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赞同。不过大家尤其赞同关于流浪者的提议，因为这是红衣主教补充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讲下去，因为这很荒谬。不过，我还是要大胆地讲一下，因为这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联系并且有可能带来好处。

“当时有一位清客站在旁边，他很自然地扮出一副滑稽相，似乎真的是一个滑稽家。他常在不恰当的时间说话打趣，可是让人发笑的并不是他的话，而是他本人。但他有时会意外地说一些很有趣的话，就像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一个人经常玩骰子，他迟早会中一次。’

“有个人说：‘拉斐尔已经解决了盗窃犯的问题，红衣主教也提出了解决游民问题的办法，所以我们就只剩下扶持老弱病残的公共政策没有制定了。’

“‘如果把这件事情交给我，’那个清客说，‘我将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最厌恶这种人，他们总是在我面前卖惨并想要借此讨钱。但是，无论他们把自己描述得多么悲惨，都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因为我并不想施舍他们，即使我想，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施舍。他们现在已经很了解我了，所以也不会在我身上白费力气。我可以安稳地从他们面前走过而不会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我一无所求，仿佛我是一个其他地区的牧师。但我想制定一条法律，把这些乞丐都送到修道院。把男人们送去本笃修会，让他们成为庶务修士，把女人送去做尼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