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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别处 The Other Place（第1页）

5别处TheOtherPlace

我漫无目的地游**过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像是很长时间。但感觉不像是漫无目的，至少不是无忧无虑的漫无目的：我一直在被命运和必然所驱使，就像我中学时读过的那些滥情小说里冲进暴风雨并出没于荒野的主人公。我必须保持移动，像他们一样。我停不下来。

我想象过自己用一根棍子挑着一个小小的行囊，在一条尘土飞扬或崎岖不平或冰雪覆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场景，就像漫画里的流浪汉。但那过于光怪陆离。我应该更像个神秘的旅者，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如同一个征兆，进入每个新城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任务完成。

现实中，我没有任务，也没有艰难跋涉或大步流星。我坐火车，或者坐飞机——这在当时是一种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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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欢迎每一次新的迁居，我欣然甚至是喜悦地打开我仅有的几件行李，然后便开始探索邻里、地区或城市，了解其中的门道；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开始想象，如果我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我会是一个头发蓬乱的知识分子，面色苍白，没有幽默感，心理也不太健康；在那里，我会是一个知足的主妇，被关在一座房子做成的笼子里，但当她意识到那实际上是个笼子的时候，为时已晚。

什么为时已晚？出去为时已晚，离开为时已晚。然而与此同时，我又渴望安全感。在对待男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曾经有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很快变成了不可能。只要两把牙刷并排出现——不，甚至只要我一想到两把牙刷并排放在浴室台面上，变成一种深陷其中、停滞不前、软弱无力的伴侣关系之后——我就必须离开。我的书会被打包装进纸箱用大巴车运走，其中有一些会在途中遗失；我的衣服和毛巾——我确实有一条毛巾——则会被装进我的小铁皮箱。我打包的时候哼着歌。然而每次开始打包时，我都会有种背井离乡的感觉：与我的哼唱交织的，是我对自己即将离开但尚未离开的这个地方泪眼汪汪的怀念。

至于我真正的家，我长大的那个家，我很少想到它，或者说从来没有细想过。我隐约能感觉到父母对我的担心，但他们的担心让我反感。我过得不错。我自食其力。每隔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就会打开一扇窗，我会远远地瞥见父母微小的身影在匆匆忙忙地进行着他们日常的活动，仿佛一部倍速播放的电影：洗碗时的肥皂泡沫让两只手和餐具都模糊起来，整理花园时近乎疯狂地投入，开着喷气机一样轰鸣的汽车前往他们夏天度假的那些地方；然后在那儿洗碗，然后在那儿疯狂地整理花园，然后再回来，然后上床睡觉，然后在黎明时起床，如此循环往复。他们沉浸于世俗的事务中，并不思考任何更高层次的真相。他们让我产生了优越感。然后我就会想家。然后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孤儿，在寒夜中光着脚流浪，一边窥视着家庭生活的舒适场面，一边从后面的菜地里偷一两个土豆。我会用这些悲惨的情景折磨自己，然后再次匆忙地关上那扇窗。

我不是孤儿，我告诉自己；我距离成为孤儿还很远。我得更像个孤儿才行，这样我就可以吃对我有害的食物，熬夜，穿不雅观的衣服，和不适合我的同伴一起混，并且不必再担心这样的行为会让我想起源源不断的焦虑的评价。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么个垃圾堆里？你平时都在干什么？你为什么和那个变态在一起？你为什么一事无成？你要多睡一点！你会毁掉你的健康！少穿黑色！

这些话我父母是绝对不会大声说出来的——他们没那么傻——但我相信思想的射线。这些射线从我父母的头颅中不停地发射，直接射向我的头颅。就像无线电波。我离开家越远，他们默默发过来的射线就越弱。所以我必须在我们之间拉开很大距离。

与我这种胸无大志的心愿相对应的是一种截然相反但更加可耻的心愿。二年级阅读材料中的一篇文章始终让我念念不忘，那个故事里有一个每天开车上班的父亲，一个穿着围裙做烘焙的母亲，还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以及一只猫和一只狗，他们都住在一栋有褶皱窗帘的白房子里。虽然我住过的所有房子都没有这种窗帘，但它们似乎注定会出现。它们不是一个目标，不是我必须努力争取的东西：这些窗帘反正一定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因为这是天意。如果没有这种窗帘以及与之搭配的一切，我的未来就不会完整——不，就不会正常。这个念头被我塞进行李箱的一角，像是一件应急的衣物：它不是我现在想穿的，但到了最糟糕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抖开褶子，穿在身上。

我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居无定所的状态。我会遇到某个人，然后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安定下来。不是吗？

但是，如果我错过了某个转折点——错过了我自己的未来呢？错过太容易，让人胆寒。犹豫和离开太多次之后，我的选择就都用光了；我只能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就像农夫娶妻那首儿歌里的奶酪。嗨吼，嘿吼，奶酪孤零零地站着，他们以前唱过这首奶酪歌，每个人都会在头顶上拍手，取笑那个奶酪。

连我都曾经取笑过游戏中那块孤零零的奶酪。如今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为什么孤独——无论是独处时的孤独还是在人群中的孤独——会变成这样一种被人嘲笑的事情？但现实就是这样。孤独——孤独者——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奇怪且变态。他们很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的冰箱里可能藏着几具被谋杀的尸体。他们谁都不爱，也没人爱他们。

在那些更加叛逆的瞬间，我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意被长期伴侣关系的挪亚方舟拒之门外呢——那里实际上是个被美化的动物园，栏杆上有锁，在固定的时段分发食物。我不会允许自己受到**。我会保持距离。我会保持贫瘠和狼性，并绕过边缘地带。我会成为属于夜晚的生物，穿着竖起领子的风衣，在路灯之间踱步，对重要的问题进行严肃思考，我的鞋跟发出极为空洞的回声，面前投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但我仍然被二十岁时读到的一首诗所困扰，那首诗是一位比我年纪大得多的知名诗人写的。诗中声称，所有知识女性的屁股上都有粉刺。这是个荒唐的结论，我知道；但我还是为之担心。我注定要拥有的褶皱窗帘和我注定要长粉刺的屁股并不相称。然而，到目前为止，两者都没有发生。

与此同时，我还要谋生。当初那个时候，你可以找份工作，干上一段时间然后辞掉，再去别的地方，找别的工作。当时劳动力短缺，或者说像我这种没有确切名称的劳动力短缺。我认为自己是个四处漂泊的脑力劳动者——相当于伊丽莎白时代云游四方的卖艺人，或者游吟诗人，我紧抱着我的大学文凭，仿佛它是一把廉价的鲁特琴。我感觉我的这种状态也会带来一些争议。在聚会上——比如我在不同的大学工作时的教职工聚会，以及我在其他行业磨炼技巧时待的公司的同事聚会——我捕捉到过教员的妻子们或公司职员的妻子们反复打量我的目光，好像我身上长了虱子。也许她们认为我对她们的丈夫有所企图，虽然其实她们并不需要担心我。

丈夫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任何没戴婚戒的女人，无论穿得多么呆板，都可以免费让他们撩一撩试试口味。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呢？但我没有，我没能及时溜掉，之后就会发生冲突，或许在我正帮忙整理的厨房里，或许在大衣堆积如山的卧室里，然后似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愤怒和受伤。丈夫们生气是因为我应该注意到他们偷偷摸摸试探的摸索才对，妻子们生气是因为是我勾引了丈夫们。至于我，我的震惊多于愤怒。这些矮胖或者酸腐的老男人怎么可能会让我觉得他们有任何魅力？（这种震惊源于年少无知。我后来克服了。）

这些态度和遭遇是我早年游**岁月中的常态。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我刚开始游**的时候，所有女性都想结婚，我的许多朋友已经结了婚。但是到了我游**期的末尾——中间只有八年，毕竟不算太长——一股浪潮席卷而来，彻底变了天地。超短裙和喇叭裤曾经短暂流行，但立即被凉拖鞋和扎染T恤所取代。大胡子遍地开花，公社也开始萌芽，随处可见留着长直发、不戴胸罩的瘦女孩。性嫉妒就像用错了叉子，婚姻是个笑话，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发现他们曾经稳固的婚姻像是有缺陷的灰泥一样正在坍塌。你应该放任自流，积累经验，像一块滚石。

我不是一直在过这种生活吗？大胡子和大麻烟流行之前的很多年我就在这样生活了。但我觉得自己太老，或者有可能太持重，已经不适应爱珠[1]和瘾君子一族。他们缺乏庄重性。他们想要活在当下，但想像青蛙那样，而不是像狼。他们想坐在阳光里眨眼睛。但我是在全力以赴的时代长大的。放松让我感到无聊。我认为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闯出自己的路，无论它通向哪里。我想我应该有所成就——像太多事情一样，对我来说，这个成就是去别处。

那段时间我住过寄宿公寓、合租公寓和出租屋。我没有自己的家具，那会拖累我。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从旧货店买些临时的家具，离开时再把它们卖掉。我没有餐具。偶尔我也会纵容自己买一件装饰品——一个俗气的彩色花瓶，一件跳蚤市场的古董。我买过一只木雕的手，那只手里举着一个类似圣杯的东西，上面有皮特凯恩岛纪念的字样。我斥巨资买过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缺少瓶塞的香水瓶。

我选择的物件都是能装东西的，但我没往里面装东西。它们一直是空的。它们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小神龛，供奉着饥渴。我知道它们是毫无价值的杂货，但每次我重新收拾行李时，它们都会被放进我的铁皮箱。

有一年，我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给大一新生教语法，这意味着我能够负担得起一套完全属于我的真正的公寓。工作的地点在温哥华；那套公寓是房东在他们的平房上专为出租而扩建的顶层。公寓还附有一个楼梯间，陡峭而简陋，铺着橡胶地垫，但是没有扶手或窗户，让楼梯间更像个垂直的隧道，而非楼梯间。公寓里甚至还有几件家具，都是楼下房东家里已经不需要的。比如有一张床，上面铺着亮绿色的丝光缎床罩，床罩的款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甚至更早一定会被视为华丽无比。还有一个梳妆台，风格可能是三十年代的。还有一面巨大的镶着金色边框的镜子。公寓随附的所有家具都在卧室，让那里看上去像一处老电影的片场或多年前某一本凶杀悬疑小说的平装版封面。缎面床罩是那类小说的特征之一。女尸会出现在褶皱得颇有艺术感的缎面上，仿佛豪华包装盒中一大块肉体做的糖果。金色边框的镜子里会映出一个男人的身影——但只能看到一部分，他转过身，正在逃离犯罪现场。

这套公寓有一间客厅，一隅有个用餐区，此外还有一个房间，我在里面放了从二手店买来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打字机。在客厅里，我摆了一张借来的扑克牌桌，有客人的时候当餐桌使用。在这些场合待客的时候我会用盘子和餐具——都是借来的。

我有一幅画，是从一个朋友的朋友那里买的，因为那个人需要二十五美元。画是抽象风格的，上面呈现出一些红色的斑点和划痕。我多喝了几杯之后就能看到其中的深意，但如果不依靠这种辅助手段，那幅画看起来就像是因为漏水而湿了一片的墙皮。我把它挂在不能用的壁炉上方。

在这间公寓里，我终于摆脱了室友们的目光，也远离了我父母发射出的思想射线，我在最为极致的出入、是非、去留、高低、孤独与共处、快乐与绝望之间循环往复。前一天，我还在云端飞翔，沉醉于模糊的可能性；后一天，我就仿佛被烂泥埋到脖颈，深陷于此时此刻醉意正浓的前景。我一丝不挂地在各个房间里穿行；我阅读到深夜，然后一直睡到正午，在闪着光的绿色缎面床罩的包围中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自言自语；我大声唱着很久以前在学校操场上学会的那些愚蠢的、充满挑衅的歌曲。“嗨吼，嘿吼，”我唱道，“奶酪孤零零地站着！试了试别处，试了试别处，昨晚试了试别处……海底有一个洞，海底有一个洞……我不关心任何人，不，不是我，也没有人关心我！”或者，我会发现自己不想说话，不想唱歌，甚至不想动，只是脸朝下趴在铺满地毯的走廊上，透过地毯，我忍不住听到楼下住家的电视中传出的讥讽笑声。如果我只是因为没能力爬到冰箱那里给自己找点东西吃而饿死在这儿，饿死在这块地毯上怎么办？那么电视上那些兴致勃勃地咆哮的人就会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