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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头骑士1 The Headless Horsema（第1页）

3无头骑士[1]TheHeadlessHorsema

那年的万圣节——就是我妹妹两岁那年——我扮成了无头骑士。以前我只扮过鬼魂和胖女人，两者都很简单：你只需要一张床单和很多爽身粉，或者一条裙子加一顶帽子和一些衬垫就可以了。但那年是我扮装的最后一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已经快十四岁了，不适合再玩小孩子的扮装游戏，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要全力以赴。

万圣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它？或许是因为我终于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不做自己，或者说是不假装自己，我发现，我在公众场合做出假模假式的姿态虽然越来越驾轻就熟，但也越来越让我有负担。

我是从学校课堂上读的某个故事里得到无头骑士这个灵感的。那个故事中的无头骑士是个极其恐怖的传说，同时也是个笑话，而那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以为每个人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以为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应该是常识。我尚未发觉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类似于透明气球的环境里，飘浮在世界的上空，却并未与之有过太多接触，我认识的人在我眼前呈现的角度与他们在自己眼前呈现的角度并不相同；反之亦然。在我的气球里高高飘扬的我自己，在别人眼中比在我自己眼中更渺小，也更模糊。

对于无头骑士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有自己的设想。据说，他会在夜里骑马飞奔，肩膀上除了一截脖颈之外什么都没有，他的一只手抱着自己的头，一双眼睛向惊愕不已的看客投去阴森恐怖的目光。我按照《雨天兴趣爱好书》里的方法，把碎报纸浸泡在我自己煮的面粉糨糊里打成塑形纸浆，然后用纸浆做出了那颗头。早年间——很早了，至少两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渴望，要把那本书里介绍过的所有东西都做出来：用烟斗通条拧成的小动物，在中间的小洞滴入食用油就会跑来跑去的轻木小船，还有用一个空线轴、两根火柴和一根橡皮筋组装成的拖拉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不过，煮糨糊很简单：只要有面粉和水就行。你把它们加热、搅拌，直到糨糊变成半透明状。里面有颗粒也不要紧，可以晚点把它们压碎。糨糊干了之后会变得很硬，而且第二天早上我才意识到，用完糨糊之后我应该在罐子里装上水。母亲总是说：“好厨师都自己洗碗。”不过话说回来，我认为熬糨糊并不能算是下厨。

我做出来的头太方正了。我把它的顶部压扁了一些，让它看起来更像个人头，然后放在炉子旁烘干。烘干比我预计的时间更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鼻子塌缩，整颗人头开始发出怪味。我意识到我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塑造它的下巴，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补救。至少在这颗人头表层已经足够干燥之后，我给它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睡袍粉色——并希望能够呈现出肉色的效果，然后我给它画上了两个惨白的眼球，还有黑色的眼珠。这双眼睛画出来有点对眼，但是没办法：我不想在还没干的白颜料上用黑颜料修改眼珠，那样会把眼白弄得灰乎乎的。我在眼睛下面画上了黑眼圈，还添上了黑眉毛，以及好像抹过油一样黑得锃亮的头发。我画上了两片红唇，一边的嘴角流下一条光闪闪的鲜艳的血痕。我还特意在这颗头的底部加上了一段脖子根，并把它涂成红色——因为头就是从这里被割掉的——在脖子横截面的正中心我画了个白色的圆圈，以代表颈骨。

骑士的身体让我费了一番心思。我从自己已经不用的木偶戏台上拆下一块黑布做了件斗篷，并把斗篷的颈部收拢在一起——好方便戴在我的头上——并在前面缝上了纽扣。在与眼睛齐平的位置，我剪开了两个不太显眼的小洞，这样我就能看到外面了。我借用了母亲婚前穿过的马裤和马靴——她从结婚那天起就再没骑过马，她总爱提到这件事，带着自豪或是遗憾，或许两者兼有。但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母亲的语气，我只能充耳不闻，好全力以赴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

马靴太大了，但我把曲棍球袜子垫在里面补救了一下。我还用安全别针把马裤别在腰间，以防脱落。我找到一些黑色的冬季手套，还用一根棍子和一块从射箭装备箱里搜出来的皮革拼凑出了一条马鞭。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射箭，后来我哥哥也是；但后来父亲放弃了这个爱好，而哥哥的学业非常繁重，于是这个装备箱就被丢在了地窖的行李间里。

我在镜子前试穿了整套服装，把那颗头夹在臂弯里。透过观察孔，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是镜中隐现的黑色暗影和我手肘附近那两只凶狠地盯着我的邪恶眼珠在我看来相当不错。

万圣节当天晚上，我摸索着走到大门口，和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安妮会合。安妮扮成了“破布娃娃安”[2]，还戴上了红色的羊毛假发辫子。我们带了手电筒，但是安妮还是得挽着我的胳膊领着我，才能走过夜幕下那些格外黑暗的地段，我们经过的街区照明不足，所以这种地段很多。我真该把观察孔开大点。

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喊着“请客！请客！”，并得到了爆米花球、糖渍苹果、甘草软糖，还有用画着南瓜和蝙蝠图案的黑色及橙色蜡纸包着的万圣节太妃糖，这个让人格外喜欢。我钟爱这种趁着夜色外出潜行的感觉——没人看到、没人知道，貌似很恐怖，但外表之下却一直保持着那个温良的、平凡的、尽职的自我。

那天是满月，我想。应该是的。空气清爽，有落叶，家家户户门廊上挂着的南瓜灯散发出南瓜烤焦后那种令人兴奋的香气。一切都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发生着，但我也已经感觉到它们正从我身边流逝。我太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万圣节是小孩子们的节日。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段，只能从我的气球里俯瞰着它。现在，我终于来到了筹备已久的这个时刻，却已经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

开门的大人们的反应也让我失望。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朋友安妮扮演的是谁——“破布娃娃安妮！”他们喜悦地喊道，甚至能想到“安”和“安妮”这两个名字的关联——但是对我他们却说：“你扮演的是谁呢？”我的斗篷有消音效果，所以我常常得把答案重复两遍。“无头骑士。”“无头什么？”然后他们会继续问我，“你抱着的那个是什么？”“是颗人头。无头骑士的头。”“哦，是，明白了。”然后他们会赞赏那颗人头，不过是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大人们必须赞赏一件他们内心认为愚蠢可笑的东西时就会这样。我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我希望自己的装扮能立刻让人认出来，我应该选择更为人所熟知的角色。

然而，有一位观众不出所料地被打动了。她就是我的妹妹，我经过客厅走向门口时，她还没去睡觉。她瞟了一眼那具蹒跚而过的黑色躯干和巨大的靴子，还有那颗头发油光锃亮、眉头紧皱、没有身体的人头，便开始惊声尖叫。她没完没了地尖叫着，我掀开斗篷让她看到里面只有我而已，但这样也没法让她安心，反而让情况更糟糕了。

“你还记得那颗人头吗？”我问妹妹。我们正坐着她那辆四处乱响的破车，去看望我们如今年事已高、卧床不起而且双目失明的母亲。

我妹妹没有问“什么人头？”，她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它看起来像是个皮条客，”她说，“油头粉面的。”然后她又说，“干得漂亮，弗雷德。”她开车时会朝着路上那些技术不熟练的司机大喊大叫，她干这个熟门熟路。所有这类司机都被她称作弗雷德，包括女司机。

“你怎么知道皮条客长什么样？”

“你懂我的意思。”

“那也是个死了的皮条客。”我说。

“没死透。无论你走到哪儿，那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就像那些三维的基督像。”

“不可能，它是对眼。”

“反正就是，我很怕它。”

“你后来还跟它玩，”我说，“你长大了一些之后，你还让它说话来着。”

“反正我就是害怕那颗人头，”她说，“没错，弗雷德，你把整条路都占了吧。”

“或许小时候是我害你不正常的。”我说。

“反正是有什么东西害的。”她说，然后笑了起来。

那个万圣节过后的一段时间里，那颗人头就住在行李间，那里除了有两个扁皮箱装着我母亲婚前的东西——她绣来当嫁妆的茶巾，她保存的儿童长手套——之外，还有几个空箱子，一个装着假鱼饵的金属盒，一些射箭装备，以及一堆我经常在里面翻来翻去并且顺手牵羊的杂物。那颗人头摆在上层的架子上，旁边是破旧的溜冰鞋和皮靴——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脚，脚，脚，脚，头，脚，脚，脚——如果你不习惯这种排列组合，又碰巧抬头瞟了一眼，可能会觉得疑惑。

那时家里已经装了第二部电话，于是我就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们打电话聊天，或者以聊天的名义消磨时间，同时避免惹恼我的父亲——他认为通电话应该尽量简短并言之有物。行李间的门就在电话机旁边。我打电话的时候喜欢把那扇门关上，不然我就会看到那颗人头透过黑暗盯着我，它的嘴角还滴着血。那油亮的黑发和很短的下巴让它看起来像是漫画里刚跟人打完架的领班。同时它似乎又在恶意地关注我，仿佛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并对我的动机做出不良揣测。

在行李间隐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颗人头移居到我妹妹的扮装衣箱里。那时我已经十五岁，妹妹四岁。她仍然是个很容易焦虑的小孩——甚至比之前还焦虑。据母亲说，妹妹没办法一觉睡到天亮——她会醒来五次或六次或七次或九次或十次或十一次。虽然我的房间就在她的隔壁，但我从没听到过她凄厉的呼唤和吓人的哀哭。我像是被下了药一样，睡得可香了。

但是，我们听人说过，熟睡中的母亲会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她们没办法听不到，这是研究证明过的。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在无梦的沉睡中，她会听到一个细小声音的呼唤，她会在半梦半醒之间跌跌撞撞地走进妹妹的房间，机械地安抚她，给她喝点水，重新帮她掖好被子，然后回去继续睡，直到再一次，然后又再一次，随后再再一次被唤醒。过去四年里她越来越消瘦，她的皮肤苍白，她的头发枯涩变灰，眼睛大得不太正常。

事实上，母亲从我们强行送给妹妹的宠物仓鼠身上感染了一种甲状腺疾病，我们本来是希望这只仓鼠每天夜里在滚轮上一圈圈跑动时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能够安稳妹妹的心神，但是事与愿违。母亲的瘦骨嶙峋和眼睛凸出就是这种病导致的。确诊之后，就很容易治愈。但是日后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这个细节往往被我母亲和我忽略不提。一个天使——就是那种跟正常小孩不太一样，需要特殊照顾的小孩——用夜行动物一样的奇怪表现耗尽了母亲所有的精力——这个主题比仓鼠传播甲状腺疾病所蕴含的趣味性大多了。

我妹妹看上去确实有点不正常。她的个子很小，梳着金色的小辫子，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还总是像兔子一样咬着下嘴唇，好像是要防止它颤抖一样。她接触周围的一切时都小心翼翼。新的食物、新的人、新的经历都会让她紧张：她站在它们的旁边，伸出一根手指，战战兢兢地触碰，之后往往会转身跑掉。不要是她很早就学会的一个词。在孩子们的聚会上她不愿和大家一起做游戏；生日蛋糕让她呕吐。她对于门和可能从门外进来的人尤其感到不安。

所以，我父亲扮成狗熊吓唬人的玩法可能真不是个好主意，虽然之前他这样逗过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挺成功。我妹妹对这个游戏也很着迷，但她的兴趣点截然不同。她并不理解扮熊的游戏是为了好玩——好让大家有个机会大笑着尖叫着四处奔逃。相反，她想躲在熊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观察它。所以她才会在母亲的落地窗帘上与她视线齐平的地方剪了两个小洞。她会躲到窗帘后面，透过那两个小洞向外窥视，在一种几近麻痹的恐惧中等着父亲回家。他会是一头熊，还是一个父亲呢？而且就算他看起来像父亲，他会毫无预兆地变成一头熊吗？她永远不能确定。

我母亲发现窗帘被剪了洞之后很不高兴。那是打着褶的窗帘，那些褶皱都是母亲亲手折叠并缝好的，并不是因为她喜爱缝纫，而是因为自己动手能便宜很多。可她也没别的办法。有这么一个孩子，惩罚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已经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吃了不少苦。她的反应永远大大超出事情本身的严重程度。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特别是总在半夜惊醒这个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妹妹被带去看过医生，但医生也无能为力。“她长大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只能说这些；他没说具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由于我妹妹太敏感，抑或是由于母亲已经精疲力竭，很多家里绝对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妹妹做就没人管，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吃饭的时候她可以不用坐在靠近餐桌的椅子上，而是一直待在桌子底下，还把大家的鞋带都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