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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西游（第3页）

《长生志》的编写又进一步佐证了这份感慨。吴承恩意识到，世上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在其面前，不论是士人还是庶人，都正在逐渐遭到奴役。对于这种新出现的社会形态，吴承恩同法智曾多次展开讨论。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转向士人和庶人的关系。

吴承恩以此为消遣，却从中收获了意料之外的经验。在讨论中，身为庶人的法智不仅事无巨细地讲述了庶人眼中的士人形象，还揭示了庶人对永生之法和双方共同缔造的历史的解读。历史规律很多时候是归纳而来的，寿命短暂的庶人对长生的渴望便是其中一项。然而令吴承恩感到异常有趣的是，虽然对这些规律颇有了解，但法智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庶人的身份异常执着，以之为傲（17）。在流亡途中，吴承恩曾多次试图授予其长生之法，均遭到法智婉言谢绝，理由除了个人志向外，还包括吴承恩的饮血需要等（18）。

法智的这份执着为他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却因此成就了吴承恩，不仅让他重新抖擞精神，还让他确立了后半生的志向。

秦夏之战总共持续了六年。在第三年夏至，二人被夏军俘获，强征入伍。这支军队以步兵为主，采用了欧阳宁的策略，吴承恩因此得以“与智同途”。然而在与夏军交战时，部队却遭遇了秦国的自行战车。法智为了保护吴承恩，被车轮轴承上安装的卷镰斩断了左臂。夏军几乎全军覆没，二人落水，得以幸免于难。

对此后发生的事，《汝忠杂记》记载有三。其一是“百里无人。引火止血，哭声震天”。其二是法智高烧不退，吴承恩欲以长生之法化解危机，却被其断然拒绝，称“士死节，庶何辞！”吴承恩只得凭借对年轻时家族产业的依稀回忆“寻草乌、陀罗以镇痛”。

第三段记载与前两段稍有脱节，讲述了法智痊愈后二人的经历。吴承恩仅书“豁然开朗”四字。法智则在注解中指出：是夜，皓月当空，吴承恩酒醉落水，上岸后，对月大哭。这并非身临绝境的哭号—三份记录实际上暗含着吴承恩精神思想的重大转变。“士死节，庶何辞！”法智的六字真言一语道破天机。上苍面前，众生平等。悟出了这番道理的吴承恩，最终立下了“人道如水，天道恒常。故以史为鉴，为天下文”的志向。

竟宁四年五月，他重拾尘封数十年的《长生志》，再次上路。

重修的《长生志》与早前的淮南篇差别迥异，最大的不同在于吴承恩此番格外注重长生之法在演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这让修史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再加上交通不便，仅考据便耗费了吴承恩的大量精力。最终，就连《汝忠杂记》也转由法智代为记述（19）。《长生志》奠定了吴承恩史学家的名望，不仅成为为他正名的重要工具，还成为《西游记》的重要设定参考。不过，由于其内容过于庞杂，在此不做赘述。

战争结束了。时代已经忘记了沦落天涯的史官。夏光武帝继位，国号庆阳。《天时法》颁布，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内首次出现了由庶人掌管的部门。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庶人生育，另一方面，将囚犯和年龄超过二百岁的新晋老者悉数投入生产制造业。吴家自战乱中幸存下来，吴锐却在行商途中落水罹难，落入上天之手，逃过了成为燃料的劫数。同样自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宋彝迁居到了渝州，归隐山林，潜心研究民俗文化，编纂了涵盖了饮食、历法、土木、农耕、服饰、刑罚、宗教等领域的大量著作，甚至还开发了一道名叫毛血旺的川渝名菜（20）。

吴承恩并不知道这些，据《汝忠杂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路过阿房宫遗址，最终独自一人前往西域，不知所踪。《汝忠杂记》就此戛然而止。几十年间，一僧一士，经历何事，除寥寥数语外，无从得知。

庆阳二十一年，江宁城的集市上出现了一位独臂僧人。僧人“负箧独行”，在城东的同文书馆外拦住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说书人沈彦才，“饮水三碗而去，遗书两卷，其中多玄妙”。

沈通宵达旦，屡屡拍案叫绝。而在首次公开说书后，同文馆的听书人数迅速增长，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沈彦才的名声，也随着这部作品的流传而名垂史册，位列后夏四大说书人之首。

毋庸置疑，这部作品便是《西游记》。

最后的西游

《西游记》的流传迅猛至极，到庆阳二十二年春，已传遍全国各地，上至天子，下至夷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品采用白话文言，几乎没有任何阅读障碍。其流通程度远甚四书六经，仅次于《三字经》这类歌谣式的育儿读物。

平易近人的语言却只是作品广受欢迎的表层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早前作品相比，《西游记》大幅脱去了作者的个人立场，借用神话、史诗和怪谈，以近乎悲天悯人的口吻，冷静甚至颇具幽默地讲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长途苦行。

全书共计一百回，其中，前七回讲述了灵猴孙悟空修行、改命、闹海、受禄、大闹天宫、迎战天军，最终被佛祖只手降服，困于五行山下五百年；八至十三回讲述唐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身世，十三回至二十二回则讲述了他先后遭遇和招揽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与白龙马的过程。自此，四人一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普度众生，修得正果。

吴承恩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在书中昭然若揭。早年对秦汉魏唐时期的历史的浪漫狂想、少时与宋彝和圆忠的亲密关系（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做官期间的不得志（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动乱期间对国政的失望与对个体渺小的感慨、晚年与法智的精彩论辩与反思（书中与妖魔鬼怪的战斗大多半文半武）……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零零碎碎的对照。这些私人经历与感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甚至成为了他们著书立说时的论据。

而对布衣百姓而言，《西游记》与早前的众多作品不同，不预设任何种族立场，以各地的长生之法演化历程为本，向世人描绘出一幅五彩斑斓、气势恢宏的山河绘卷。庶人对长生的渴望、曲解（以吃唐僧肉得永生尤甚）、憎恨、利用、认同，士人对庶人的漠视、压迫、贪婪、悲悯、亲近，乃至士人与士人、庶人与庶人间的复杂关系，均在书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呈现。

同时，与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早期作品相比，《西游记》中引入了大量对底层人民和边缘人士的描写。在这些下级角色中不乏形象丰满之人，但是在伴随着西天取经而来的不温不火的清剿过程中，却往往只有头目得以幸存，其余小妖小怪大多只能落得被“悉数打死”的命运。由此产生的强烈宿命感深得人心。刚刚从风雨飘摇中恢复过来，却又被历史裹挟着前进的世人，或多或少都能从《西游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天时法》改变了夏朝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带来了精神风貌上的变革。那么，《西游记》一定是这场变革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推手。它更进一步促进了上下阶级的意识融合，并以自身为梁柱，成为了后续大量衍生作品的支撑。士人与庶人都开始参与这场文化创作的盛宴。据统计，在庆阳年间，可考的衍生作品有小说三百九十六部，剧本一百七十七部，诗词歌赋四万零六百五十首，议论文六千七百八十一篇。

仅就叙事类文学来看，其延伸方向分为角色（包括《罗汉谱》《大唐白龙传》《西天演义》等，其中，《西天演义》独树一帜，以地方妖魔为主要角色，而非唐僧师徒）、情节（代表作品有《西游记续》和《西游净坛篇》等）、思想（诸如《佛国外史》与《金木魂》）等，此外，还有围绕吴承恩的生平展开的传记性的历史故事（这类作品多以吴承恩与法智的经历为核心情节）。作品还促进了考据学的繁荣，其中，吴承恩的友人宋彝也参与其中，创作了《西游山水考》，以表对友人的缅怀。

笔者不才，于十年前斗胆著书一部，名为《金木魂》，以“人之不人，魂在金木”为主旨，讲述了一场虚构的秦夏之战。战时，双方倾举国之力，以自行机为砖石，创造出比肩五岳的巨像之城。军队与军队间的杀伐因此变成了城池与城池之间的战斗。

该书三版后不久，正逢吴家修谱之盛事。家主诚邀有关文人出席仪式。笔者有幸收到邀请，并在会议期间与吴家长老们密切交流，得知筹备编写《江南吴氏全书》的计划。昨日夜里，该书终于付梓。自冤情昭雪，二十七载已逝，天道昭昭，实属可歌可泣。

《江南吴氏全书》糅合多方史料，还原并汇总了《西游记》全部九个版本的可考文字。为该书撰写序言的重任落在了笔者的肩上。于是，带着对文忠公的至高崇敬，笔者决定在这篇序言中，列数其生平履历，并详述其一生起伏与创作之间的联系，以彰西游之志。在了解这段历史以后，读者也能更好地了解其思想对其著作的影响。把握住这条脉络，便无须倚仗任何解读阅读本书。

本文成稿时，笔者正站在江南吴家的庙堂之下。旭日东升，佛光普照。负责祭祀的司仪沐浴晨曦，面朝东方，焚香祭祖，香灰在声声梵唱中滚滚西去。万丈佛光引人浮想联翩，二十七年前，就是在这里，这个活过了三个朝代，寿命已近千载的古老家族的族人们，在此齐聚一堂。

化解了老龄化危机的《天时法》已被废除。层层飞檐之下，隐居多年的高祖曾祖内祖外祖悉数到场，在为他们准备的座位上正襟危坐，以数朝元老的身份，接受子孙后代的赠礼、歌颂和朝拜，用或年轻或苍老的声音，祝福宗族的后人们。

文忠公的座位空无一人，但是他的福泽却传达给了在场的所有人。如今，长老们已经再度隐居山林，亲戚们也已经重返中州各地，但是消逝之人的痕迹却仍旧流淌在山川草木间，传唱在街头巷尾，在史官的墨笔下，在说书人的慨叹中，在孩童的歌谣声里，成为永恒。

在《西游记》的末尾，师徒四人把真经护送至长安，而后再赴天竺，在万丈佛光中修得正果。如今，目睹眼前空茫盛景，笔者感慨万分，已然不知所云。遂在这篇推荐序的末尾，援引《西游记》的文末诗句，聊表对汝忠先生的尊敬与认同。其诗云：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十方三世一切佛，

诸尊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