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啊,怎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为什么要改?”
“我总觉得永不毕业的精神领袖这样的设定不符合‘司马’的形象,太浮夸了。”
“那‘四零三’怎么办?”
“什么‘四零三’?”
“不……别管了,把原来的手稿给我吧。”
“都被处理掉了,何况我已经不在学校了。”
“你不在学校了?”
“你在想什么呢?我研究生毕业了,跟你说过的吧。两天前我人就已经在美国了。”
“那……”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杂音,通话中断了。接着,十余名身穿制服的高级警卫冲进宿舍,夺走了我的手机。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但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很快就奔向了下一间宿舍。后来我才听说,为了和日益猖獗的反抗势力抗衡,学校成功说服了家长委员会,正式启动了所谓的特级戒严。校内学生们的通信工具都被没收,人身自由亦被严格限制,摄像头与稽查队遍布学园各个角落。任何学生不得迈出学园一步,直到毕业。
一切已经是黄昏了。但四零三绝对不能流露出这样的想法。我只能在失去指导斗争的圣经后,习惯性地继续带领日益疲惫的反抗组织,做些几近无用的反抗。
讽刺的是,直到所谓的革命同志们纷纷离去,我才意识到:比起为了所谓正义与自由而抗争,我更希望能顺利毕业。只有成为毕业生,才能离开这座牢笼。不,哪怕是退学也好。但我已经失去学籍了,在全新的荒谬制度中,这意味着我甚至不能拥有一份合法的出校证件。《寻找司马》被校图书馆收录的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多岁,曾经的组织已经只剩我自己了。
我从图书馆中偷走了《寻找司马》,一次次将它送到那些看起来头脑聪明的年轻学生手中,期待着他们中有人能对司马产生哪怕一点共鸣,然后再次掀起一阵飓风,点燃一场大火,给我能趁乱离开的机会。
但没有,像过去的我那样幼稚而愚蠢的人那样再没有第二个了,就像舍友说的,这一切太浮夸了。除了我,有谁会真的想要尝试这样的人生呢?
两年前,学校被邻近的大学兼并为学院,管理模式得以正常化,我终于能离开那个地方了。
当我踏出校门时,周围的人只当这是个面临退休的老教师,或是一个坏脾气的老教工。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些遭受了魔鬼戏弄的可怜人一样,我和每个愿意搭理我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这其中就有那位倒霉的邮递员。讽刺的是,就连他也不愿相信我的故事。
我一生都未走出那四百零三页稿纸。
不,你们看,即使这样,比起哀叹懊悔自己这愚昧的大半生,我还是更想知道那份初稿里的结局是什么。
“我能给你们的,是旦旦的真名。”
教皇将厚厚的稿纸和卡牌投入了桌上的球形火焰。稿纸一页页卷曲焦化,有那么一瞬,我在最末一页的角落上看见了一个潦草的签名,但还没来得及辨识,纸页就被火舌吞没,化成了灰尘和烟雾。红色的火球渐渐变成了橘色。
怀北疗养院
战车——那个戴着鲤鱼面具的男人第三个开始讲述。
“我想,这本书你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吧?”
他拿出来的是一本旧书,封面上也绘着一条巨大的黄金鲤鱼,此外还有一个坐轮椅的男人的剪影,然而在封面本应印刷着书名的地方,却只有五个方正的黑色二维码。我们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
战车接着翻开书页,果然,本应印刷着正文的内页上,同样也只有一个个指甲盖大小的规整二维码。
它们在每一页上排布成了整齐的黑白矩阵,倒像是某种复杂的织锦纹样。
“《怀北疗养院》第一版,好像这本书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吧。”隐士说。
战车点了点头:“虽然我要说的是在它发行三十多年以后的事。”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都过着朝九晚五的机械重复生活,没有远大的抱负,也几乎不考虑未来,这些东西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意义有限。这本书原本是我父亲的东西。从小到大,父亲都是我人生的指挥者。吃什么东西,读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迎娶什么样的妻子,一切都必须经过他同意。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家族的祖先赫赫有名,每一个后裔都应该光宗耀祖。
当然了,多吃鱼,去一家大企业,娶一个本地妻子,这些算什么光宗耀祖呢?一切更像驱使子女的借口。但我并不算是有主见的人,既然他的要求不过分,照做也没什么坏处。
在我开始工作后不久,父亲被确诊了阿尔茨海默,也就是老年痴呆症。
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有时是在厨房煮牛奶忘记关火,险些烧了房子,有时是想不起自己的东西放在哪,翻箱倒柜把房间弄得一团乱。
“不如把爸爸送到养老院吧。”对我说这话的是妻子,那个父亲时常夸赞贤惠懂事的儿媳妇。
对原本就被工作生活逼迫得左支右绌的人来说,这个提议非常正确。而父亲似乎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我将他送到了工作单位附近的养老院,每周五下班后,我会顺道见一见他。这样的生活的确使我的压力得到了不小的缓解。而且父亲看上去并不讨厌一个人住在养老院,气色也比过去好了,这让我的愧疚减少了很多。
新一年的年初,我所工作的企业开始计划与另一家大企业合并,公司业绩直接关系到谈判桌上的话语权。诸多压力自上而下地传递到了普通员工身上,每个人都被逼得焦头烂额。我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