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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西游（第2页）

同时，吴承恩开始着手创作《行僧西寻记》。依照历史，唐贞观年间，天竺国的僧侣们发现了能让士人耐受日光的法门，唐王朝则解决了银制品带来的困扰。两国各遣使者，带回大乘法门的使命落在了玄奘这位使者的头上。《西征记》以此为蓝本，《行僧西寻记》亦然。

从标题上即可看出《行僧西寻记》与《西征记》的核心差别。故事中，簇拥在唐僧身边的人只剩下了三名徒弟。同时，师徒几人的身份也正式从自然神转向佛家。一行人遭遇的苦难则从《长生志》中汲取灵感，变成了盘踞在一片朦胧莫测的广袤大陆上的妖魔鬼怪。困难重重，一行人的丰功伟绩因此得到了强化。

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在于：吴承恩突破了士人的惯常视角，跳出了士人因长寿、自愈迅速等特质而自命不凡的认知，塑造了一群在充满变数的未知世界战栗前行的旅行者。放在生命脆弱的庶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这并不算出众，但对吴承恩自己来说，却已经堪称自我突破。在士人文学中，《行僧西寻记》也算得上是一部值得咀嚼的作品了。

不幸的是，该作却未能成稿。

乾化百三十二年，吴承恩和宋彝完成了《长生志·南淮篇》的编写。书稿提交后不久，二人便收到了来自京城的诏书。二人奉命上京，在金陵城接受了大乘之礼，正式脱去了随身十载的沉重盔甲，重返阳光之下，如愿以偿地前往史馆就任。然而朝廷虽然认可了二人的工作成果，却分派了一项令他们始料未及的工作—参考《长生志》及若干禁书，校订史馆的全部正典。匹配内容一经发现，即刻删除。

燃烧的盛夏：立场的翻转与崩塌

太史公虽然在《史记》中强调了士人特有的长生史观，却也综合先秦与秦汉的历史文献，指出：士人与庶人的历史观念存在诸多相近之处，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便拥有彭祖之龄的士人，也难以参透治世之道。在国家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所有人都在管中窥豹。

让我们暂且将视角放远，离开昏暗的书房。在夏朝，史馆兼行修史与部分文教工作，后者让这个本应遗世独立的部门的处境显得十分微妙。文字的分量在这里格外沉重。教化万民的师尊，同时也可以是妖言惑众的乱党。《长生志·南淮篇》本身便足以证明此事。吴承恩与宋彝不知道的是，葛木在同意他们的修书申请时，是得到了上级的许可的（8）。

吴承恩自然无法接受此事。他修书上劝，以齐国大夫崔杼三斩史官（9）为据，试图让时任史馆总簿的刘允撤回成命。刘允断然拒绝。吴承恩于是越级上奏，奏疏却被宋彝截获。也正是在宋彝的苦口婆心之下，吴承恩才平息了怒火，没有在愤懑中辞官而去（10）。

风波平息，吴承恩心中的不满却未能完全消除。小说创作成了他发泄情绪的渠道。《天宫怪话》就此诞生，其中出现了众多里程碑级的变化—在该书中，吴承恩改换视角，将讲述天宫祸乱（前十五回）的主视角完全扣在了“齐天大圣”孙悟空身上。唐僧身边的二徒弟猪悟能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不再是大师兄的得力助手，反而处处唱反调。这一变化的原因显而易见—宋彝处事圆滑，在此期间颇得刘允赏识，被提拔成了刘允的直系助理。

虽然上述变化大幅提升了故事的戏剧冲突，还首次创造出了一位反英雄，但是就意图而论，这一版本的作品依旧十分不成熟，甚至比不上它的前一个版本（尽管在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吴承恩利用通览禁书的机会，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禁书中多有怪力乱神，远甚于《长生志》）。它的讽刺目标也仅仅局限在言论控制、学术诚信这些肤浅的问题上。在民间，类似的讽刺作品早已汗牛充栋。江陵七子的相关杂文数以百计，下里巴人中也传有《阴阳歌》《乱病谭》等。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负面的情绪也让吴承恩得以重新审视旧日的一些著作。巧合的是，虽然他所刻画的天庭腐败滋生，外争内斗，佛国虚伪冷酷，睥睨众生。但始终未能统观全局的吴承恩，却阴差阳错地完成了一场精准而细腻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这埋下了祸乱的种子，也为几个版本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西游记》打下了现实基础。自此，历史开始从多个维度分岔，岔口位于乾化百五十七年的一场外交事故。

夏朝虽然表面上政通人和，而且已经在夏明帝的统治之下存活了四百年之久，但这却是持续不断的博弈的结果。博弈在七个甲子间一直持续不断。到了吴承恩时，平衡已经出现了新的裂痕—夏明帝的神智开始衰退，在皇子勾心斗角的同时，欧阳氏和杨氏两大官宦家族也产生了矛盾。

两大家族的矛盾核心出在一项核心国策—兵役—的征调对象上。夏朝西部与北部的国境线外并不安稳，以至于长久以来，对外交流几乎完全绝迹。在出兵征讨一事上，左丞相欧阳宁认为应当组建庶人军队，以在提供便携军粮的同时，让粮草自身也参加战斗。右丞相杨肖则认为应当让更多士人参军，积极征讨外夷，以他国庶人为粮（11）。双方争执不下，最终付诸政治斗争（12）。而伴随着夏明帝开始出现精神衰弱，由皇家控制的情报系统也逐步卷入了朋党之争中。

吴承恩对此事颇为关注，因为它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毫无主见的玉皇大帝、把持天庭的西王母和太上老君……《天宫怪话》逐步发展成了群像故事。起初，在宋彝的警告下，他曾一度封笔，将原稿付之一炬。但后来，他索性创造了一种密码，在纸上打孔，针孔模式匹配文字在《辞林》中的位序。这部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正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自作聪明而已。只手遮天的欧阳宁早已让密探取得了吴承恩的密稿，完成了破译，杨肖则疏通了欧阳宁身边的丫鬟，实施了二次盗窃。

历史上，史官一向不问朝政，安心修史。主簿刘允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贯彻这一传统，正是因为一旦参与其中，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有可能让整个史馆全军覆没。在刘允看来，这才是对历史的大不敬。宋彝对此深以为然。

然而，局面却愈发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即便是记录历史之人，也无力改变。最终，在乾化百五十七年七月，波澜再起。一个史称大秦（13）的国家跨越了半个世界，走进了夏朝王廷。

大秦国的出现在首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据《前夏书》记载，“秦使苍颜白发，有好事者夜观，实为庶人。所乘轿甚奇，无驱自行，轿有四轮，饮生血，与士人无异”。在入朝后，百官全体无不骇然—四个车轮里竟然各坐着一名士人。

活生生的禁史堂而皇之出现在朝堂之上。夏明帝震怒，将来使打入监狱，焚车毁舆，却在当晚暴死东宫。比年老的昏聩父亲更像傀儡的太子在内忧外患中继位。杨肖当即上书揭发欧阳宁秘密修撰反书，妄图颠覆朝政，证据便是在其家中发现的密经。

朝堂之上剑拔弩张。史馆主簿刘允放下心来—他选择了亲近杨党；宋彝却顿觉局势不妙，不仅因为在这场对赌中，刘允让他押了欧阳宁，还因为作为证据的反书正是《天宫怪话》。

欧阳宁锒铛入狱在即，宋彝快马加鞭赶回史馆警告吴承恩。局势却陡然生变。斩杀夏明帝的凶手忽然遭到逮捕。欧阳宁并未在朝堂上公布此事，相反，他将此事栽赃给了杨党，并告知了禁军总管和觊觎皇位已久的定王。在定王的作证与主持下，禁军连夜入宫。金陵城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乾化这个年号维系了一百五十七年零七个月，承安却仅存活了不到四个时辰。

宋彝冒死将吴承恩藏了起来，至于藏在了何处，无人知晓。意识到天下即将大乱的刘允则开始一边指挥手下转移档案，一边委托宋彝帮忙护送他的亲眷出城。禁军闯入史馆时，他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来自异域的使团趁乱越狱逃走，两年后，从庶人奴役士人的国度带回了妖魔大军。夏朝陷入了漫长的动**期。吴承恩在茫然之中烧掉了他的书稿，却已于事无补。

吴承恩究竟是如何从这场祸乱中脱身的？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从现存的史书中寻找蛛丝马迹，拼凑出某些琐碎的线索。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及历史学家的推测，宋彝在这之中发挥的作用或许远不止提供藏身之所。他可能在转移刘允的亲眷时，杀掉了其中一人，从而将吴承恩调换进了逃难的队伍中（14）。

《天宫怪话》成了颠覆夏朝的一根撬棍，夏朝的崩塌又反过来压垮了吴承恩的价值观。政治在他的眼前变成了一团浓稠的雾，比他的善恶观更加复杂，比他所讽刺的敌人更加混沌沉重，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价值观可谓一无是处。

这一年他五十四岁，如果一切如常，本该在六年后娶妻生子。但如今，为了保全家族，吴家却彻底与他划清了界限。当战火燃过国境，大秦国的军队踏上秦始皇奠定的江山时，通缉令和国家律法一同失效。这位几乎失去了一切的史官，便从世人的眼中彻底消失了。

士死节，庶何辞

至此，因动**逐步扩散，夏朝的历史开始出现断层。流亡四方的吴承恩在此后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无法通过正史予以回答。留给我们的，只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野逸闻和吴承恩本人的三部代表作：杂文集《汝忠杂记》、文化史《长生志》，以及他最后的作品《西游记》。

在《天宫怪话》和《西游记》之间，还有另两个中间版本。这两部作品均已经散佚，其存在之所以流传至今，全要仰赖一位名叫法智的童僧。有关这位童僧的来由我们所知甚少。在《汝忠杂记》中，有关其身世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于常阳遇小僧，年十四，善言语。寺毁，引为书童。”二人在乱世中相依为命，四处流浪。吴承恩提供保护，法智担任他的助手，同时也担任他的食粮。

据《汝忠杂记》记载，吴承恩在离开朝廷以后，对国家失望至极。他并非因抱负不得认可而郁郁寡欢，而是为看不到未来而感到绝望。在《汝忠杂记》中，他认为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自身，改换到下一个朝代，政治也依然是政治。自屈原起，不论成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能逃过这个怪圈。

同时，中央政府对许多地区失去了控制，造成了豪强辈出，盗匪横行的局面。庶人和士人变得同样危险，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一张错乱的网。《汝忠杂记》中曾多次出现“朝为秦虏，夜奔，复遇士贼。同渡皆死。智以舍利赠魁首，方得赎”之类的险情。危险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吴承恩的失落。据推测，自天启二年起，日记体的《汝忠杂记》出现的“诗词涌现，杂文锐减”的现象，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战乱不断发展。这片土地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大秦国的自行机将士人与机械融为一体，在供士人食用的血液中加入了乐天（15），进而借助这种以士人为动力的机械抢占了战争的先机。为了收复国土，夏朝的军队最终舍弃了尊严，打造出了一模一样的机械，以精神衰弱的年长士人为“燃料”。这虽然一举两得，同时解决了军事上的不利和长久以来困扰夏朝的人口结构问题，却也彻底推翻了自秦汉起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

庆阳五年，《天时法》（16）颁布，自此，“金人合一”式的手工业不断发展，“自转”的机器逐步接管一切。既有的社会阶级中的剥削关系从此被放大到了极致，士人与庶人的差异也变得愈发模糊。吴承恩早在战争开始时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在《汝忠杂记》中发出了“呜呼哀哉！人之不人，魂在金木”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