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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西游（第1页）

最后的西游

—《江南吴氏全书》推荐序

文屠思凡

夏庆阳九十六年七月，江南最大氏族吴家再度展开修谱工作。与十年一度的例行修谱不同，各家支的代表此番汇聚一堂，只为决定一个人的去留。

此人本名吴承恩，在竟宁元年因叛国之罪而被逐出家门。朝廷的一纸敕书改变了一切。敕书嘉奖他著书有功，列数其平生功绩，追谥为文忠公，命吴家推举贤才，择日上京，完成其遗作《长生志》的修订工作。这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直到两代皇帝后，没落的曹氏家族的后人才终于取得足以与之争辉的功绩。

成就吴承恩的，是他耗尽一生创作的鸿篇巨制《西游记》。同其他“明珠之作”类似，《西游记》的创作过程非比寻常：与数十人合力编撰的《山海经》或呕心沥血一气呵成的《石头记》不同，吴承恩一生中博览群书，寻访全国各地，最终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核，陆续演绎出了六个版本的故事，故事同根同源，又形态各异，其内涵循序渐进，自通俗志怪小说逐步深化，直至成为家喻户晓的史诗，普照万民。

与先秦时期大量佚名作品的评述方式有所不同，考察汉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必须将作者的生平纳入分析范畴（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则要依赖考古成果确定）。

在分析《西游记》时，这或许是最恰当的方式，因为吴承恩不仅创造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还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整个夏朝的文学和社会发展历程。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随着秦汉更迭，在和平世代，若有人寿可齐国，那么，此人必将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必须承认，这份预言具有惊人的前瞻性。

而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为何吴承恩恰好是它的出色证明。

从阿房宫到《东山伏魔录》

吴承恩出生在江淮流域的商贾家族，在同辈中位列第三。吴家本来世代官宦，却在吴承恩的父辈手中沦落，吴承恩的两位兄长又不幸早夭，其父吴锐因而对吴承恩寄予厚望，为他取名承恩，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

吴家主营歃器（1）生产，因手艺精湛，颇得官家赏识。家族产业在取得许可后，日积月累，到承恩时，已联合当地另外两家，组成了制造—运输—贩卖的完整链条。父辈的期待和家族的底蕴为吴承恩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他也不负众望，不仅博览群书，通读前朝经史，还积极参与家族事业。一方面“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另一方面，还曾在观览歃器的烧制过程后，参考医馆常用的角法（2），提出了“虚管汲液”的改进方案，大幅提升了抽血效率。

吴承恩对神怪传说和稗官野史的喜爱始于一场沿长江逆流而上的远游。在夏朝的官位制度中，入朝做官除了基础科目考试外，还需要得到不少于三名州郡长官的推荐。吴锐于是自夏乾化百一十三年起，多次乘船出访，拜会友人，谋求上荐的机会。

在第二次西上途中，父子二人取道骊山。在此，吴承恩首次见到了阿房宫的遗址。始皇帝嬴政在徐福带回长生不老之术后，于在位第三十五年开始建造这座天下第一宫。后经汉、魏两朝逐步扩建，最终形成了覆压一千七百余里，连接南北东西，隔天蔽日的恢宏楼宇。虽然在魏、唐两朝间，建筑群因战乱而被付之一炬，但气势磅礴的废墟却依然深深震撼了吴承恩。目睹这座庞然大物，他在想象之中感受到了时空的喘息。

要还原那些活生生的人，向来惜字如金的史书自然力有不足。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却恰恰相反，虽然离经叛道，其人其事却栩栩如生。自此，吴承恩的学识分裂成真实与虚构两个方向。他博古通今，在与吴锐促膝夜谈后，决定成为史官，并为此发奋读书；而同时，他也“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从《山海经》中，他认识到地理、博物与社会间的关系；从《庄子》《老子》中，他学会了如何编织寓言……到了而立之年，不论是文学素养还是文史积淀，吴承恩均已经远超同辈之人。

乾化百一十九年，吴锐取得了靖州令的承诺。吴承恩只要撰文上拜，水平得到其认可，即可得到举荐资格。为此，吴承恩创作了两篇作品，一篇是论述性杂文《野党杂论》，另一篇以前者为基础发挥想象，是一部歌颂前朝平叛功绩的小说。

这便是《东山伏魔录》—《西游记》雏形—的由来。

在《野党杂论》中，吴承恩围绕秦末发生的动乱，展开了对人口、外交和选官制度的评析。“始皇虽获彭祖之寿，然饮血养颜，人所不容。故纳文武，授长生之法。郡县丞属，长官征授。另废田租，以血代之。”吴承恩认为：地方自治的选官模式造成了权力的分散，使长生之法在秦末“流于乡野”，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苛政，最终导致了秦末的大规模起义。到了汉代，官府清剿乡党，鼓励生育，重新调整赋税结构，施行察举征辟，均是对前朝做出的修正。

《东山伏魔录》则舍去了上述论述，以水怪无支奇（3）为核心反派，讲述了一场天庭祸乱。全文分为“猴王出世”和“天庭之变”两部分。无支奇是东山上的一块灵石，修炼成精，本性顽劣，拜师学艺也未曾悔改，在接受招安失败后，大闹天庭，逃回下界，自立门户。主人公项公明则是与无支奇同门的正统子弟，渡劫飞升，历经千辛万苦，成为天兵中的一员，最终参与大战，率军击败了叛党（4）。

《东山伏魔录》的情节无疑精彩纷呈，但是从残篇来看，故事过于侧重项公明的刻画。无支奇被描绘成赤面獠牙的怪物，大闹天庭也只是肆意妄为之举；同时，讨伐无支奇的大战又过于强调项公明发挥的作用（尽管他的军阶并不高），缺乏格局。相比于同时期的《汉中演义》《百鬼谭》等流行作品，这无疑落了下风。同时，虽然意在暗讽，但是在《野党杂论》中提到的各项弊端却均未得到有效的体现。从文学成就上看，这部处女作并不成功。它最重要的地位，在于为《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乾化百二十年春，吴承恩将《野党杂论》交送靖州令。同期，他开始关注另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玄奘西游。靖州令在通读全文后，对吴承恩大加赞赏。通向朝堂的路重新向吴家敞开。这并非一趟直通车，在此之前，吴承恩还要接受培训与考试。

不过，举家欢庆的吴家显然对此毫不担心。他们在淮明的江畔沙洲张灯设宴。这件光宗耀祖的事也在家族会议上被记入了族谱。

这一年，吴承恩二十七岁。

玄奘取经：从西征到西游

举荐只完成了做官的第一步。接下来，等待吴承恩的，是夏朝漫长的进学之路。

在这一时期，吴承恩完成了《东山伏魔录》的续作《西征记》。二者存在诸多共通之处，除了参照的历史事件不同外，主要的区别在于《西征记》中，对长生之法的描写更加真实生动，同时，故事的内容也更加充实。

这一变化与吴承恩的个人体验息息相关。根据夏法，长生之法会在书院的入学仪式上以血液交换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仪式完成后，学生将在后续的修学过程中，陆续克服随长寿而来的各项缺陷。吴承恩在《汝忠杂记》中清晰地记述了有关体验：“虽耳张目明，神清气爽，跌打损伤愈于须臾。然须日饮生血二两，如啖铜臭……畏光，日光尤甚。昼伏夜出，昼出则披玄甲。甲甚重，多有不便。”其中，作息翻转和对太阳的不耐最为痛苦：“尝昼夜不息，翌日，昔时所学尽忘，领仗责二十，同舍生皆笑……”

克服这些缺陷的方式取自佛经。这与吴承恩当时的精修议题十分类似。在修习中，他将《严楞经》《法华经》等佛法同《唐书》《魏史》《域外志》等史册进行了对比，并通过亲身验证，将长生之法的缺陷归为心理和生理两类。其中，作息翻转与日光不耐同根同源，均属生理缺陷（5）。

修学期间，他还结识了出身官宦世家的宋彝。二人志趣相投，吴承恩赠给宋彝《西征记》的手稿，宋彝在翻阅数页后，日夜通读。最终，二人决定综合《野党杂论》与《西征记》，编写一部长生之法演变简史，作为竟学之作。这不仅需要翻阅经典，还需要寻访各地进行调查。在书院总管葛木的指点下，二人决定暂且将范围限制在交通便利的江淮流域，以确保能够按时交稿。

时任淮安知府的葛木还指派了一名护卫随行保护二人。护卫是一名武僧，法号圆忠，为人自律，沉默寡言。相反，宋彝则主张享受生活，尤好各地美食（6）。据梅祯《高甸吴氏传》记载，此二人即《西游记》中唐僧身边的猪悟能与沙悟净的原型。

而随着田野调查不断深入，二人愈发意识到：此前的论述过于闭门造车。在秦汉交际之时，江淮流域动**不安。原本归顺秦朝统治的地方官尉纷纷各立门户。而从地方志上看，在这一时期，由长生之法衍生而来的政治理论百家争鸣，比战国时期更甚，甚至还曾流行着庶人统治士人的叛逆学说（7）。

待到三下江南时，在吴承恩眼中，与群雄厮杀的乱世相比，《西征记》中的远征不过一场儿戏。在《西征记》中，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在使团与护卫的簇拥下，一路向西，途中浩浩****，四处征讨。夏明帝治世有方，漫长的和平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但这并没让吴承恩感到沮丧，相反，他反而从中看到了新的浪漫，新的宏大。

在返程途中，船行过合虚县时，吴承恩和宋彝交代了他的新构思—取消远征，以深入未知之地的探索取而代之。前接大闹天宫—对无支奇来说，这将是赎罪；后起西天取经—对唐王朝来说，这将是一场夸父逐日之旅。合虚县有山，日月所出。二人坐在船舱里，感受着朝阳的温度自山顶倾泻而下。即便在层层乌袍的包覆下，他们也感受得到它的炽热和光明。

回到书院后，二人立即着手整理收集到的资料。《长生志·南淮篇》用编年史的形式，以行政区划为总纲，按时间顺序，细致地罗列了各地的名人与重大历史事件。虽然事件间缺乏充分的联系，但作为一部学生作品，已足够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