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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料得丝毫不差，此时，罗叶正在纽约最高国际法庭的被告辩护席上。

原来，赵传真把肖理夫案的庭审时间等相关细节告诉君特先生后，君特先生立即转告了张宁静，张宁静惊喜之余，赶紧把这个消息转发给反脑库索取中心的骨干成员以及郭林涛等人。

接着，在郭林涛的亲自组织下，迅速成立了肖理夫案的辩护律师团。

罗叶立即表示希望能成为该律师团的首席辩护律师。她提出了三点理由：其一，自己曾经办过有关非法脑库索取案件，积累了办理此类案件的一定经验；其次，自己的父亲和肖理夫的父亲是至交，她熟悉肖成城先生更多的内情，因为此案不仅仅涉及肖理夫本人，肖成城先生的各种际遇也将是法庭上的有力举证；其三，由于父亲和肖氏父子的情感因素，在情感上的全身心投入，可以促使她在法庭上说出更具感染力的辩护词。

对于首席律师人选的决定权，自然落在张宁静身上，张宁静毫不犹豫地将罗叶定为首席辩护律师—她更看重罗叶提出的第三点理由—在瞬息万变的庭审现场，辩护律师的全情投入往往会激发出情理俱佳的临场发挥，常常可以起到意想之外的效果。

接下来，在郭林涛的操作下，既要聘请其他律师团成员，还要邀请陪审团成员，更要为即将到来的开庭收集各种有价值的资料……

紧锣密鼓地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1月8日下午，张宁静、罗叶和一大群人准时来到纽约。

这次，他们的阵容算得上够壮观了：光律师团成员就达11人；陪审团成员包括张宁静在内一共32人。且陪审团成员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宇民公司W公司总裁格拉斯以及多位行业巨头，还有一些学术及科学界代表。

根据现有的国际法陪审团成员组成制度，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原被告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性地邀请陪审团成员。这些人只要不与涉案双方有血缘或亲缘关系，年龄在20岁以上，没有犯案前科，在自愿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陪审团成员。

双方陪审团成员最多人数可达32人。

在开庭之前，由于肖理夫案的特殊性，张宁静虽然想尽了办法依然无法和肖理夫见上面。因为最高法庭还是担心他们有提前串供之嫌。

在几天前，只有罗叶以首席辩护律师的身份来到纽约，和肖理夫匆匆见过一面—还是在国际最高法庭诸多狱警以及无数监控设施监控的情况下。两方自然没有谈出更多有价值的内容或线索。

纽约时间2267年1月9日上午9时，肖理夫案正式在纽约市国际最高法庭开庭审理。

分离了二十多天后，张宁静终于见到了肖理夫—他瘦多了，但精神还算不错。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在被告方正式定刑之前，张宁静等直系亲属仍然不能去被告席前和他交谈。因此，张宁静只能坐在陪审团席位上，热切地望着肖理夫。

肖理夫远远地看着张宁静和陪审团成员，又感激地看了看自己的辩护律师团，然后深深地向他们鞠了几躬，接着低下了头。

此刻，肖理夫非常内疚—因为自己的鲁莽，给张宁静带来了太多痛苦与挂念。同时，他格外感动，尽管他并不认识这些陪审团成员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团成员，但他知道，这些人一定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强，他现在只能把这份感动深深压抑着。

这时，执行法官庄严地站起身来，首先，他照例说了一通庭审现场的相关规定和程序，接着说道：“为了本次开庭审理的各种信息不影响明天的全民公投，本次庭审现场已全程开启屏蔽程序。因此，在本次庭审期间，任何内外信息均被隔绝，首优通信也不能当庭接听，若有违背者，此人不可继续留在庭审现场！希望各位理解。”

原来，对本次肖理夫“造谣惑众”案的庭审，最高法庭尽管违背了联合国的初衷，执意在公投日前一天的1月9日进行，但是，最高法庭同时也听取了联合国的部分意见—对于公投日前一天庭审肖理夫案的全过程，禁止任何形式的媒介进行同步直播，否则会直接影响即将到来的全民公投意向。

国际最高法庭认为，联合国的这个意见比较中肯，最后予以采纳。

接下来，执行法官开始详细陈述肖理夫案的基本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早已被大多数地球人知道，但他还是说得不紧不慢、一丝不苟。

再下来，就是被告人的首席律师进行辩护陈词，以及其他律师团成员的相互补充。

再接下来，就是被告陪审团成员的种种文字或语言信息的表达……

而作为本次原告方的国际最高法庭—也可以说是联合国，既没有专门的控诉方，也没有检察官，更没有庞大的陪审团成员，只有一面悬空于法庭上方的巨幅显示屏，在不断记录并显示着各位律师、各位陪审团成员的语言、文字，甚至他们的种种表情……

这是一套智能听审与综合裁判系统。

这种司法电脑库早已贮存了全球所有法律、法规资料，然后根据被告所涉及的案件事实，结合执行法官的陈述、辩护律师们的证词、证据与辩论，以及陪审团各成员的意见等各种信息，再结合执行法官的意见后，通过复杂的数据分析做出最后的审判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可人为改动的。

如果涉案某方不服，可以重新开庭审理，重新智能裁判。

对同一桩案件，智能裁判系统最多可以审判四次，最后，以四次审判数据的综合分析结果为准，作为最后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