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也不好笑。”邓肯缩了回去,似乎抖了一下,吴树不能确定。
“是不好笑。”他说。
对方的喉结缩了缩:“是真的?”
“肺癌晚期。”他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模仿医生在宣判自己死刑时的语气,仿佛这样就能成为一个作壁上观的局外人,“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哦。”邓肯呷了口酒,“真的?”
“真的。”他附和道。
“你打算怎么办?”沉默了一会儿,邓肯问道。
打算。他摇了摇头。按理说,在时间不多的情况下,“打算”是个符合逻辑的行为,但此时此刻,他的潜意识拒绝打算。
这是个悖论。他想。
“所以说,”邓肯说,“你看不到我拿诺贝尔奖了。”
他笑了笑:“是啊。”
邓肯的眼睛发直,“要是你能拿菲尔兹奖,我的心里会好受点儿。”
“你知道我早就过40岁了。”
“是的是的。”邓肯猛灌一口啤酒。
这一轮沉默持续了几分钟。他喝酒,酒的味道让他想到死亡;他张望,昏黄的灯光、红色的砖墙和墙上抽象的涂鸦让他想到死亡;干脆闭上眼睛,可就连平素最爱听的爵士乐,也让他想到死亡。
“该写点儿什么?”他喃喃自语。
邓肯猛眨几下眼睛:“啊?”
“我的墓志铭。”
邓肯的舌头在嘴唇下滚动一圈,“这还用想?当然是那个公式。”
“那个—”他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恐怕没几个人会看得懂吧?”
“老兄,”邓肯抱起双臂,嘴角向一边歪着,“你是希望百分之九十九识字的蠢货知道你是个壮志未酬的数学家,还是希望百分之一的聪明人晓得这个躺在地下的人曾经做出过真正的发现?”
他愣了一下:“后者吧。”
邓肯的嘴角卷了起来,向他举起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