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哆啦A梦2
那时唐露在家里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受不了老唐躺在**看她的冰冷眼神,央求准备去外地打工的沈阿姨带上她。沈阿姨本来不想添加麻烦,但唐露跪在她家门口,凌晨时才离去。沈阿姨离乡的那一天,上车都坐好了,看着路边杨树掠过,突然骂了一声,然后叫司机停车,步行回到老唐家,把唐露拽起来就走,临出门时又扭头朝老唐骂了一句:“早死早超生,别祸害孩子!”
此后唐露一直跟着沈阿姨,在广东一带打工。她们先是当缝纫工,但机械化普及之后,这一行迅速没落,当时广东约有几十万缝纫工无路可走。于是那年春节,沈阿姨给唐露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年龄增加了两岁,能合法打工。春节过后,唐露没有留在家里,独自去往上海,碰壁之后再去深圳,然后到了北京。而她在北京的那阵子,我也刚刚毕业,进入那家动漫公司。
是的,那一年多里,我们这两个漂流于异乡的人,可能在某个地方遇到过——地铁、街道或者便利店里。北京太过拥挤,充斥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即使我们擦肩而过,也认不出彼此。
当我在北京立稳脚跟的时候,唐露却厌倦了这样漫无目的的飘**,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了故乡。对农村女孩子来说,二十三岁已经是亟待结婚的年龄了,但村里没人敢上门——娶了唐露,还得捎上一个残废嗜酒的老唐。据说杨方伟曾经跟家里商量过,认为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得起,但杨家酒厂的突然倒闭,让这件事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唐露一生中唯一接触到幸福的机会,但这扇门在她还未抬起脚准备跨进时,就发出一声无情的咣当,关闭了。
最后,媒婆领着邻村的大路来到了唐露家里。唐露刚开始对他并没有好感,但吃完饭后,唐露去看电视,大路走过来,看到唐露心烦意乱地拿着遥控器换台,最后换到了儿童频道。大路问:“你喜欢动画片吗?”唐露点点头。大路又说:“我也喜欢啊。”唐露问:“你喜欢什么动画片呢?”大路挠着头想了很久,最后说:“哆……哆啦A梦。”唐露这才抬起头,看着这个矮且瘦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粗鲁和暴躁。
但结婚之后,大路的秉性才体现出来。唐露住进了大路家,跟几个婆嫂一起,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喝醉了的大路毒打,婆嫂们都只是冷眼看着。大路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吵架时喜欢砸东西,家具、电视、摩托……在一次次争吵中,一次次破碎声中,这个原本就拮据的家,更加贫寒。
平时唐露在镇上开店,音像店、面馆、服装店,什么挣钱就做什么,什么都做不长。大路隔三岔五还过来要钱去打牌或喝酒。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省下钱来,想自己再盖一间房,离开那几个冷嘲热讽的婆嫂。
但现在,四五年攒下来的八万块钱又被大路悄悄输掉了。
这番叙述漫长而絮叨,我在冷风中听着,思绪时常抽离。天很快暗了下来,坟场上许多坟墓上都插了蜡烛,火光在冷风中飘摇成星星点点。这一年的最后时光,竟然如此寒冷荒凉。
路过陈老师的家时,我问到她的来历。母亲摇了摇头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但应该不是本地人,听说是很久以前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这里,后来撤走了,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了。因为懂得多,就成了小学老师。后来小学人不够,学校解散了,她也没走。”
天空暗如锅底,破旧的屋子像是锈迹一样。我看了看,也没再多问。
晚上我陪着父亲守夜,一边打哈欠,一边看着无聊的电视。时间就这样缓缓流逝,快到凌晨时,我把鞭炮拿出来,准备等午夜倒计时就去点燃。这是老家的习俗,以爆竹声来宣告新旧年交替。
这时,一直沉寂的夜幕里突然传来嘈杂声,有人在呼喊。我听了一下,立刻从屋里窜出去,跑向河边。
因为,我听到的是——“快出来啊,唐家那个丫头要跳河了!”
当我们赶到河边,果然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头。我们小心地围过去,手电筒的光驱开了浓重的黑暗,照着唐露的啜泣。她脸上伤痕与泪痕密布。我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
唐露突然转头看向我,露出一笑,说:“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哆啦A梦在守护吗?”她的笑容迅速被泪水融化,成了一个凄婉的表情,“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呢?”
我浑身一颤。
所有人都看向我。我张张嘴,想说些什么,但只发出嘶嘶的含混声音。
扑通一声,桥头已经没有她的身影。
人们连忙涌过去。我却迈不动步子,任这些幢幢人影从我身边掠过,脑袋里只是想着:原来,她一直是记得的。
我有些恍惚,又有点冷,缩紧了衣领。
这时,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身后响起,密集得没有间隙。我转过身,看到家家户户的爆竹火光把夜撕成了零散的碎片。
新的一年终于姗姗来迟。
关于故乡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了小学毕业的夏天。那一年之后,小学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而停办,我们成了最后一届毕业生。拍毕业照的时候,谁都看得出来,尽管陈老师依旧面目阴沉,但眼圈泛红,拍完之后长久地坐在椅子上,不肯起来。
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这意味着长达六年的监狱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唯一需要忧虑的,是夏季漫长,蝉鸣聒噪,这三个月的暑假该怎么度过。
这时,我家里也买了一台VCD放映机,是用来给我爸看戏曲的。正是因为这个,我对哆啦A梦的爱好卷土重来,但我到处借,也只借到零零散散的几张碟,而且上面字迹都不清晰了,所以唐露认真地在每一张光碟上写下了“哆啦A梦”。这些碟显然不够度过夏天,我对唐露说:“你还想看《哆啦A梦》吗?”
她使劲点头。
我暗自思揣——如果能搞到《哆啦A梦》的一套VCD,暑假就能每天和唐露一起看大雄和静香的奇妙冒险了。童年即将结束,接下来是混乱迷茫的青春期,在这最后的尾巴上,能以这样美妙的方式跟唐露一起度过,是我梦寐以求的。
但是大山版《哆啦A梦》的一整套,有一千多集,即使是租VCD,也需要一百二十块钱。这笔天文数字,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把小学六年的教材和练习册装在一个麻袋里,用自行车驮着它去了镇上,卖给了收废品的老头,换回十来块钱。当我捏着这薄薄的几张纸时,感慨六年求学,换回这么点钱,实在是替我父母愧疚。
“书这个玩意啊,最不值钱了,”老头把麻袋里的书倒出来,用脚踢进角落,“值钱的还得是铁啊,你看,墙上写得一清二楚。”
果然,墙上贴了价格表:可乐罐一毛三个,书本一毛五一斤,废铁一块二一斤……我看了一会儿,叹口气,捏着钱走了。
那阵子,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和唐露难堪的事情——我爸爸和唐露的爸爸打了一架。据说是在田里干活时,我爸爸听到老唐在跟人嚼舌根,说他出轨的事情。于是我爸冲过去,两个人扭打成一团,旁人拉了好久都拉不开。
因为这件事,我们都不想在家里待了,忧愁地继续游**。我们在午后太阳西斜的时候,沿着河边行走,河面上也出现了两个人影。我对唐露说:“你看,他们是谁?一直跟着我们呢。”唐露把手指竖在嘴边,嘘了一声,说:“他们是住在水里面的人,看我们靠近了,也在小心地观察我们。别大声说话,吓着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