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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笔会纪要（第2页）

我猛睁开眼，天光让我不习惯地又闭上眼帘。应该是在昏暗的客房里的，难道是我做梦做得魇住了？

但是，日光的热度、带着汽油味的空气是真实的。我疑惑地重新睁开眼：乘客正在下车，我坐在第一排靠门边走道右手边的位子，这位子是没错的，问题是上上下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得的！

我脑子里嗡地震了一下，顿时瘫软下来：我跟错团了！

想想，再想想。

我按了一下腰间，硬硬的包还在，有钱有证件，就算跟错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不过要马上通知杂志社的人才好，免得他们担心。

可是我怎么会跟错团呢？我坐第一排，导游不可能没有确认过我这个位置。我也完全不记得何时早饭、何时上车了。难道是我间歇性失忆？太夸张了。相比之下，走错时空的解释似乎还正常一点儿。

我迟疑地下了车，打量车子的外观——也是黄色的旅游大客车，但和原来那辆不太一样。我不敢走远，只是努力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却总是徒劳。泸定桥入口离车子不到30米，我左顾右盼地走近时，守在桥口那个挂着导游证的圆脸黑皮肤女孩塞给我一张门票。“10点半上车啊，10点半！”她对我嚷。

这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导游。我尝试着和她搭话，问道：“什么时候能回成都？”

“下午5点左右吧！”她显然因为劳累而不耐烦，“你今天都问三遍了。”

我被吓得不敢吱声，觉得像误入沼泽的旅人，每一步试探都可能陷入吃人的泥淖，坠入不可知的虚无。

我几乎是被导游赶着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梦游似的躲过桥心站着拍照的旅人，朝对岸摸索过去。这时，横里插出一个挂着一次成相机的老倌儿，拦路兜揽生意：“小姐拍照吗？一分钟成相三分钟可取，十元钱。”

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有点儿虚，其实我看谁都觉得对不准焦距，应该是心理问题。

“好吧，拍一张。”我听见自己说。

老倌儿身手矫捷地蹦到桥尾，让站在桥心的我摆个姿势。我左手抓住充当栏杆的铁索，咧嘴露出比死还难看的奇怪笑容——当然这是照片显影后我才见识到的。

我早早回到了大客车上，拿出手机找电话簿，里面却没有随同旅游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手机号码。只能给成都的杂志社打电话了。接电话的居然是姚夫子。我瞬间失语。整个笔会人马组成的旅行团应该还在泸定桥前后的路上，离成都还有六七个钟头的车程。

“……你什么时候回成都啊？”

我回过神来时听到姚夫子在问。

“我……今天傍晚吧！一路没什么熟人挺没意思的。”后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试探。

“之前去九寨沟回来大家都累得够呛，也就你还有精力继续玩。对了，还有潘海天他们去西藏了。”

我支吾了几句挂了机。

九寨沟？

杂志社举行的笔会旅行去了九寨沟？我去完了又一个人来康定？而且还是用我一贯厌弃的跟团方式？

我翻了翻泸定桥的过桥票，明信片式的票后印着当日的戳：20040801。

时间是对的。

我默默看着到时间后一个个上车的旅客，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然后那个圆脸的黑姑娘上了车，坐在梯级上，司机——一个长得有三分像赵本山的师傅，发动了引擎。

车到成都，导游的任务就结束了。我随便找了个旅馆，搁下东西就直冲卫生间，一身的冷汗，肠胃里直搅和，吐得我昏天黑地。勉强冲了个澡，也懒得吃东西，一直趴在**想东想西。

感觉稍稍好些后，我给张卓家打了个电话。她到现在还不肯使手机，也不知她到家了没有，只能姑且一试。不料居然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张口就问我旅行如何。我说：“累吐了，我连日子都记不清了。笔会是几号开始的呀？”

“20号呀！”电话那头说，“连开会带玩26号结束，你歇一天居然又去海螺沟、康定了，真够有劲的，还是不行了吧？”

可笔会明明是27日才开始的，我见过邀请函。我又问：“笔会是去的九寨沟？”

“你怎么了你？老年痴呆？”

“记不记得那天我说的暗号？”

“哪天啊？我说，你病了就别说话了。吐过了好好睡一觉，省得说什么错什么。”

我无力地搁下电话，脑子是木的。我想我要好好面对这次特殊情况了。

假设我一直熟悉的世界是A，张卓换房的世界也许就是B（B与A的区别还是不确定的），而眼下所在的世界却是C，感觉我离自己熟知的那个“时空”越来越远了。这种正在远离的恐惧催促我立刻打了下一个电话。

我拨了大刘的手机，然后惶恐地等待。

应声的人是大刘，我松了口气，至少这个号码还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