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奈之下,我只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哦,我刚查过邮单的。已经给你发出去了呀!”
我松了口气,仿佛又抓到了另一根线,虽然是那么纤细的一条线索。“我……我还想再买几本别的,请你们用原来的地址给我发出去就可以了。”
果然在电脑里存了发货的地址记录。他打了一张出来,我把随便挑的四本书递给他,看着他打包。同时,我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记下了那个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福心路285号302室。
记忆中杭州并没有这样一条路。
付钱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和多少有几分原来面貌的科协大楼,在人民南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似乎就是我熟悉的人民南路,但是气息、感觉却不尽相同。
与本原越来越远的世界让我措手不及。所幸有过之前几次渐进的铺垫,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
成都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即使在晚上,也很难看见清晰的星群。也许这个世界里的星星,和别的世界是一样的吧?我像一个白痴那样坐在花坛边的水泥板上瞪着天空,等待黑夜的降临。其实我根本不熟悉星星的位置,我的天文学知识完全不具备实践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挂在腰间的小包忽然震动起来。
“在我意想不到时候,你居然就在那里……”一个女声唱着,伴着叮叮咚咚的和弦。
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手机来电。
我急忙去掏那个包,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手脚这么笨拙,终于掏出这个跳动的小东西。可我又迟疑了,不是我的西门子,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牌子,我不确定应该如何接听。
那个女声依然唱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等待了那么久,你来的时候我却已经放弃……”
管他呢,手机反正都差不多。我按下屏幕上的C键,希望那个符号代表话筒。
和弦停了。女声安静了。然后又一个声音,细细的,从手机一端传来:“喂——”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去听。
“听得到吗?”
“听到了。”我心虚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啊?”
“你不是说昨天订了票吗?告诉我航班号,好去接你。”
一个男声。陌生的男声。
我灵光一闪,立刻在包中翻找,果然找出了一张机票。2004年8月3日上午9点30分起飞,CU3850,成都到杭州。我在电话里报了一遍。
那边笑了。“明天我调休吧!你想想要怎么庆祝?”
我就像个临时顶替的B角,在舞台上忘了词:“庆祝什么?”
“你当我忘了?3周年嘛!锡婚,还是陶瓷婚?我是搞不清那些的。反正我已经准备好节目了。”
我干笑两声挂了电话,这才真正地傻了眼。大刘说波动也许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复原。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现在就复原。现在!我对着翻得一团糟的挎包许愿:让我立刻回去吧,实在不行的话,一切在明天中午之前结束也行啊!
我抓住这只新鲜的手机,努力寻找电话簿,但是里面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有一个“家”的号码,但我怕会是那个陌生的男人接听而不敢尝试。
我拨了一个A世界中杭州家里的电话。
无尽的长音,之后喀的一声,一个很粗鲁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应声:“喂?”
“喂。”我畏缩了,我已经料到这个电话也失效了。
“找谁?”话音是凶横的。
我忽然来了气,因为这一段无端的颠沛,我用同样凶横的口气说:“找我妈!”
“打错了!”电话被重重地挂断了。
包里有一张薛涛宾馆的房卡,我不明白赵四——这个空间原来的住客,为什么要住得那么远。还有一个红色的皮夹,塞了十张纸币和各种颜色的银行卡、贵宾卡。纸币是绿色的,正面印着毛主席的全身像,反面好像是革命圣地延安,都印着阿拉伯数字100和“壹佰圆”字样。
皮夹里还有一张两人合照。一对年轻男女刻意摆出肉麻的姿势。这两个人我谁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