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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错（第1页）

音　　错

我第一次注意到秦浩不是在班上，而是在练舞房。虽然那时候高一上学期已经快过完了，但一个对同班同学没什么兴趣、每天下午缺课去练舞的中等成绩的艺考生来说，班上的人只分收作业的人、特别显眼的人和其他人。

我照常做完四组基本动作。在休息时，舞蹈班的同学过来分享一首曲子。要不是侧头去看她的播放器，我也不会注意到那个角度在走廊上假装看手机的秦浩。

视线对上时老师说休息时间结束。再看走廊，他已经不见了。

后来我得知他就在楼上练小提琴，而且和我同班。再后来我们每到了下午第一节课后，就一起往音乐楼走。

为了让他准时去练琴，我答应偶尔拍一点小视频给他，也省得他每天晚到十分钟。“迟到可不太好。”我是这么劝他的。

再后来，我们成了同桌。

上课，跳舞，秦浩。我以为高中就要这样过去了。但我错得离谱。命运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转动。

你根本没办法知道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是由哪一个瞬间决定的，那之前的也是，那之后的也是。常常只有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你偶然想起来才会意识到，原来命运的道路早就写得清楚明晰。而接受这一切又是另一码事了。

事后回想起来，最后听到合拍的声音，是一滴水。

高一的夏天，我照常坐在靠窗的位置，下午第一节课的阳光从梧桐叶子里漏下来沾到桌角上，蝉鸣被隔音玻璃降低到刚刚能听见，笔尖在纸上摩擦的声音带着我惯有的节奏，教室里有咳嗽、哈欠、轻声细语的讲话声……老师正在讲正态分布曲线的沿纵轴对称性。

那滴水声是从秦浩桌上传来的，他坐在我的右边，用手臂撑着下巴打瞌睡，口水滴在数学书上。那声音不清脆也不厚重，“啪”的一声就闷闷地砸在纸页上。

我忍住笑意想把他叫醒，数学老师比我先一步走过来—秦浩惊醒地站了起来。

没有椅子挪动的声音。老师的嘴快速地开合，看上去好像在说话，一些视线汇聚过来，有人咧开嘴做出大笑的表情。没有说话声和笑声。

正当我下意识地做出“我聋了？”这样难以置信的判断时，一种持续的尖锐摩擦声出现了，我捂住耳朵也丝毫没有减弱它。

那一瞬间，我想起幼儿时期掉进小区水池里的溺水经历。我知道其他的孩子就在水面之外，也知道水池比我站起来要浅，但在无限延长的呛水窒息和不真切的气泡滚动声中，我无论怎么挣扎也踩不到池底。等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扑腾了十几分钟，但同伴告诉我，其实我只掉进去几十秒。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想说自己不太舒服，第一个字出口后就闭嘴了。口腔明明确实震动了，耳朵里却只有那种持续而拖沓的摩擦声。

据他们说，我突然大叫了起来。

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大概三十九岁吧，会度过一个和之前每天都相似的普通夏夜。吃完饭以后去江边散步，我们会商量着避开年轻人聚集起来玩滑板和放音乐的地方，只走人少而安静的路，但周末的外面人特别多，哪里都吵，所以我们会回来得比平时早一点儿。你会靠在沙发上看药剂师的考试书直到睡着，而我看好几次钟才会听见一次整点敲钟。

一只野狗会叫上几声，接着一个晚归的家庭会路过楼下并讨论一场遗憾的牌局。大概在午夜的时候，你会因为窗户外面小青年争吵的声音而被惊醒，于是气冲冲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推开身上的书大步走到窗边去，拖鞋在地板上“咚咚”响。

你被吵醒的时间应该会是凌晨一点，你会问我为什么没有把你叫醒。

我会不太肯定地从手机里翻出你多年前的小提琴曲子播放，即使我耳朵里听见的是意义不明的持续“嗡嗡”声。

你会一言不发地陪着我很长时间。

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就听不见了—或者准确地说—我为什么听不见身边的动静，却可以听见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并没有聋。正相反，我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它们显然都不是来自眼前的场景。我看着父母争吵、哭泣和拥抱，耳朵里是拖音很长的工地施工声；我走在家附近的小路上，却听见电影里才有的超慢速外语对话；更多难以辨认的奇怪声音让我恐惧又沮丧，而且完全无法好好休息。无法控制的吵嚷与安静交错出现，大多数都没有我能辨识出的规律。

从那节数学课开始，我就一脚迈进了另一种错位的人生。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影响那些声音，它们像塞进我耳道深处的失控耳机一样阻隔外界，自顾自拼命播放。

几个星期后，我从最初的疯狂与难以入睡中挣脱出来，开始学会在声音减弱时休息与思考，转而试图向家人朋友证明自己仍然理智清醒。虽然听不到自己的嗓音，但我似乎没有丧失语言能力。不久后我学习唇语，并坚持要回到原来的学校，同时开始寻求治疗。

突发性听觉神经障碍。这是最开始那两年我在医院里看到次数最多的唇形。在跟一群先天听障学龄前儿童一起上唇语课的同时，我的父母带着我跑遍了国内所有的顶尖耳鼻喉科三甲医院，和每一家叫得上名字的听力相关诊断仪或治疗仪公司，除了让我涉足大半个中国的省会以外毫无收获。

不论是医生、顾问、经理、教授或其他奇奇怪怪的称呼，结果都一样。他们中一些人声称，我只是装模作样，不愿意上学、经历失恋或者校园霸凌；另一些人拿着各种只能证明我多么健康的拍片和化验结果单来推测我有史无前例的新型脑肿瘤、听觉神经压迫或妄想症；甚至有一位民间医生看了我拍的片子，指着一处和周围看起来别无二致的大脑成像图细节，信誓旦旦说那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在视觉上辨认的血液流速的变化，连他站在一旁的助手听了都忍不住发笑；然而票数最多的意见是我患上某种精神疾病，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直接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建议我放松心情、多休息。

在无数的夜里被无法控制起落的声音惊醒时，我常常会想起那些医生讲“好好休息”的嘴形。我想他们其实是在说，治不好了，你走吧。

高二那年的暑假，我已经差不多跑遍了国内最有希望的医院，一年的求医和间歇性的缺课让我的文化课成绩一落千丈，舞蹈课更是彻底不能进行下去，但没有人因此责怪我。他们的迁就与包容时刻提醒我与别人不同，这让我更加苦闷。

妈妈把我的舞鞋和满满一柜子的CD藏起来，好几次暗示我说，以我的文化课成绩，就算不考音乐生也可以上大学。一开始我执拗地摔门而出以示抗议，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一个听不到音乐的人，要怎么跟着音乐跳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