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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2页）

我问：“她只是咳嗽，为什么要做CT？”

医生说：“你必须去。”

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她才二十岁。

我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免疫治疗给了我们一点时间，但很快就失效了，国内的朋友建议我们去休斯敦求医，然而我很清楚瑞士的医疗已经是世界顶尖的水平。医生那天下午四点来病房“宣判”，一字一句告诉我们，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她不曾说出口，但我知道她不甘心。小妙对自己的期许很高，可谁能想到这样的惨剧会降临在她身上？她短暂的生命，只来得及如饥似渴地学习，却未能有所表达，有所成就，又怎会不遗憾？她曾对我开玩笑说：“妈妈这么了不起，以后有人把你写在书里，我就来做你人生的注脚。”

然而她又说：“真奇怪，在定义一个女性时，人们只会从她的家庭和孩子来判断她。”

我笑了，她多明白，又多可爱啊！都这个时候了，她还在担心我呢！她说：“你看他们写那些成功的女科学家，关心的都是她的风流韵事，她不够圆满的家庭，她对孩子关爱的缺失。所有人都要为她的成功找一个‘理由’，一定是因为她没完成好某一项必选的功课。”

那就让他们找一个“理由”吧。不论有没有这本书，我都知道我最好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我的论文，不是冬眠技术，而是我的孩子，是她通透高洁的灵魂和她对我的爱。

就在小妙转到临终关怀病房的第一天，瑞士完成了法律修订，允许绝症病人申请冬眠试验。我问她：“你愿不愿意同我在未来见面？”

她说：“好。”

于是她成为了“夏娃”。

2032年，新一代细胞疗法研制成功，我和学生们一起把方妙唤醒。药物控制住了肿瘤，她一天天好起来。当时团队里有一个名叫李子萱的实习生，和小妙关系很好。我们回国之后，李子萱也经常到家里来看望小妙，还对我们说，她自己也想要冬眠。后来，郑一诺为了《冬眠法》的事情来找小妙，但我女儿当时还在恢复期，精力有限。倒是郑一诺在我家等小妙的时候，遇见了李子萱，两人一拍即合。李子萱说，她不想当着孩子讨论离婚和财产，竟时常约郑一诺在我家见面。小妙也十分高兴，觉得像一出真人秀，在养病时，时常看着，觉得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于是，她见证了两人的许多次对谈。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小妙还时常同我聊她们俩。很多法律层面的细节，是我这个“始作俑者”也从没想过的。忽然有一天，小妙说：“我想把我听到、见到的写下来。”

我一度很后悔当时没有阻止她。写作是一件费神的事情，2033年，在《自由意志的边界》完稿一个月之后，方妙癌症复发。我们又经历了极为可怕的三个月，最终，她不得不再次冬眠。

在她睡去之后，医生告诉我，她之前的病已经得到了完全缓解，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死神这么快就又一次找到她。这个疑问让我忽然想起来，在我们最初做冬眠实验的时候，有一些冷冻时间过长的小鼠，总会在苏醒之后迅速发生癌变死亡。我们当时没能确定那个时间点，只私下把它戏称为“命数”。于是在五十岁这一年，我决定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女儿冬眠的同时，尝试去找出她这一次患病的原因。很快，我就发现了文馨宜（），她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

我给文馨宜发了邮件，邀请她回国到我的实验室工作。她痛快地答应了。在我们共同发表论文的同年，能治疗方妙肺癌的基因疗法研发成功。我的女儿从死神的摇篮里再度醒来，开始了新一轮治疗。这一次，我和文馨宜都怀疑，虽然小妙的生命还没有到达人类应有的寿命极限，但她其实“命数已尽”，任何治疗都只是另一次折磨的前奏。

完成采访稿之后，小妙不是很满意，她觉得这只是一篇浅显的科普，没能挖出故事来。幸而我自己就处在冬眠话题的中央，总能听到各种八卦—太空社会学家陆晴的课题以失败告终之后，我主动请她到家里来做客。陆晴让小妙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有一天她写到一半，忽然拍案而起，对我说：“妈妈，这世上不只有未来，还有远方。”

然而她也没能去医院以外的远方。癌症再次复发之后，我们终于明白，她的生命会是一场科学与癌细胞的赛跑。不幸中的万幸是，她有冬眠这个作弊器。

小妙在2048年醒来时，我才拿到一个奖项。那些日子，许多人在我家里来来往往，说是来看望她，也或许是借机来看望我。在这乌泱泱的人群里，小妙注意到当时还在四处推销自己的唐祝，她对我说：“这个人能成就一番事业。”

她那会儿的目光和语言，是超脱于生死的，所以更广大，也更清晰。她押对了，用自己的文章，为唐祝的成功推波助澜。然而她没能第一时间看到那部名为“概念推手”的电影，而我也不想再去描述她这一次在骨肉瘤中遭受的痛苦。那时我看着她的睡颜，几乎觉得冬眠技术本身就是对我的诅咒，如果我没有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也不用一次次承受“希望”对我的凌迟。这时我已然年迈，必须随着她一起沉睡，便把家里的大小事务都委托给唐祝的保险公司，并请她在药品研发有进展时唤醒我们。我们分别在2056年和2068年醒来了两次，然而每次小妙都只来得及记录下一些碎片，就不得不再度睡去。我清楚自己无法用更老迈的身体来照顾她，于是每次都与她一同签下冬眠合约。她对我说：“妈妈，你在用你的生命追逐我，这对你不公平。”

她太害怕抛下我了。她知道，自从她病倒之后，“让她活下去”就成为我生命的唯一意义。我相信这反而是她选择“剩人”这个题目的原因。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抛弃自己的家人，去往不可知的未来？而那些被抛下的人，又会经历什么？

读完《剩人》，我对她说，真是“众生皆苦”。

她却问我：“妈妈在研究冬眠技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造就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甘心沉沦于苦海，他们都在挣扎，去生活，去选择，让自己的人生在‘冬眠’这个茧里蜕变，创造出你无法想象的未来。这就是人类不可思议的地方。”

她在小小的病房里，看到了比我的视野更广阔的世界，听到了更辽远的声音。但我当时还没有发觉，她已决心跳离苦海，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没能见证她奏响的2181序曲。她避开我，自己苏醒，在休斯敦挺过治疗，通过表姐顾适联系到地外探索协会，参与他们的研究，写下最后的文字，出版这本书，然后消失不见。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是否还活着。我醒来之后四处找寻她，但在心底，我知道，我与她已经永远地失散了。

而就在阳光扯开火山灰云，洒落于大地之上的那个早晨，我回过头，看到床边的这本书。

翻开扉页，她的名字就印在里面。

她在这儿，在这书里，在我手里与心里。

董璐2089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