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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托德（第1页）

玛丽·托德

1837年3月，在安过世两年后，林肯重新回到了新塞勒姆。他借来一匹骏马，骑着它直奔斯普林菲尔德，开始了实习律师的生涯。

林肯所有的家当也不过只有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衫和内衣裤，外加一个破旧的蓝布袋子，里面塞满了6。25美分和l2。5美分的硬币，这些钱还是他在新塞勒姆当邮差时的公费，之后邮局便突然倒闭了。他将这所有的家当一股脑儿地塞进马鞍的袋子里，开始了新生。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第一年，林肯手头很紧。其实，他完全可以将那笔公费据为己有，但他觉得这有违诚信。所以，当邮局查账员来向他查账的时候，他一分不落地将那笔钱交了出去，而且还将一两年前他担任邮政局长时所领取的薪酬也交了上去。

林肯骑马走进斯普林菲尔德的那天早上，就已经身无分文了，不仅如此，他还身背1100美元的债务，那是在同贝利开杂货铺时欠下的。贝利已经过世，这笔债务便落在了林肯一个人身上。其实，这笔债林肯也大可以不用偿还，他完全有理由要求分割生意失败的责任，然后钻个法律的空子一走了之。但这也绝不是林肯的为人之道，他请求债主们给他还款的时间，到时保证连本带利一并偿清。大多数债主都被他的诚意打动了，唯有彼得·冯·贝尔根不同意他的请求。这人立刻起身更衣，将林肯的马和勘测仪拿到拍卖会上拍卖了，然后剩下的债主就只有等待了。从那以后，林肯为了诚信守约，每天省吃俭用，长达14年。即便是到了1848年，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林肯，仍会拿出他一部分的薪酬寄回家乡偿还债务。

抵达斯普林菲尔德的那天早上，林肯将马拴在广场北角的乔舒亚·F·斯皮德百货店门前。后来斯皮德亲口回忆道：

他是骑着一匹借来的马来到这里的，并且走进了我的店铺。我是这里唯一的木匠，他将马鞍袋放在柜台上，就问我订做一副单人床架需要多少钱。我取出纸和笔算了起来：共需要l7美元。他问我：“还能再便宜点吗?当然，我知道这已经很便宜了，可是我的钱实在不够。如果您这里可以赊账，到圣诞节前而我的法律业务又成功的话，我就能还钱给您。但如果失败了，我有可能永远还不起这笔债了。”他的语气听起来是那么哀婉。于是我抬头朝他看去，我发誓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见过比他更为忧郁和悲伤的脸了。我对他说：“这么小的一笔债务，就能如此沉痛地影响你吗？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既不会让你背上债务，又能让你达成愿望。我的睡房很宽敞，里面有张大大的双人床。如果你不嫌弃，十分欢迎你和我同住。”“睡房在哪儿?”他问。“楼上。”我指向店铺的楼梯口。他二话不说，就提着工具包上了二楼，然后将包重重地扔在了地板上。当他走下楼梯时，脸上熠熠发光，高声叫道：“噢，斯皮德，我搬进来了。”

林肯在斯皮德的店铺二楼一住就是五年半，而且是免费。林肯另外还结交了一个朋友——威廉·巴特勒，他也收留了林肯五年，不但提供食宿，还给林肯买了不少衣服。林肯当然尽其所能给予了巴特勒一定补偿，不过他们之间从来不记账，一切帮助都出于友谊。

林肯为此感激上帝，若不是遇见巴特勒和斯皮德这两个好人，他永远无法在法律事务上有所成就。

后来，他跟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律师合伙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斯图尔特主要关注政治事务，而把大部分日常事务的筹备工作交给了林肯。其实，要筹备的也没有什么，一张小床、一套制服、一把椅子、一条长板凳，以及一个安置法律文件的书架，仅此而已。

从事务所的记录来看，公司在开业的头6个月里只有5项进账：一笔案子收费2。5美元，另两笔各5美元，还有一笔l0美元，而最后一桩，仅收取一件客户的大衣作为部分报酬。

这让林肯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有一天，他驻足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木匠店前，他想不如放弃律师，做个木匠。几年前，他还在新塞勒姆学习法律时，就十分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度过的第一年是孤独而寂寞的。他唯一接触到的人群，就是那天晚上在斯皮德店铺后院谈论政治以消磨时光的那帮人。周末，林肯也从不去教堂，他说在斯普林菲尔德这样优雅的教堂里，他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不知所措。在这一年，只有一个女人同他说过话。他写信给朋友评论这件事：“如果不是出于必要，她是一定不会同我说话的。”

然而，在1839年，一个女人不仅会主动找他说话，还大胆而热烈地追求他，一心要嫁给他。她就是玛丽·托德。

曾经有人问林肯，为什么托德家的姓氏这样拼写（Todds），他十分幽默地回答说，或许上帝（God）认为一个字母“d”已经够好了，但是对于托德（Todds）家族来说，要两个“d”才算最好。

托德家的人都对自己的姓氏十分自豪，因为他们有本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族谱。玛丽·托德的祖父、曾祖父以及叔公们，当过将军和州长，其中一位做过海军参谋。玛丽曾就读于肯塔基州列克星顿的一所显赫的法语学校，学校的负责人是两位法国贵族——维多利亚·夏洛特·拉·克莱尔·芒泰勒夫人及其丈夫。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从巴黎逃离，否则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在贵族学校的教导下，玛丽能说一口纯正的巴黎腔法语，她学会了跳交谊舞，就像凡尔赛宫里贵族们跳的那样。

玛丽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她也自视高人一等，并且坚信，有朝一日她所嫁的男人一定会成为美国总统。她不但对此深信，还公开夸下海口，但众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句戏言，只能沦为他们的谈资和笑柄。可是没有人能撼动她的信念，就像没有人能阻止她不停地夸耀一样。

谈到人们对玛丽的印象，她的姐姐毫不客气地说她“爱出风头、喜欢浮华和权力，是自己所见到的最具野心的女人”。

不过，玛丽脾气暴躁。l839年的一天，她同继母大吵了一架，然后随着“砰”的一下摔上门，就永远离开了家。玛丽最终来到斯普林菲尔德，投奔嫁到这里的姐姐。看来，冥冥中自有天意，玛丽决心嫁个总统，那么她离家出走算是走对了，而且更走对了地方。那个时候，斯普林菲尔德没有绿树成荫，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路灯，更没有排污的下水管道，有的只是四面环绕的荒芜杂草，牛群在镇上随心所欲地游**，家猪则在泥泞街道的水坑里欢快地打滚，各种牲畜的恶臭弥漫在空气中。天知道，那样一个脏兮兮的只有1500人的西部小村落，居然在多年后的1860年孕育出两名总统候选人，一个是民主党北方候选人斯蒂芬·A·道格拉斯，另一个就是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也就是玛丽的丈夫。

这两个人在1839年同时居住在普林菲尔德，而且同时追求玛丽·托德，两个人都曾挽起过这位女士的手，都向她求过婚。

她的姐姐回忆，当被问及她想要嫁给哪一位追求者时，玛丽回答：“那位最有希望成为总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