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为什么是刘邦?
在秦末的群雄征伐中,刘邦为什么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帝王中,刘邦为什么能成为他们当中的冠军?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观点。但在我看来,刘邦最厉害的一点,是他非常擅长“授权”。他不但喜欢授权,而且是收放自如,是权力管理的行家里手。他没上过什么管理学校,也没读过MBA,但他在这方面比当今任何一家世界级企业的领导人都更具有天赋和过人的能力。
我们知道,授权就是让手下去为自己完成工作,充分给予权力和一定的时间,然后信任。为什么要授权呢?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英雄,就算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项羽厉害吧?他武力过人,又是贵族,号召力也很强,可又能怎么样?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上。
业务高手与管理者是两种不同的角色。一个卓越的管理者,他必须让整个团队厉害起来,而不是只有自己呼风唤雨。
这就是为什么刘邦能够在每战必败的逆境中愈挫愈强的奥妙。他自己上阵杀敌是不行的,亲自带兵指挥也很平庸,但他擅长“将将”,就是知人善任,让能人为自己去打仗,征服天下。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一个公司的老板,部门的领导,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得有善任之能。
看看历史上的名人是怎么评价刘邦的:
与刘邦同时闹革命的陆贾对南粤王赵佗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陆贾觉得,刘邦不但是伟大的皇帝,而且继承了三皇五帝的事业,统一了中国,这是天地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
司马迁在谈刘邦时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这段话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高祖愤发有为而成为天下的雄主,哪在于无土而不能为王?这不就是世传的大圣吗?此真是天意啊,如果高祖不是大圣之人,又岂能受命于天而当上皇帝呢!”
司马迁当然有拍马屁的成分,但也从侧面说明,刘邦至少是让他折服?的。
到了宋代,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就是说:古代通晓人情并能准确判定天下大势的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汉高祖。
王安石说:“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王安石是一代名相,他认为后世之人遵循刘帮的规范去做事,很少有失败的。如果不遵循和学习刘邦留下的经验,则必有过失。
元代的戈直说得更有对比性:“(唐)太宗英武,将略优于汉高;至于知人判事,不及汉高远也。”在戈直眼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将略比汉高祖强一点,但在识人用人、判断事物的能力上,远不如刘邦。
明代的李贽说:“故汉祖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提到刘邦,他认为是尧帝以后最伟大的一个帝王,没什么皇帝能跟他相提并论了。
英国著名的史学大师汤因比也给予了刘邦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刘邦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之一。一位是开创了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另一位便是创建了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但是,与史学家们的高誉相比,民间对于刘邦的评价则有些失于客观。比如许多人在刘邦身上研究厚黑学,认为他的成功是源于一种流氓哲学,将他的形象抹黑;不少人反而崇拜项羽,认为项羽输得壮烈,不愧是顶天立地之英雄。
这不但对于刘邦相当不公正,而且也违背了最基本的史实。刘邦既不是心肠狠毒的流氓,项羽的所作所为其实也算不是顶天立地。
我们从历史当中不难发现,从一介平民实现九五至尊之高位的帝王中,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和明太祖朱元璋三个人。光武帝虽然是汉景帝的后裔,但他起家时的家庭实际情况与平民没什么区别,反而处境十分凶险。他们创业时的自身社会地位很低,可利用的资源非常少,承担的风险极大。可以说,这三个人堪称草根创业的优秀代表,代表着白手起家的最高境界。
但不同的是,刘秀与朱元璋成就自己的帝业都历时15年,刘邦从起兵到称帝,在一堆强手如云的贵族之间仅用7年的时间。如果仅从汉王算起,他只花了4年。这是何等的逆天?而且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势力犹存,还没有形成大一统的传统,统一的难度是后人很难想象的。
善战者从来都无赫赫之功。刘邦看起来什么地方都不算出色,但是他统一天下的时间最短,建立的汉朝国运最长,宗室的实力保持也最完整。关键是,他的起点还是历代最低,对手的质量也高。
他不是皇帝中的冠军,谁又有资格呢?
刘邦凭什么能做到这些?
第一,不管顺境逆境,他始终都保持自信。在人生艰难的时期,他反而更加坚韧,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强大的意志力,保证了他能够在艰巨的僵持和消耗中胜出。
刘邦起义之初,雍齿叛变降魏,让他丢掉了根据地之一的丰邑。丰邑失守,又反攻不下,在当时对于刘邦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雍齿降魏,说明刘邦的内部不团结,给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二,等于向世人宣告自己在军事上的准备不足,容易失去民心,这在乱世是非常危险的。三,也是最重要的,叛变的丰邑如梗在喉,制约了刘邦进一步的发展,使他极为被动。
这件事对刘邦的影响很大,至死不忘。当上皇帝以后,他赐沛县汤沐邑,世世代代无租税,却不给自己的出生地丰邑同样的待遇,就是因为雍齿的叛变。他说:“丰邑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当然不会忘记,但因为雍齿反我降魏的缘故,这地方我是不会有什么优惠政策的。”
丢掉丰邑以后,刘邦又是怎样做的呢?马上搬救兵,再次拿下丰邑。第一次,他从景驹处借兵,没打下来。第二次,又从项梁那儿借兵,攻了两次终于如愿了。需要注意的是,刘邦这两次借兵的对象互相之间是死对头,项梁刚杀了景驹,刘邦就向项梁开口借兵。说明他可以接受被动的局面,但绝不容忍背叛和愚弄,也绝不轻言失败,不放弃自己的雄心,不失去自信。丢掉的东西,他会马上想办法再争回来,而不是一走了之,另寻它途。
如此强大的心态,给他的手下和对手以巨大的心理震慑,对他产生强烈的敬畏心理。从轻视,到重视,再到最后的畏服,这是人们看待刘邦的一个心理转变,是刘邦通过无数种这种事件的处理和表现出来的强者风范来折服时人的。史记对此说:高祖“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这就体现了刘邦具有强烈的目标感和强烈的自我认同。他高度地认同自己,又不缺乏恰当的灵活性,使得他总能对一件事找到最为理智和正确的处理方式。
项羽也“自负”,对自己也高度地认同。但关键的是,项羽的自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不但自信,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刘邦拥有充分借助“外力”的自信,项羽却只相信自己的力量。那么,项羽的高度自信,我们其实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盲目的自大,甚至还有其潜意识中的“自卑”。因为只有一个自卑到极点的人,他才极端的自大。
因为自信,不管在借脑、借兵和借人上,刘邦都可以充分地集思广益,让别人的大脑替自己思考,让别人的部队替自己打仗,甚至可以让对手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为自己办事——比如鸿门宴时刘邦对项伯的利用。
他对于自己能够借别人的力来做自己的事,总是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到。这就是一种非常高超和稀有的能力!
第二,极为重视收揽和重用人才,做到人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