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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上疏掀起停造轮船风波（第1页）

宋晋上疏，掀起停造轮船风波

同治十年，船政局经费已经十分紧张，到了年底，几乎到了揭不到锅的地步。经费紧张，一方面是当初为了获得朝廷支持，左宗棠有意少报费用，根本原因则是规模比计划扩大，开支自然浩繁。

就工厂而言，原计划是铸铁厂、打铁厂、模子厂、水缸厂、轮机厂共五个。可是实际上新增了拉铁厂、锤铁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六个。而且打铁、轮机、钟表又各有分厂，实际建成的厂子有十四个，且缺一不可。就学堂而言，原来本计划建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学制造，后学堂学驾驶。可是后来发现，要真正自驾自造，仅有两学堂很难胜任，为了培养设计制造能力，添设绘事院，专门学习制图；为了增强动手能力，又专门开了艺圃，招收年轻学徒学习。工厂增加机器必然增加，中外工匠必然也要增加，学堂规模扩大，艺童和老师也必然要增加。原来计划洋人用三十八人，实际五十余人；原计划学堂六十人，现在艺堂加艺徒有三百余人。此外，朝廷及地方大员都向船政荐人，沈葆桢无论如何抵制，各类委员一增再增，吃闲饭生闲事，让他苦不堪言，还无法在奏折中明言。

还有一项支出，非常浩繁，从前无论如何没想到：造出的船全由船政局养护维持。如今船正局已经造成的船有五艘，将要下水的还有两艘。但大清并未建海军，所以船政局每造出一艘船，立即会增加一笔费用。每艘兵轮大者兵夫一百四五十人，少者七八十人，俸银再加维护，“扬武”每月三千二百两，“万年青”“飞云”每月两千一百余两，“建威”练船每月一千四百余两，“镇海”每月六百四十余两。养这五艘船，每月便需银九千五百余两，还未算煤炭、修理费用。一项项算下来，每月缺口两万余两。

沈葆桢当时尚在丁父忧，不在马尾出头露面，但实际上还是主持人，大主意都要他来拿。他把船政经费窘迫的情形写好奏折，但他在丁忧，只能请人代奏。左宗棠远在西北，代奏不便；而对船政一直十分支持的闽浙总督英桂已经内召出任兵部尚书，新任闽浙总督李鹤年年后才能到任，如今由福州将军文煜兼署。文煜好财货，世人皆知。他出任福州将军兼管海关，见海关能动用的银子被船政划去大部分，早有异议。可是，代为出奏，又实在绕不过他。沈葆桢写一封亲笔信，让船政提调夏献纶去见巡抚王凯泰，让他从中帮忙，说动文煜痛快出奏。

沈葆桢翘首以待，只盼年前朝廷准奏拨款，他好度过年关，没想到，等来的是内阁学士宋晋要求停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上疏。原来，江南制造总局都遇到经费支绌的问题，原本就反对洋务的清流们一嗅到气息，觉得是停办洋务的好机会，以宋晋为首，出头上疏。

浙江巡抚王凯泰奉闽浙总督文煜之命，带着抄件来见沈葆桢。

宋晋在奏疏中说：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如果制造坚实，驭以熟悉沙线之水师将弁，未尝不可制胜。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耗费。将欲用以运粮，而敷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每年闽关及厘捐拨至百万，是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较之直隶之大灾赈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缓急实有天渊之别。此在国家全盛时，帑项充盈，或可以此创制新奇，示斗智角胜之用；今则军务未已，费用日绌，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且闻一切采办杂料，皆系委员四出办理，即官为给价，民间亦不无扰动。闻历任督臣将军吴棠、英桂、文煜，亦多不以为然。江苏上海制造轮船局亦同此情形。应请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其每年额拨之款，即以转解户部，俾充目前紧急之用，其已经造成船只，似可拨给殷商驾驶，收其租价，以为修理之费，庶免船无可用之处，又糜费库款修茸也。

针对宋晋上疏，廷寄上谕说，“宋晋奏，闽省制造轮船，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筹变通。着文煜、王凯泰通盘筹画，应否将轮船局暂行停止之处，斟酌情形，奏明办理。其上海轮船，应否一律停造，并着曾国藩、张之万、何璟、妥筹熟计，据实奏闻。原片均着钞给阅看。”

沈葆桢没想到宋晋竟有这样的上疏，气得只想骂娘，说：“这可真是满纸荒唐言！议和了就不必备战了吗？要论议和，早在道光年间就与英国人签过南京和约，不照样有庚申之变？就是用脚后跟想想，也不至说出这样不通的话来！还有，咱们造的轮船暂时不如洋人，就是虚耗吗？谁家的孩子生下来就能成人，不是一口奶一口米长大的吗？”

王凯泰说：“幼翁，不必生气，也不必着急，咱们应该商量怎么复奏。”

沈葆桢说：“当然不能停办！文帅的意思呢？”

王凯泰说：“文帅的意思，如果朝廷一心办船政，宋晋的上疏自然可以留中，如今发下征询，可见朝廷有停办之意。文帅以为应当善体朝廷用心，能停则停。另外，文帅心疼银子，当然求之不得，这是我私下的揣度。”

沈葆桢叫着王凯泰的字说：“幼轩抚台，千千万万要打消文帅这个念头。如今几百万两银子花上了，半途而废，岂不全打水漂？而且要停办，必然要先遣返洋人及中国匠作，咱们违约在先，洋人的赏银、薪俸及中国匠作的工食银都要发给，没有七八十万两打发不下来。文帅为了省银子，先要搭上七八十万两，这账可不上算！”

“好，好，我尽量劝说文帅，怎么劝，咱们好好商议一下。”

京中的恭亲王，急切地等着大家的回奏。两江总督曾国藩距离最近，他的复奏应该最先到，而且恭亲王估计，他肯定反对停造轮船。然而，曾国藩的复奏没等到，却等到他去世的消息。

曾国藩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惹怒国人，遭千夫所指。他是自律极严的人，事后反省，自己也觉得对洋人太过软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一直无法释然。尤其“早死三年是完人”的诅咒，更让他心情郁结。结果饮食日减，又增脚麻、舌蹇新症。二月初四日，在督署花园散步，忽然感到脚麻，众人把他扶到椅上稍坐，坐下不久，便气息全无。

恭亲王闻报，心疼得落泪，喃喃自语：“是天津教案害死了他！国家柱石摧折，往后办事更难了！”

等处理完曾国藩的丧事，闽浙总督文煜和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复奏到了。这个复奏，一方面承认船厂确实已经超支，所造轮船的确没有外洋轮船坚固，用以御侮确无把握。另一方面，奏折又说左宗棠创议轮船立意深远，沈葆桢总理船政极精详。目前所造轮船都是兵轮，并不长于运货，若给商人雇领殊为可惜。结论是“应否即将闽省轮船暂行停工以节帑金之处，伏候圣裁”。不过又特别指出，如果停办，遣散洋人工匠“约需银七十余万两”。

恭亲王本希望闽浙方面坚决反对停造，没想到文煜来了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

文祥说：“王爷，要想扭转局面，必须让左季高、沈幼丹说话，他们是船政创始者，才最有资格说话。”

恭亲王说：“是，当初我也提议过，不过两宫坚持先听听两江和闽浙督抚意见再说，就是知道季高和幼丹必然反对停造。如今曾文忠未及复奏，闽浙又是模棱两可，非让左、沈说话不可了。还有直隶李少荃，他也是江南局的创办者，也应该让他复奏。明天见起我就奏请。”

次日见起，该议的事情议完，恭亲王借曾国藩身后事，说起停造轮船之议，说：“曾国藩未及复奏就去世。但他接旨后曾先给总署写来一函，他的意思，目前应该设法解决造船不精的问题，而不能认为造船为失策；应该设法节省费用，而不能因费绌而中止。半途而废，至为可惜。他还说如今日本不惜经费，大造轮船，其野心不可小觑。中国一刻不能忘记备御外侮，仇不可忘，气不可懈，而后一朝决裂，方不至仓皇失措。尤其江南制造总局，半途而废，将为终生之憾。”

曾国藩刚刚去世，两宫还在忧戚之中，他的遗愿不能不顾。

慈安太后说：“曾国藩是大忠臣，他的话你们得好好想想。”

慈禧太后说：“那就再听听左宗棠、沈葆桢的意见。”

恭亲王说：“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与曾国藩师生联手创办，也该听听他的想法。”

“好，你们拟旨就是。”慈禧痛快的答应了。

等出了宫回到军机处，恭亲王对文祥说：“廷寄怎么起草，得用番心思，虽说是征求意见，但总署的意思必须不着痕迹透露给他们。”

按照恭王的意思，文祥在改旨稿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心思，旨稿中有这样几句，“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既据奏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遽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着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画，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外侮各节，悉心酌议具奏。如船局暂可停止，应给洋员洋匠辛工并回国盘费加奖银两，局中机器物料应如何安置存储之处，即着会商文煜、王凯泰妥筹办理。”

恭亲王看罢，说：“也只有这样了，他们三个应该能够明白咱们的一番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