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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遭劫安定门被迫献敌(第1页)

圆明园遭劫,安定门被迫献敌

额尔金收到恭亲王的照会和巴夏礼的信,汉文他看不懂,需要翻译给他译出英文。但巴夏礼汉文信后的英文他当然认识,写的是:这是在逼迫下写的,请尽快向北京进军。

他立即派助手与法国公使联系,希望召开一次联合会议确定下一步的交涉方向。

当天下午会议在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蒙托邦少将的住处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了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还有法国全权公使葛罗,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格兰特中将,此外还有两军互派的联络官,以及两国公使的助手和翻译。

额尔金首先表明他的态度:“我觉得到了必须采取军事手段的时候了。这也是巴夏礼出于大局的希望。”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格兰特说:“如果采取军事行动,会不会危及巴夏礼及所有人质的生命安全,这是远征军将士们的普遍顾虑。”

额尔金果断而专横的表示:“我想不会。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是巴夏礼的光荣。”

格兰特将军性格有些优柔,反而是负责外交的额尔金更显得强势,更像个军事指挥。事实上就是在军事上,格兰特也几乎全听从额尔金的意见。

接下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蒙托邦将军的意见就至关重要了。他看了一眼格兰特,眉毛抖动了几下,仿佛是在打招呼,这是他要表达决定时的习惯性表情。在他眼里,英国这位穿着极不讲究的将军,看起来更像个瘦高个老太婆,军事才能并不突出,却具有一样非凡的品质,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对蒙托邦既尊重又坦诚。因此蒙托邦对两人之间的关系十二分的满意,正因为这样,他也就乐于维护格兰特的面子。他说:“格兰特将军的担心有道理,我们的军事行动,一定会给人质带去危险。但,我想中国人也许没有那样的胆量。他们一直拿人质威胁我们,正说明他们对人质的高度重视。所以,我认为可以放心的采取军事行动,而且打得越好,巴夏礼他们会越安全。”

葛罗和额尔金都同意蒙托邦的分析。

“所以,我认为到了非采取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了。我的两位助手已经对我很不满意,他们都认为八里桥之战后就应该乘胜进攻北京。如果那样,也许现在我们已经在北京城里与中国人谈判了。”

额尔金问:“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军事行动的把握有多大。正如刚才分析,如果我们军事进展顺利,人质才会安全。”

“我对军事行动的成功怀着至少九分把握,那一分在上帝手里。自从八里桥一战后,打败中国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容易。”蒙托邦自信地说,“八里桥之战真是我生平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战事,我的参谋曾经对我说,这场战役给人以做梦一般的感觉,我们一直在消灭别人,自己却丝毫无损。格兰特将军,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

格兰特说:“是的,这也是前线的小伙子们感到最得意的。”

蒙托邦说:“我的军医曾经对我说,很难相信中国人居然是火药的发明者。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会热衷于使用那些低劣的武器。中国人的弓箭对我们的士兵造成的不过是浅表伤。中国人最好的武器就是火绳枪,已经落后我们几百年。就是这样的火器,中国军队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配备。他们更多的是长矛、梭镖和各种刀剑。他们还配备一种可笑的盾牌,用柳条或竹子编制,像一顶中式大圆帽,我的士兵们都不知道,这样的盾牌有何种意义。”

法国全权公使葛罗提醒说:“联军武器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对方也并非一无是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有三十多人还关在北京城里,我们向北京进军,有没有把握能够再次击败阻拦我们的敌军。我听说,僧格林沁还要调集蒙古骑兵,再次与我们决战。我怀疑恭亲王一再示好,却又不肯释放人质,采取的不过是中国官员一再使用的拖延战术,无非是为他们调集军队争取时间。恭亲王也在照会里威胁说,外地的援军正在赶来。”

“敌军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勇气,任何一支中国人的军队在我们的火枪和大炮前,都只有逃跑的力气。”蒙托邦说,“八里桥之战后之所以没有立即向北京进军,是因为我们的弹药、粮食都出现了问题。我们冒险深入,没有后勤保障,将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最为关键的是,我期待已久的增援部队明天下午一定能够赶到,其中有整个101线列团、一个工兵连、一个装备四磅火炮的炮兵连和二百七十名海军陆战队。炮弹和步枪弹丸足够打两场通州战役之用。格兰特将军,你们的补给也都到了吧?”

格兰特说:“早就到了,英国的小伙子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额尔金说:“既然靠武力使中国那位亲王屈服的方案已经确定,此事就交给将军们办理。我们能做的,就是再次警告中国皇帝的亲弟弟。”

额尔金的翻译威妥玛是位中国通,他建议说:“除了在照会中要严厉警告恭亲王,还要再给巴夏礼写一封信,告诉他联军的决定,让他们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同时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遇害,北京就会被毁灭,不留一人。北京城的陷落将使南中国的反叛力量大受鼓舞,从而带来中国改朝换代。中国的皇帝和皇帝的这位亲弟弟,对这一点一定非常恐惧。这封信不但是写给巴夏礼,更是为了让中国人看到,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决心。因此必须用中英文各写一封,以便于中国人看懂。”

双方又议定进军时间,后天上午,也就是1860年10月5日。

“我们这次进军,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的军队试图再碰最后一次运气,因为他们从内心里不愿承认他们的失败。但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联军在北京城门前取得最新的最后胜利,将加速和约的签署。”蒙托邦说,“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联军不放一枪即可抵达北京城下,尽管围城炮火不足,我们有把握也可将北京城一举拿下。不管是将来发生什么情况,我决定在11月1日前必须离开北京,撤回天津过冬,或者最好到山东甚至舟山过冬。我在非洲服役二十七年,我适应了那里的酷暑,却无法适应北中国的严寒。我想,无论法国的小伙子还是英国的小伙子都一样,北中国的严寒是我们不可战胜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速战速决,采取最快让中国人屈服的方式。”

格兰特说:“好了,该联军的小伙子们上场了,用枪炮和中国人说话吧。”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俄国伊格那提也夫不约而至。这位二十八岁的俄国陆军少将,精明而又自负。他任过驻英国使馆武官,与额尔金勋爵熟识。额尔金对这个年少得志的俄国人颇有点反感,说:“你一直说要为中国出面调停,你拿到中国皇室的授权书了吗?”

伊格那提也夫用英语说:“中国人在国际惯例上并不熟悉,尤其授权书这类文件,他们向来不重视——今天我来,不谈这件事,我要向将军们献一张地图,他们一定喜欢。”

伊格那提也夫在桌子上展开的是一张北京城地图,主要建筑和街道都注了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每条街道的长度、宽度都注的十分清楚。伊格那提也夫说,为了使这张他亲手绘制的地图更有价值,他专门让人在车轮子上安装了一种里程计数器,把京城所有道路包括一些仅通一辆马车的胡同全部测量了出来。

“我听说联军就要向北京进发,我想,这张图对将军们一定有用。”

蒙托邦和格兰特都很高兴,这正是他们所急需。

1860年10月5日早晨,英法联军留下数百人驻守通州和八里桥外,其余部队全部向北京进发。格兰特已经有些等不及了,他率英军四千余人先行一步。蒙托邦率四千法军随后跟进。道路狭窄,而且密布树林,联军行李辎重很多,一车接一车,行动十分缓慢,他们担心如果此时遇到伏击,肯定要吃苦头。但一直到夕阳快要西下时,他们没有遇到清军的任何抵抗。他们曾经路过一处军营,但清军早就撤走了。

此时,蒙托邦将军走到了有十几个砖窖的村庄附近,听说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砖瓦的。他决定当晚在这里驻扎。他带着科林诺准将和十几个卫兵登上砖窖,往西望去,长长的城墙和高大的门楼就在眼前,他们距离北京已经很近了。

蒙托邦从望远镜里看到英军也在附近,而且看到了格兰特的军旗。于是他派人前往,邀请格兰特到砖窖来。

晚饭后查哨回来,有记日记习惯的准将科林诺在一堆炮弹箱上写日记:

今天,终于向北京进发了。除了双方各有四千士兵,随行的人没有确数。我们的补给和装备车辆大约半小时就可以过完,而英国人的行李辎重多得实在是夸张。他们每一位校官和尉官,每人至少有一辆车载着他们的大小箱笼,床具以及一应俱全的宿营物品。大批印度仆人神情庄重地跟随车队行进。这些令人赞叹的了不起的家伙,都是英国军官们的贴身仆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在队伍里,每个人都在缠头巾上顶着主人的浴盆,浴盆上加了盖,里面装着海绵、毛巾、瓶瓶罐罐、香皂、刷子等等。这些既温顺又能吃苦耐劳的印度脚夫,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酬从印度来到中国。他们确信,在中国能够发一笔意外之财。这也是临行前他们的雇主曾经的许诺。在这些印度人的后面,不远不近地跟随着一帮衣服破烂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土匪。从天津开始,就有这样的人跟着,他们所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东西都是从路过的中国村庄里抢来的。我们想赶走他们,甚至开枪威胁,但是一点也不起作用。

今天上午,北京城里十几名商人送来牛五十只,羊五百只,水果、酒等好几车,他们说,唯一的心愿就是两国能够重归于好,永保和平,并希望与葛罗男爵会谈。蒙托邦将军对送来信件的人说,现在两国已无和平可言,事情已经交给将军来办理,男爵不会会见他们。至于他们送来的东西,就让联军的小伙子们看着办好了。

傍晚,我们到了一个村庄边,这里有十几个砖窖,据当地人说,他们都是为皇室烧制砖瓦的。我随蒙托邦将军一同登上那座最高砖窖的顶端,北京城高大的城墙和方正的城楼,此时首次映入我们的眼帘,稍远之处便是皇宫,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闪耀,那落日霞光映照下的阔大绚丽景象,简直就像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布景。我们离那儿不过两千米而已。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言辞表达,儿时,我曾经把东方大国的都城归结到无数童话之中,今天它却全然真实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从前,没有几个欧洲人深入到这座城里,北京,北京,见到这座陌生而宏伟的京城,每个人都从心底里发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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