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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1860 卷二 挽狂澜（第1页）

大清王朝1860卷二挽狂澜

第一章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要办轮运

上海沙船帮当家人朱其昂，坐了数天轮船，在天津三岔口码头登岸，直奔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前来拜见近年迅速蹿红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直隶总督署在保定，而由三口通商大臣改设的北洋通商大臣驻地在天津，所以朝廷规定，每年十月封冻后，洋务事少，李鸿章就回驻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来春开冻后，海运畅通，洋务渐多，身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则离开保定，到天津来办洋务。既然他是直隶总督，到天津后自然不能只管洋务，所以天津的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又成了直隶总督行馆。

直隶总督行馆在天津城西北角外，往北不远就是南运河，往东不足一里便是海河。这里原是长芦巡盐御史署，后来长芦盐政归直隶总督兼理，便改建为通商大臣衙门，李鸿章接任北洋通商大臣后，又将衙署扩建，三路数进院子，总共有四百余间房屋，规模并不比保定直隶总督署逊色多少。

朱其昂是浙江海运委员，捐有候补知府的头衔，袍服顶戴来见李鸿章，被下人领到西花厅后，足足等了一个时辰，茶都喝淡了，还没等到主人。西花厅里还有数人在等待，他想今天上午也许见不到了。正在琢磨，下人来请，李傅相传见。数年前，捻军败在李鸿章手下，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晋为协办大学士，被人尊为傅相。

朱其昂跟着下人到了李鸿章签押房外的小客厅，身材高大、一脸清癯的李鸿章正颔首微笑。朱其昂兜头便拜，行下属参见上宪的大礼，李鸿章虚扶一下说：“朱太守不必多礼。”

等朱其昂行完礼站起来，李鸿章并不让座，微笑着打量眼前这个个头偏矮的年轻人。朱其昂时年三十出头，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又加多年历练，虽然个头矮小，缺少轩昂之气，却透露出精明强干。李鸿章这是从老师曾国藩那里学来的习惯，见人先相面。这番相面的结果，他颇为满意，指了指椅子说：“朱太守请坐。”

朱其昂小心翼翼地坐下去，说：“卑职不敢劳傅相称太守，卑职贱名朱其昂，字云甫。傅相叫卑职来，不知有何吩咐？”

“谈不上有什么吩咐。”李鸿章问，“漕粮都交卸清楚了？”

“是，都交卸清楚了。”

“这次你带了多少沙船？”

“三百多条，上海的沙船已经是倾巢出动了。”朱其昂说，“另外还雇了几条洋轮，跑了四趟，这才运完。”

“上海的沙船只有三百多条了？”李鸿章说，“当年我在上海，好像还有千把条。”

“是，上海沙船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千条。这几年亏折实在厉害，全被洋轮给挤死了。明年，三百条能不能保得住都没法说。”

“我知道中国船户受到洋轮排挤，生计艰难，但没想到是这么严重。这样下去，天庾正供，全要假手洋轮，岂不是开天大玩笑？”

大清定鼎北京，皇室、权贵再加旗绿各营，每年需粮甚巨，而北方产粮有限，因此每年都要从鲁豫苏浙皖赣两湖八省征调粮食，由水路运往京师，称为漕粮。从前漕粮是由运河北上，可是咸丰二年后运河梗阻，就改由沙船海运，沙船业因之繁荣。没想到如今沙船凋敝，竟然到了无可依靠的地步。

“洋轮运量大，又跑得快，中国木船无法与之竞争，沙船眼睁睁看着被挤垮，真是让人痛心，却又无可奈何。”朱其昂说，“卑职和众船户，基本是在引颈等死。”

“这可是件大事！云甫，如何保障漕运，你这海运委员，可想过对策？”

“对策很简单，只要保住沙船，便保住了漕运。”朱其昂说，“要保住沙船，只需傅相一句话。”

李鸿章“哦”一声，问：“天下还能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只需我一句话？”

“是，只要傅相奏明朝廷，禁止洋商载运东北豆石，沙船就可死而复生，漕运难题就可迎刃而解。”

所谓豆石运输，即每年把东北牛庄、营口和山东登州、烟台的大豆、豆饼，由沙船运至上海，再转销东南各省。这是除漕米运输之外，最大宗的水运生意。道咸年间，往来华北沿海各区的帆船，达一万四千至两万条之多，主要就是靠豆石和漕粮养活。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天津条约》，向洋商开放了豆禁，这条航线上就只有漕粮一项归沙船专营，原来是北上运漕，南下运豆，两不空载，利润丰厚，如今仅靠漕粮，养家糊口都难。

“豆石开禁前，北洋航线上能到牛庄的洋轮微乎其微，如今每年有四百余艘，运量十四五万吨；到烟台的洋轮，豆石开禁前每年不过十几艘，如今也达到四五百艘，运量十七八万吨。而木船正好调了个，如今经常跑北洋航线的木船，不到百艘，只有运漕的时候才热闹一阵。更要命的是，因为洋轮运量大，北地货价因之腾贵，闽浙粤等南省销路又为洋轮侵占，所以沙船商人利润更薄，甚至跑一趟北洋连本也保不住。要论罪魁祸首，就是豆石开禁，导致洋轮蝗虫般北上。”朱其昂拍着胸脯说，“我向傅相保证，只要重禁豆石南运，沙船一定起死回生，漕粮海运便保万无一失。”

“我可不能向你保证朝廷能答应重启豆禁。”李鸿章连连摇头。

禁运豆石的法子不是没想过，当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就曾极力主张重启豆禁，给沙船一条生路。可是英法等国极力反对，表示如果中国违约禁豆，他们也将不再遵守帮助朝廷对付太平军的约定，从前帮助收复的地方，也将重新交给太平军。朝廷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指着洋人帮忙对付长毛，当然不能开罪他们。如今形势不同，长毛捻子早都平定，何必看洋人脸色？”朱其昂不以为然。

“如今不必洋人帮忙对付长毛、捻子是不假，可是仍然不能违约。两年前的天津教案说明，洋人只要逮住一点儿理，就要扒咱们一层皮。豆石开禁载入条约，洋人又是视商利为生命，所以，朝廷决然不会重启豆禁，去惹洋人。”李鸿章说，“而且，沙船没落固然与豆石开禁关系极重，但这只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原因。”

朱其昂瞪着一双大眼睛，疑惑地望着李鸿章。

“沙船没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木船无法与洋轮竞争。论航速、论运量，都与人家天壤之别，怎么和人家竞争？”李鸿章说，“就是重启豆禁，把你的沙船帮破木船保护下来，又能维持几年？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是设法保护我们落后的东西，还是赶紧效法对手？我认为，效法对手才有根本的出路。”

对这番话，朱其昂听得一半糊涂一半明白。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咱们的军队从前用刀用矛，洋人是洋枪洋炮。与洋人军队交兵开战，设法把刀磨得更快，把箭练得更准，有没有用？几乎没用！只有效法洋人，改用洋枪洋炮才有出路！”

朱其昂一拍脑袋说：“傅相的意思，是让沙船都换成轮船！可是，船户没那么多钱！”

李鸿章说：“都换成轮船，当然不现实。但不妨先换几艘，慢慢来，只有办起自己的洋轮公司，才有可能与洋人的公司一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