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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铁路又成泡影(第1页)

修铁路又成泡影

唐廷枢从天津找了一位精通风水堪舆的许先生,带上随从,一路向北,到了东陵,又从东陵往东,而后折而南返,到了滦州,再回到唐山,一路上向当地百姓打听,收集地方志书,把这一带山川形胜摸了个清楚,并请许先生帮忙画出图来。

唐廷枢交代文案把此行考察的情况写成禀帖,以《舆地志乘》《畿辅全图》为据,佐以考察实情,说明计划采煤铁的唐山“在遵化州东南一百五十里,距陵山二百一十里,长仅三里,高不逾五十丈,并无旁联之山,中途亦有还乡河一水之隔。”还乡河在唐山西北,再往北,还有沙河由东北流向西南,东陵所在的龙脉与唐山及开平一带的山并非一脉,“恭查陵寝来龙由西而南,山川一气,逶迤郁葱,至遵化州西北六十里,拱向桥山。所以钟灵毓秀,巩万世无疆之基。陵山在西北,矿穴在东南,相去既远,方位亦甚悬殊,实未联络”。对平毁民间坟茔之说,禀帖解释说,“伏查开平矿局,职道自奉宪台札委以来,屡经周历详勘,慎终于始。凡民间田园庐墓,亦须毫无干碍之处,方敢逐渐开办”。至于担心采矿夫丁为匪,禀帖则认为,开采煤铁,游民得以永业,养家糊口有所凭藉,反而易于安居乐业。

唐廷枢在附上地形图说的同时,又把历年来洋商进口煤铁数目呈上,说明开采煤铁是为了与外商争利,实关国家富强之大局。

他拿着禀帖,先与郑藻如商议。郑藻如认为该说的都说明白了,但他建议加上一句话,“可否仰求宪节亲临矿山,以昭慎重,再行定夺”。李鸿章肯定不会亲临,但他可以另派人进行考察,以免唐廷枢自说自话之嫌。

禀帖呈上不久,李鸿章立即批饬,让遵化州、滦州的上宪通永道杨嘉善再行考察,同时传话给唐廷枢,让他尽快考察运煤河。

去年运输钻探机器,唐廷枢曾经从涧河入陡河,后来因为桥梁阻挡,只能改道绕行还行河。还乡河绕的路太远,且起岸地离唐山还有二十余里,如果长期运煤不合算,因此不必考察。他决定考察涧河、陡河。

从入海口往北,八十余里,到雁翎庄。由雁翎庄开始,河分两支,一支称大河,大体往北,三十八九里到董各庄,这里设有水闸;另一支称小河,先往西北,到王兰庄——也就是唐廷枢第一次前往开平,半途住宿的地方——然后折而往东北,在董各庄地方与大河并汇。这两支河都是陡河,小河是陡河的故道。之所以在董各庄设水闸,就是为分流部分河水入故道,以灌沿途农田。从董各庄往西北,地势渐陡,河水甚疾,这就是陡河名称的来由。上溯六十五六里就到了唐山,河岸离矿井不过三四里地。现在未到雨季,陡河水很小,有些地方只有一尺五六深;不过,雁翎庄往下,地势平坦,海水涨潮的时候,能到庄南。唐廷枢的计划,从雁翎庄往北一直到董各庄水闸,对河道加以疏浚、挖深,这样涨潮时海水可到董各庄,载重的煤船可从水闸下行,一直到海口均无问题。至于董各庄水闸往上部分,河床变陡,河水较浅,只能行驶载重二三吨的煤船,唐廷枢的打算,是将来在途中再修一座水闸,能保证春夏水浅时煤船也可行驶。

这一番考察下来,已经到六月份。采矿有碍风水的问题经李鸿章复奏,总算有惊无险。不过,疏浚陡河的计划遇到阻力。董各庄水闸往下各庄,推举地方名绅五人联名上帖,反对疏浚河道,因为涧河入海口一带淤沙严重,若勉强开浚,不但花费巨大,百姓更担心咸水涌浸民田,未收其利,先滋其害。他们提出建议,不如让运煤船走陡河故道,从王兰庄地方,往西南一直到芦台挖一条运河,连通蓟运河。涨潮的时候,潮水可直达王兰庄西。唐廷枢觉得有道理,于是率人用地平水镜尺,将五十余里洼道逐段丈量,得出结果是蓟运河潮汛,刮东南风时潮水有四尺八寸高,西北风有三尺七寸,风静有四尺零,而王兰庄之地仅高于芦台四尺,所以芦台之潮完全可以到达王兰庄。

不过,这个计划又遭到王兰庄下游百姓的反对,他们联合上禀丰润知县,说王兰庄地势高于芦台四尺,一旦陡河西流,一泄而去,尽入芦台蓟运河,陡河下游各村吃水灌溉都成问题。唐廷枢解释说将来要建水闸,只有少量的水会流入蓟运。但他们说,春夏枯水期陡河水本就少,又恰是灌溉用水最多的时候,再流入蓟运,下游百姓还让不让活?唐廷枢焦头烂额,告诉丰润知县,河道到底如何挑挖,尚无定案,无论如何开挖,一定会考虑沿途百姓生计。他决定放一放再说,反正掘井机器还未到,最早明年冬或后年春才能见煤,也不急于现在开挖。他的心思又回到修筑铁路上,他盼着出现转机,修铁路虽花费巨大,但比起挖煤河,却是一劳永逸的办法。煤河需要定期疏浚,而且一封冻就不能通航,万不得已,还是修铁路划算。

机会还真来了。这年冬天,因为伊犁问题,中俄关系紧张,俄国陈兵西北边境,朝廷不得已备战,李鸿章推荐旧部、在家赋闲的刘铭传出任直隶提督,筹边备防。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淮军名将。当年随李鸿章率淮军铭字营入上海,大开眼界,对装备洋枪洋炮最积极。后来率军到西北,李鸿章为他谋取陕西巡抚一职未果,又加后来部下哗变受到牵累,以养病为由,回合肥闲居,这一闲就是近十年。这次借局势紧张,李鸿章密荐他再次出任直隶提督,以加强直隶边防,应对中俄紧张局势。国危思良将,朝廷从善如流,让他立即进京陛见。

刘铭传乘招商局轮船,先到上海,再换轮北上直驶天津。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取消回保定的计划,专门等候刘铭传。他要与自己最得意的部下密商,决定借此机会把中国的铁路办起来。李鸿章说:“省三,在大清办点儿事真不容易,非到国危民困的绝境不思变革。这次中俄危机,我想借你进京的机会,能够乘机办成一件大事。”

刘铭传问:“爵相想办什么事?”

“铁路!”李鸿章说,“这件事我提了快十年了,寸步难行,我曾经发恨绝不再言。”

刘铭传一拍手说:“爵相,英雄所见略同!实话说,这次我进见,除了要奏军务外,还备了一个修铁路的折子。我还有点犹豫要不要上,爵相既然有此设想,这个折子我上定了!”

“那可真是太好!”李鸿章说,“我幕府里有帮才子,你的折子如果需要润色,你尽管交代他们好了,你想用谁,只需一句话。”

李鸿章的话,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想帮刘铭传改改折子,这在官场上有点犯忌。不过刘铭传不在乎,说:“我正愁没人帮我润色,爵相推荐几个有见识的,我和他们说说,爵相有什么高见,我都采到折子里。”

李鸿章摇手说:“不能喧宾夺主,你和他们议议,让他们帮你把意思润色润色就成了。”

李鸿章幕府的确人才济济,特别是汇集了一批热衷洋务的人才。最近新得一个从法国学成归来拿了洋文凭的人,叫马建忠,字眉叔,是江苏丹徒人。他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少年时举家迁居上海,入教会学校,和他的哥哥马相伯(震旦、复旦大学创办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学贯中西的人物。马建忠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深受李鸿章赏识,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兼任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他先后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中国人;后来又获得政治私立学校(巴黎政治学院前身)法学学位,一回国就被李鸿章召进北洋幕中。还有一个叫薛福成,字叔耘,也是江苏人,曾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去世后,被李鸿章收入麾下。他不但学问好,而且注意研究实务,同治帝驾崩那年,朝廷向天下求言,薛福成应诏献议“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一疏成名。还有一个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极富文名,被誉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入李鸿章幕府后,主掌文案。他们这些人都是四十上下,正当年富力强,脑筋又活络,李鸿章经常与他们纵论中外古今。李鸿章心里想什么,这些笔杆子都非常清楚,刘铭传和他们商议修改奏折,与李鸿章修改无异。

刘铭传在天津盘桓了四天,等他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改定了,这才起程赴京。他的这份奏折,颇似李鸿章奏折的风格,从时局入手,引出修铁路的话题。“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尤其俄、日两国威胁最大,“俄地横亘东西,拊背扼吭,尤为腹心之患,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以一弹丸之国,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如何解危济困,唯有自立自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接下来大谈修铁路的好处,除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及行旅之外,重点剖析对军事与用兵的直接好处。中国幅员辽阔,遇敌往往画疆而守,防不胜防,“军队驰逐往来,鞭长莫及,铁路造成,则可根本改观,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同时,针对这些年来疆吏尾大不掉之势,刘铭传认为修通铁路,中央与地方连为一体,有利加强中央集权,“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

奏折对修筑铁路提出了具体规划,建议南北各修二路,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条由汉口经河南达于京师;北路一条由京师东通盛京,另一条西通甘肃。因为花费浩繁,不能并举,建议先修清江至京师一路,将大江南北先联通起来。

李鸿章估计,刘铭传的折子一上,朝廷必定征求南北洋大臣意见。果然,到了十一月初,他收到廷寄密谕:“刘铭传奏筹造铁路一折,所请筹款试办铁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所奏系为自强起见,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李鸿章看到“所奏系为自强起见”一句十分欣慰,这说明朝廷已经认识到铁路是自强大计,不像从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

李鸿章召集心腹幕僚和文案,整整讨论了一上午。李鸿章的意思,起草的复奏,要先把清流的嘴巴堵上,再就是一定要把铁路与各国富强的关系说明白,第三则必须把中国修铁路的好处说透彻。”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这一折事关铁路成败,你们要多动脑筋,务必把事情弄清楚,把折子写好。”李鸿章说,“当年曾老师帐下人才济济,奏章一出天下效仿,有大清第一折之谓。北洋不敢求天下第一折,但当求天下洋务第一折。”

薛福成曾经在曾国藩幕中若干年,他了解当年曾幕的情况,恭维说:“谁都知道曾文正公的名折,多出自中堂之手。天下第一折,一半归功中堂。”

李鸿章连忙摇手说:“我可不敢贪我老师的功劳。我老师那支笔,十分了得!如果说我在奏稿上还有点心得,全是得自曾老师。”

接下来几天,吴汝纶拿总,分成几块,分头起草。现在好处是有马建忠入幕,他在法国待了好几天,对欧洲情况十分清楚。要他写奏折非他所长,但欧洲情形他能说明白,薛福成、吴汝纶不愁写不漂亮。

李鸿章知道文案的辛苦,像这样的重要奏稿,他都会吩咐下去,好好关照,要酒有酒,要肉有肉,知道他们晚上要熬夜,又特别吩咐每晚都要上提神醒脑的夜宵。

这样熬了十几天,吴汝纶把稿子呈了上去,忐忑不安地等着李鸿章下判决书。李鸿章这几天一直忙,大约没来得及看。过了四五天,才打发人找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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