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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回 受皇命苏州查税赋 吐苦情运河说漕粮（第1页）

第三十三回　受皇命苏州查税赋　吐苦情运河说漕粮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芳草绿，转眼间已是宣德六年的五月了。过罢端午节，早朝刚过，宣德皇帝便在奉天门西侧的西角门召见几位大臣。

杨溥同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四人从文渊阁出来，来到西角门的时候，只见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郭资和今年正月刚刚兼管户部事务协助郭资的礼部尚书胡滢早已到了。

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四位内阁大臣相继走进西角门。爬了几级台阶，金幼孜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

看见金幼孜一脸的难受，宣德皇帝关切地问道：“金爱卿，病体好些了么？”

“谢陛下挂念。”金幼孜按着胸部说道，“也不知怎么的，臣这两年老是胸闷气促，有时心慌得厉害，最近请太医看了几次，吃了几服药，觉得好了一些。”

“好了一些就好。”宣德皇帝点点头说道，“人上了年纪难免病多一些，爱卿也不必担忧。太医院的院使胡太医，院判周太医、赵太医毕竟年纪大了，诊治都是老一套，疗效也就一般。赶明儿朕叫太医院新进的医官应太医和尹太医去给爱卿瞧瞧，吃几服药，那疗效肯定不是一般，说不定几服药就把爱卿这病拿掉了呢！”

见宣德皇帝如此关心老臣，几位大臣十分感动，尤其是金幼孜更是感激涕零，他噙着泪躬身说道：“多谢陛下关怀。臣今年已六十三岁，区区病体，不足为惜，唯望陛下以国事为重，勿以臣下分心为是。”

说罢金幼孜的病情，宣德皇帝转向众位大臣说道：“自从去年五月，朕以天下财赋多不理，尤以苏州等九大郡为甚，特意简拔况钟等九人往任知府。这一年来，西安知府罗以礼、武昌知府邵旻等人治绩显著，赋税如额，府县渐安，已初见成效。唯有苏州府事务繁剧，至今未见起色。刚才通政司转来苏州知府况钟的奏本，朕阅后觉得兹事体大，特召众位爱卿前来议议，看此事如何处置为好。”

说罢，宣德皇帝拿起一份奏折递给胡滢，说道：“胡爱卿将它念念，大家再议。”

接过奏折，胡滢大声念了一遍。况钟的这篇《请准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赋奏》大意是说苏州粮赋特重，正额税粮总额达二百八十万石，与浙江全省税粮不相上下，本府仅七县要承担与浙江全省一样多的税粮，小民无法承受，是以大量逃亡，现今大片田地抛荒，租税无法完成。民众逃亡的主要原因是官田税则太重，是以请求朝廷准许苏州官田依民田交税的标准起征，恳请皇上体恤民情，恩准为幸云云。

胡滢念罢，宣德皇帝看了看在座的七位大臣，缓缓地说道：“众位爱卿都说说看，况钟的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可行么？”

苏州太守况钟提出的“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赋”的请求属于财政方面事务，照例首先当然是内阁负责吏部、户部事务的大臣杨士奇和户部尚书郭资拿出处理意见，其他大臣再参酌参酌，最后由皇帝拍板定案。可是杨士奇从不轻易发表意见，他捻着胡须沉思着，似乎不想说话。坐在一旁的户部尚书郭资可就沉不住气了，他重重地咳了一声，望着宣德皇帝说道：“陛下，不是说况钟能干、能为朝廷分忧么？怎么他到了苏州，就只会给朝廷出难题，给皇上施压力呢？他是去年五月简拔到苏州府赴任的，刚到苏州，去年的七月他就给皇上上了一道《请减秋粮奏》，要求减免秋粮数十万石。陛下您想，苏州一府要减数十万石，那所谓税赋最重的苏、松、嘉、湖诸府，苏州府减了，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减不减？常州府、镇江府、杭州府赋税也重，他们减不减？还有江南除苏、松二府以外的十二府减不减？还有湖广十五府……臣不说了，如果苏州府开了个减赋的头，其他各府仿而效之，那江南数省仅官田依民田起征一项就要减免朝廷收入一千余万石。全国一年税粮收入也就是三千余万石，这么一减朝廷就少了三分之一的收入。陛下，国家的用度叫臣就无法支付了！那况钟也真是的，这几年苏州一府逋欠国家税粮累计达到七百九十万石，他深受浩**皇恩，不思如何如额催征税粮以报效陛下，却连上数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减免税粮，真是徒有廉能虚名，臣看他况钟也不过是一介庸吏而已！陛下，这苏州官田不能依民田起征，苏州的税粮减免不得。要免，臣看就干脆把他况钟免了算了！”

郭资的这番话说得十分偏激，满是皱纹的脸涨得通红。因为郭资是掌部户部的尚书，税赋收入是他最重要的职责所在，说话激烈一些倒可理解，杨士奇、杨荣、杨溥、金幼孜、张辅听了倒不觉得怎么刺耳，只有礼部尚书胡滢脸上却像虾子夹了一样，顿时红了起来——因为况钟是吏部尚书蹇义和他两个人举荐的，现在郭资批评况钟是个“庸吏”，那不是在说他和蹇义举荐失察么？照理说，胡滢应该极力反对郭资的意见才是，可是那胡滢遇事喜欢察言观色，见宣德皇帝对郭资偏激之词未加呵斥，似乎倾向于赞成，再加上郭资是在座七位大臣中年纪最大，资格又是最老的，其在永乐元年就任户部尚书了。虽说仁宗即位，郭资加官太子太师后致仕，但宣德四年原户部尚书夏原吉病重，接任的郭敦已于本年四月病卒，宣德皇帝立刻想到的就是重新起用已经六十九岁的郭资，并且以太子太师的原官执掌户部，自己虽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户部，协助郭资，但户部的事务都是郭资说了算，自己也不好公开与郭资唱反腔。再说，自己毕竟还兼着户部的事务，国家用度户部拿不出钱来，他也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胡滢干咳了几声，说道：“况钟在礼部任仪帛司主事和升任仪制司郎中期间表现确实不错，能力也非一般，不想一到地方便江郎才尽了，真是有失陛下厚望，说起来我保荐之人也难辞其咎！况钟关于准许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税的请求，不能同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减免就是几十万石，甚至几百万石上千万石，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这一块谁来填上？到时候国家要钱用，户部拿什么支付？陛下，这事关系太大，臣以为应该驳回况钟奏折，责令他严加督催如额上交方是！”

“臣也以为这赋税不能减免。”坐在一旁的太师、英国公张辅不慌不忙地说话了。他只管军事不问政治，他担心的是朝廷财赋不足，削减军费，影响军心，“陛下，现如今虽说天下承平，但四边并不太平，敌寇犯边之事时有发生，天下内外卫所三百二十九处，军队三百二十五万人要吃要喝要花费，没有财赋支持，岂能稳定？这国家收入只能增不能减，减了赋税拿什么供养军队？”

“一叶障目，尽是褊狭之论！”张辅话音刚落，性格偏激敢说敢为的内阁大臣杨荣大声说道，“岂不闻官出于民，民出于土么？而今苏州百姓大量逃亡，成片田土抛荒无耕，况钟拿什么如额完赋？即使在座的诸公包括下官在内，就任苏州也是无法如额完赋，何况一个区区知府况钟？苏州之赋朝廷是不想减免也得减免了！”

“东杨大人危言耸听！”一听杨荣开口便指责先前发言的“尽是褊狭之词”，郭资不禁怒气横生，他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东杨大人身居高位，哪知户部筹措国计的艰难？不知哪里得来的道听途说，就断言苏州‘百姓大量逃亡，成片田地抛荒无耕’，大人不觉得言过其实么？”

说到这里，郭资从袖中摸出一份材料，向宣德皇帝奏道：“陛下，臣刚刚收到户部派到江南督税的户部右侍郎鲍寀送来的报告，说江南确实有少数百姓离乡，部分农田抛荒，不过那些百姓都是一些刁民，他们舍本逐末，弃农经商去了，并非因为赋重而逃亡呢！”

说罢，他将鲍寀的报告递了上去，站在一旁的司礼监太监金英连忙接着呈给了宣德皇帝。

“郭大人凭什么说我言过其实？”不等宣德皇帝发话，杨荣立即还击道，“去年九月皇上亲擢的苏州知府况钟，今年三月给皇上的奏折就明确说道，苏州一府七县户口应是四十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三户，但实在人户仅是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五十二户，减失十万余户，竟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二，特别是太仓一城，应有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年三月仅存一千五百六十九户，除去逃绝虚报之数，实际只有七百三十八户，存户仅是原户数的不及十分之一，请问郭大人，这样的比例还不能说是百姓大量逃亡么？人都没了，谁来种田，还不叫成片田土抛荒无耕么？”

杨荣的这番话说得证据确凿义正词严，郭资想驳也驳不了，只听得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还有那逋赋数目惊人。”杨荣继续说道，“江南巡抚周忱奏报说，永乐年间苏州一府租税粮总额是二百八十一万零四百九十石，可是他们年年欠交，岁岁逋赋，到先帝仁宗皇帝登基大赦天下，苏州欠税就全部豁免了。可是宣德元年以来又年年逋欠，到去年底，四五年时间苏州一府欠交的租税粮总数达到了七百九十万石——这可是户部报来的数字——也就是说该府平均每年欠交一百五十八万石。虽说该府租税粮总额现有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一百零九万石，但实际每年只完成了一百二十万石。这不是朝廷不批准他们减免租赋，而实际减免了么？请问郭大人，下官这叫危言耸听么？”

“你想变乱成法么？”杨荣的话刚刚说完，郭资便不顾大臣风度，愤怒地斥责起来，“东杨大人，江南税则、税额那可是太祖、太宗定下的规矩，谁擅自变法，谁就是对祖宗的不敬！”

“好了好了，说话宽容一些，大家都是为了朝廷着想嘛！”见杨荣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郭资恼羞成怒有失礼仪，宣德皇帝只好出面调和了。他看了看尚未发言的杨士奇、金幼孜和杨溥，说道，“你们三位爱卿有何高见，都说说看。”

杨溥性情沉静，每次陛前议事的时候，总是礼让别人先说，最后才发表自己的观点，从不抢着说话表现自己。他本想最后发言的，现在见宣德皇帝点到了自己和杨士奇、金幼孜，杨士奇是首辅，他顾及自己的身份，要么是第一个发言，要么就是最后说话，总是带着几分一言九鼎的味道；那金幼孜病病歪歪的，还不知有没有精力说话，想到这里，杨溥望着宣德皇帝，躬身说道：“陛下，财赋关乎国计民生，确系大事，不可不慎，关键是减赋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减对国家有利。《吕氏春秋·义赏》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用竭泽而渔之法，国家财赋将无以为继。臣以为国家减赋是为了增赋，一味说减赋就是减少收入，或者一味说如额就是保证供给，未必是高瞻远瞩之见。现在户部和周忱、况钟各执一词，臣等居庙堂之高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判断，匆促之间作出决策恐有弊端，是以臣建议陛下派员前往江南特别是到苏州实地巡视，再凭所见所闻权衡利弊，为陛下决策提供依据，似乎妥当一些。陛下不必担心减与不减究竟谁对谁错，只要江南特别是苏州民心渐安，民气渐舒，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即是大治了，那时泾渭分明，陛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么？陛下更不必担心使臣与周忱、况钟营私舞弊，这事无论减与不减，两三年便可看出效果，到时赏成罚败就由陛下了。至于变乱祖宗成法，陛下大可不必顾虑，太祖、太宗当年立下的法则，目的是国泰民安，今陛下变法使天下致治，太祖、太宗泉下有知定会高兴不已，哪里会责怪您不遵祖训呢？”

杨溥的这番话说得不偏不倚十分实在，核心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宣德皇帝听了连连点头。那一旁的金幼孜攒足了劲赞同地说道：“陛下，臣以为南杨大人言之有理，办法可行，臣附议。”

见事情基本明朗了，内阁首辅杨士奇这才字斟句酌地向宣德皇帝说道：“陛下，苏、松、嘉、湖官田赋重由来已久，积逋日益，是该想个办法解决了。臣以为南杨大人的意见较为妥当，还是先派员核查，视而后定的好。”

“这事还是慎重点的好。”见大家都发了言，宣德皇帝拍板了，“江南是国家财赋重地，也是难治之地，江南安，天下安。如何使苏州等地民心渐安，民气渐舒，人不劳困，输不后期的确是朕梦寐以求的大事。江南周忱和苏州况钟请求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税事关重大，还是照南杨爱卿的办法，先派员实地巡视，权衡利弊后再定的稳妥。只是派谁去好？”

说到这里，宣德皇帝把话打住了，他沉思起来。见宣德皇帝考虑人选，在座的几位大臣多数心里七上八下起来。谁都知道，这江南的税赋尤其是苏州的租税，累年逋欠，积重难返，无论是反对减免的，还是主张减免的，派谁去都一时无法改变现状，那是块难啃的骨头；再说到那里去巡视，风险很大，事情办成了不一定有奖，事情办砸了，则一定会受罚，丢官掉帽不说，弄得不好还会下狱论罪。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揽这趟差事，谁也不愿意把自己赔进去。这不，在座的几位大臣多数都低下了头，避开了宣德皇帝的眼光，生怕这麻烦落到自己身上。

“南杨爱卿！”宣德皇帝的眼光慢慢地落到了杨溥的身上，一字一顿地说道，“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苏州重赋，涉及变革成法，兹事体大，派一般人去，朕实在放心不下，朕想烦劳爱卿去一趟，你看行么？”

一听宣德皇帝要派自己去苏州巡视，杨溥顿时犹豫起来。他不是不敢任事，只是有些事情不好处理。他听宣德皇帝客气地询问“你看行么”，杨溥躬身回答道：“陛下差遣，即是刀山火海，臣也是义无反顾。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