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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汤邦彦回束了（第1页）

第十三章：汤邦彦回束了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年节过后，肩负着“收回河南陵寝地”神圣使命的汤邦彦自金国中都辗转回朝。“善为大言”的汤邦彦归来后，似乎失去了居谏院时的论事风生，失去了出发时的意气风发，失去了督责“贡船”北行疾进时的颐指气使，在皇帝和朝廷官员们期待着“崇尚中原儒学经典”的金国皇帝对归还“河南陵寝地”出使结果的禀报时，竟变得嗫嗫嚅嚅，含混不清。询其同行人员方知，汤邦彦一行十余人在金国南京（开封）镇防军副指挥使完颜承裕率领的五十多名金兵执戈操刀的“护卫”下，于腊月二十日从南京启程，一路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方始到达金国中都。沿途所过之处，多见金国兵营，均呈秣马厉兵，骑射操练，荷戟待战景象。待到人中都城后，金国皇帝完颜雍以“年节未过，诸事缓行”口谕，置宋国使者于驿馆不理不睬。其间，又有金国兵丁、无赖骚扰滋事，口称“此乃侄国使者耳”污言挑唆。汤邦彦厉诫众人“驻足闭门，勿惹事端”。又逾半月，方得金国皇帝上朝召见谕旨。召见之日，议事大殿外，百余名身荷甲胄，配刀执戟，面现杀气，目露凶光的禁卫军士竖立跸阶两侧。汤邦彦在刀拱枪门下，两股抖颤，几不能行。及至殿内，竟“不能措一词而出”。

朝堂上一干御史、台谏官员沸水烹油般炸开了锅，纷纷指斥汤邦彦鼠胆无能，有辱国威。转而更加激烈地参劾叶衡举荐非人，轻率误国。

汤邦彦在群情激愤的指责声中强自辩解，懦懦而语：“非是微臣不措一词，实是金国皇帝完颜雍强横无理，他言说河南陵寝地地处金国腹地，念及我国君臣往来不便，欲起御林军三十万兵马护送诸位先皇棺梓至江南。”

闻听此言，众臣子愤情更炽：“金人也忒无理，此等挖坟掘墓之语竟也说得出口，枉称崇尚儒学，难道孔孟之书都看人了狗眼之中……”

“金人这是欲借此再次兴兵南侵啊……”

“金人骄横无理，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赵昚似被这乱哄哄的嘈杂弄昏了头脑，他怒睁双目，拍案而起：“金人果有此意，不必他劳军远送，朕亲率五十万御林军恭迎诸先皇棺梓。”

此言一出，顿时殿内声息音静，廷臣们在一瞬的目瞪口呆中缓过神来，纷纷出言谏阻。

侍御史卢仲贤急急道：“请圣上三思，先贤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圣上切不可意气用事。”

谏院司谏魏杞道：“当今和平来之不易，毁约背盟，兹事体大，当禀告太上皇定夺。”

右正言袁孚进言曰：“臣也以为不可轻言战事，金人或许正欲以此言挑唆激怒圣上以求进兵江南，圣上切不可上他之当啊。十年前张浚蒙蔽圣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致有符离之败，幸赖将士用命，贤臣努力，才得保全基业，换得隆兴和议。自和议后，民得以休生，兵得以养息，天下方得承平，此番景象来之不易啊！”

御史中丞尹穑言道：“臣附魏大人之言，我朝自南渡以来，内外战事连连，国用匮乏，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赖圣上睿智，隆兴和议后，民生渐现恢复，国用渐现充盈。但这短短十年间的积蓄，尚不足以支撑与金人一战。古人云：‘治国之道，富民为先。’昔日汉初历经文、景两帝七十年的积蓄，方始成就汉武帝开疆拓土之功业。臣以为当下之势陛下还应卧薪尝胆，以固本培基为是。”

签枢密院事王淮奏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圣上居安思危，不忘恢复，此乃国之幸、民之幸！不过，近年来，圣上宽体民心，惠民以政，军武用度上所增无几，臣以为乘当下物阜民丰之机，可渐为扩充武备，他日再图与金人一战。”

赵昚将目光投向沉稳持重的给事中周必大和掌管水陆漕运的发运使史正志。

周必大道：“臣以为当年岳飞元帅‘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之言诚为金玉，不过，较今日宋金之形势，亦不应仓促行事。”

史正志也认为从当前军队的战备与给养等方面来看，均不适于短期内开战。

赵昚愤而难平地道：“金人辱我至此，难道我朝便就此退缩，无声无息不成？”

魏杞道：“当贬斥使臣汤邦彦，以向金人昭示其智疏才薄，言对无措，有辱我朝威仪。当贬斥右相兼枢密使叶衡，以向金人昭示其荐人不当，蛊惑圣上无端行事之责。”

尹穑、袁孚、卢仲贤、张考叔、吕游问等人纷纷出言附和。

赵昚冷哼一声，站起身来瞪目道：“晓谕殿前都指挥使王友直，今年阅兵朕要亲临白石校场。”言罢，拂袖而去。

回到寝宫，赵昚在延和殿召见了参知政事龚茂良和右相兼枢密使叶衡，征询他们对军备国赋的意见。

龚茂良字实之，时年五十四岁，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进士。初授南安县主簿、邵武司法。后调任泉州观察推官，以廉勤著称，赈济灾民，为民称颂。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由吏部郎官擢为参知政事，对龙大渊、曾觌等搬弄是非、恃宠害政极为不屑，曾指斥其为“奸回（奸恶邪僻）”，上疏曰：“唐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他主张恢复，反对和议，但为人持重谨慎平生不喜言兵事”。

赵昚赐座，二人谨谢。

赵昚开言：“二卿皆公议之人，朕甚重之。”

叶衡、龚茂良起身谨谢。

赵昚道：“朕之行事，每每心存公道，或有偏颇之处，卿等当力争，君臣之间，宜坦诚相见，毋以疑忌为是。”

叶、龚二人忙起身言道：“臣等不敢。”

赵昚遂以国力军力、田赋用度之事询之。

龚茂良道：“自南渡以来，太上皇与陛下体恤民情，广施仁政，国力日见增强。南渡之初，东南财政收人每岁不足一千万贯，如今已增加到四千七百多万贯。人口也由一千六百余万人增加到两千五百余万人。陛下禅政以来，更是恤民有加，屡次下诏劝民力耕、兴建水利，使战乱中荒废的土地得到了重新开垦，战乱中被毁的河渠塘堰也得以恢复，市井商贸更是日益繁荣。”赵昚面现喜色，问道：“用度上如何？”

龚茂良道：“恕臣直言，一言以蔽之，捉襟见肘。”

赵昚面现忧虑，言道：“龚卿毋虑，请坦言以告。”

龚茂良道：“财税的支用主要有四个方面：军费、养官、赈济及皇家支用。养军之费乃用度之最，数十万军队加上赡养的家属，约有一百万人，另有武器制造、骑兵战马、水军舰船和各种劳军赏赐之费，只此一项便用去了岁人的十之七八。”

赵昚点头道：“为保国泰民安，不可无兵。况恢复先祖基业，朕之夙愿也，若无强大之武备，如何雪靖康之耻，绝金兵虎视江南之念！”

“‘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诚哉斯言，臣深以为然。”龚茂良接着又道，“另外一项大的支出就是官员的俸禄。目下官员俸禄自宰相到岳渎庙令共四十一等，月俸由三百贯至十四贯各有差等，除每月的俸禄之外，还有绢帛、职钱、禄粟、慊人（随从）衣粮、厨料、薪炭等钱，这些均有定制，陛下自知，不待臣多言。臣略举一事，可明了财政支用之艰难：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多个州，那时供养的官员共一万余人，而今东南各路共有一百多个州，所要供养的官员却达到了两万余人。”

赵昚面现惊愕，言道：“竟有如此之多！”

龚茂良、叶衡均点头称是。

赵昚道：“看来，当务之急，乃是革除弊政，裁汰冗员。”

龚茂良道：“此事确当施行，但不可操之过急。当年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宗旨便是革除弊政、裁汰冗员，结果反使朝中大乱，党争日盛，冗员非但未减，反而更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