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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二圣争锋（第2页）

此时大唐对外征伐的脚步仍未停止。次年苏定方削平百济，生擒百济国主，献俘则天楼。百济一灭，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丽的最终覆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苏定方向高宗报告了自己曾于百济灭亡之时登岩试图钓捕池中飞龙，池中果然有龙飞出，经天而去，可惜自己捕获失败云云，至于是否如此，自然无从考证。苏定方当时已经六十九岁，可见丰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轻人所独有。天降祥瑞，龙出太平，皇帝自然开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欢听这样的话，下面的人也就不怕多说一点。很快益州、绵州等地都传来白日见飞龙的消息，绘声绘色的程度可参考莲蓬鬼话的诸多强贴，于是改元龙朔，大赦天下。是年三月，春和日丽，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于洛城门，席间高奏起高宗亲自谱写的《一戎大定乐》，一百四十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轨乐，象征着高句丽即将平定，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于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况之盛，不亚于昔年太宗平定东突厥后高奏《秦王破阵乐》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蛮酋长赋诗的场面。不知道高宗在做这样的安排时，是否也存有和父亲较劲之心呢？或许是受了连番利好消息的刺激，或许是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时也激发起了万丈雄心，亲自点兵三十万，水陆分道并进，意欲自为统帅，亲征高句丽！

高宗的心思，其实很好理解。他从永徽元年（650年）开始足足做了六年的实习皇帝，又花了四年时间才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谁承想没几天就病倒了，实在郁闷得很，急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重振雄风。然而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何况皇帝体弱多病，搞不好辽东战场就要由牛市变熊市，满朝文武都有些着慌，最后由武后出面，抗表谏阻皇帝亲征。后妃进谏唐代并非没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为鉴劝谏太宗亲征，这篇文理俱佳的谏书被作为徐惠德才兼备的证据，郑重地收录进了两唐书，可见时人并不以后妃进言为非。而高宗向来比太宗更听老婆话，也可能是他过后想想都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就势借梯子下台。

仍然不甘心。高句丽是不去了，毕竟战场凶险不是好玩的，但总还可以做点别的什么吧。不久，高宗便以宰相推荐的官员大多不合己意为由，一口气亲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这一举动在其他朝代可能稀松平常，然而按照大唐制度，官吏的任免和升迁大多由宰相掌握，圣旨诏令皆出自中书，只需报知皇帝批准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够令行如山，皇帝自择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数。像高宗这样不征求宰相的意见，一连自择官吏十多人的，实属非常罕见了，可见长孙无忌失势之后，皇权确实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这许多人之后，得意地把名单拿给宰相看，宰相不敢有异议，只能高呼天子圣明了。[33]在这一批人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与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日后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硬代表。说高宗提拔他们意在针对武后，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都是由高宗亲手破格提拔，因此会比其他大臣更忠诚于李唐皇室吧！

从以上事例来看，高宗让武后代为处理国事，确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本身并无放权之心，然而这样的撩拨却刺激了武后旺盛的权力欲，另一方面，随着武后地位的稳固，对于高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于是，在击倒了共同的敌人长孙无忌之后，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对于高宗加强帝王权威的种种举措，朝臣们大多山呼万岁，未敢有丝毫不恭，只有一人胆敢不以为意，用一种嘲弄而轻蔑的目光，打量着高高在上的皇帝。这个大胆而任性的家伙，便是皇后的宠臣李义府。他高傲而放肆的态度，终于让高宗的愤怒一发不可遏制，不仅为李义府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也令帝后之间的矛盾，浮上了水面。

前文已提到，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武氏为后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后的另眼相看，恃宠生骄，横行不法。曾垂涎妇人淳于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发之后逼死该大理寺臣以灭口。此事被御史王义方弹劾，高宗却极力偏袒，赦李义府无罪，却贬黜了王义方。李义府于是更加骄横，他身居中书令，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过贫贱，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开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倾动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伦看不过眼，屡屡跟他有争执。皇帝以大臣不合为由，将他们二人都贬黜外放，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义府却一直受到皇后的特殊保护，即使被贬外放，皇后也依然常常派人慰问表示关怀。在武后的不住劝解之下，李义府隔年就被重新召回京城，再度拜相。

李义府是靠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现在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贬黜他乡之时皇后的慰抚让李义府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在他的心中，只有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纵然是一国之君，也再没有丝毫地位。再度飞黄腾达的李猫，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的性格原本张狂，第一次见皇帝便可以吟诵“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的诗句，公开发牢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几番沉而复起更认定皇后是自己的保护神，以自己的拥立大功，不管怎么做都有皇后罩得住。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为了改葬祖父，下令在高陵、栎阳、富平、云间等七个县征集民工，修建墓室。高陵县县令是个厚道人，不愿给百姓带来更大的苦难，又不敢得罪李义府，只好自己事事操劳，结果累死在工地上。迁葬那天，浩浩****的送葬车马和祭奠摆设足足摆了七十多里，自从大唐开国以来“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比者”。而他借机索取的贿赂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了。

高宗见他闹得太不像话，就找了他来谈心，语气挺诚恳的：“你的儿子女婿行为很不检点，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们。”

因李义府和许敬宗在覆灭长孙集团中的功劳，高宗对他一直比较优容，此番没有直斥其非，也是想给他留点面子了。

李义府勃然变色，白皙姣好的面颊一下子涨得通红，却不曾失了风度，徐徐道：“是谁告诉皇上的？”

高宗本来还是好意，不禁动了火：“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事实，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被皇帝这么一反驳，李义府说不出话来，却没有半点要认错的意思。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唇边慢慢浮起一丝微笑，高宗一怔，还没回过神来，他已长身而起，袍袖飘飘，竟然就这么走了，把高宗晾在了当场。他走得并不快，然而那冷冷的背影所流露出来的傲慢和不屑，不禁让高宗气得指尖都已变得冰凉。[34]

皇帝没有开口臣下竟然一走了之，这样大逆不道的举止，李义府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深受皇后宠爱，认为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妥，或者他本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对皇后的忠诚？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份，在他眼中仿佛只是一个笑话。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应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气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两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

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极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力保他，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嶲州；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要么流放庭州，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以前的门下省）侍郎薛元超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有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地去。薛元超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当时著名的文人，关于他我们日后还会提到。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得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35]刘仁轨当时已经六十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经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出山要风风光光。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660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渐趋废弛，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今朝鲜半岛的开城）刺史，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

眼看着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宠臣落到如此下场，武后很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生子女挡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代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到处给她惹事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二十三岁她结识为先帝入侍药膳的高宗皇帝算起，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流光逝水，华年不再，昔日任人生杀予夺的卑微的小才人，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最尊贵的皇后，在华丽绝伦却处处浸染着暗红色血迹的后宫里，她一路厮杀过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女人的青春终是不会再回来了。或者她应该满足，因为她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然而心依然会隐隐作痛，成功的代价总是如此高昂，纵然胜利在手，也依然满浸着苦涩。她是四位皇子的母亲，长子是大唐帝国的储君，然而仍然不能让她忘怀，她本来还有一个女儿，小公主——此时距离小公主之死，正好整整十年。

这个出生不久、尚未命名便已夭亡的女婴，是武后心底无法忘记的伤痛。正因为小公主刚刚出生便猝然离世，没有来得及给武后的生命增添任何一点不便，反而助她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后位，那小小的婴儿，也就在母亲的心里定格为完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淬炼成永恒。死在武后手里的亲人不止这一个，然而只有小公主，才可以独占母亲全部的温柔和悔恨。这年三月，她为小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由禁中的德业寺迁葬朱雀门东的崇敬寺，——为了照顾高宗的病情，从去年起武后已和高宗一起移居东内，难道留小公主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居西内吗？于是正式追封为安定公主，谥为思。按照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个神秘的谥号，寄托了母亲怎样的情怀，局外人虽无从得知，但从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来看，不难感受到皇后的思女之情。《旧唐书》略略记了一笔：

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

厌胜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再硬的后台这顶帽子压下来也必死无疑，王皇后便是因为这个罪名而丢了后位，武后岂能不知！然而就算是别人诬告，把一个道士招进宫内作法也极易授人以柄，武后性格刚强，意志坚毅如铁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遇到用现实手段无法解决、无法排遣的困扰，她绝不会出此下策，乞灵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当时武后后位的稳固，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不堪承受而冒此奇险呢？雷家骥认为，武后厌胜的对象不可能是高宗，只因当时武后的权柄，全都来自于高宗，武后绝不会笨到自己撕毁长期饭票，雷先生认为武后可能是出于和王皇后同样的原因，嫉妒自己的情敌，也就是她的姐姐和侄女。

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一直和高宗有染，本来以武后的雷霆手段，是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丈夫的，可是姐姐毕竟是姐姐。曾经一起相依为命受过异母兄弟的薄待，情分毕竟有点不同。韩国夫人的丈夫贺兰越石，也算出身“鼎族公门”，初唐时收复江南、战功显赫的河间王李孝恭，也把一个女儿嫁到了贺兰家。贺兰越石早死，给俏丽风流的寡妇韩国夫人留下了一对漂亮得出奇的儿女。儿子贺兰敏之成为长安城出名的美少年，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史载“有国色”。风流寡妇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私会高宗，次数勤了，高宗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从韩国夫人身上转到了她身边亭亭玉立的少女那里。于是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高宗对于这个小情人大概真的动了心，打算将她正式纳为嫔妃，而且直接名列九嫔之一，只是碍于魏国夫人毕竟是皇后的外甥女，高宗还在犹豫如何开口。武后对于这个外甥女甚为内忌，雷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她请道士入宫厌胜的原因，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贺兰氏虽然年轻貌美，但争宠手段跟武后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何况武后现在是母仪天下的正宫皇后，要对付魏国夫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何必冒险行此厌胜之术？需要道士作法才能安心，又是发生在安定公主迁葬后不久，很有可能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鬼魂为厉让她难以心安吧！说来道士郭行真高宗也认识，此人号为“东岳先生”，门生弟子遍天下，颇有名气。显庆年间高宗和武后恩爱正浓的时候，曾经派郭行真代表皇帝皇后赴泰山祭祀，为帝后二人行道祈福，并立了一块双石并立如鸳鸯并栖的异形石碑，便是流传至今的泰山鸳鸯碑了。麟德元年（664年），他还挂着朝散大夫骑都尉的散职，供职于东宫，不时为体弱多病的太子弘合药诊病。因此郭行真出入禁中并非不可原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高宗新欢在侧，又因李义府等事对武后颇有不满，接到王伏胜的密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传召宰相上官仪入宫商议，商议的结果，竟是要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