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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无字碑歌（第1页）

后记——无字碑歌

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有很多，最出名的大概要数无字碑了。郭沫若曾经猜测是否为武则天自己所立，意为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因为完整版的武则天遗诏尚未发现，这一说法很难得到证实，倒是可以找到不少反证。说来中国帝王陵寝按例是不立碑的，武皇破例为高宗李治树立述圣碑并亲自撰文，述圣碑也由此成为中国帝王陵墓建筑中最早的歌功颂德碑。但这一做法并未被宋元时代沿袭，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继承、发展、定型，以至于完善。然而帝王身后事多由继位者评述，鲜有自己生前拟定的，因此无字碑为中宗李显所立的可能性最大。据说碑上原本已经打好了格子，但由于中宗对于母亲的复杂心事，以及神龙年间诡谲的政局，难以对武皇做出定评，终于还是以不置一词作罢。

不过郭沫若的这个说法却是流传最广的，也许在普通大众心里，也只有“功过是非任君评述”的气魄，才能配得上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传奇性的一生。

兴亡千载事悠悠。的确，尽管世易时移沧海桑田，武则天这个名字从未被人淡忘过，关于她历史地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即使在唐代，人们对她的认识也不统一。中宗复国登极之初，对于母亲余悸犹存，且碍于母子孝道，不愿受以“五王”为首的亲李唐派大臣挟制等原因，官方论调对武皇仍然极为尊崇，承认周朝是正统王朝，武则天的地位是皇帝，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武皇生前，公开为武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宣称武皇“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

二、武皇去世后，李唐太庙中以武皇配高宗，题名依然是“天皇圣帝武氏”，并且按照为帝王修实录的旧例，诏令武三思、魏元忠等亲附武周的大臣修成《则天实录》二十卷。

三、中宗原本以光武自比，复国后下令在全国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后有人提醒他这表示对武周的否定，中宗便立刻改“中兴”为“龙兴”，统一了认识。

而至睿宗时代，情况又有改变，对武皇的称呼先后有“天后”“大圣天后”，以及“天后圣帝”等，大抵在皇后和皇帝之间摇摆。毕竟睿宗和当时权势极盛的太平公主都是武皇亲生子女，不会做得太绝。直至玄宗践祚，才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先后毁天枢，改明堂，李唐太庙中的“天皇圣帝武氏”也由此变成了“则天皇后武氏”。至天宝八年（749年），玄宗上尊号自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又把祖宗八代全部封了个遍，所有唐代皇帝都称为“大圣皇帝”，如高祖谥为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为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为天皇大圣皇帝，等等，搞到后来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只好改称庙号或年号。但玄宗对于皇后的称呼却非常吝啬，除废后外，统统改称“顺圣皇后”，表示她们都是李家的媳妇，也仅仅只是李家的媳妇，其中便有曾纵横一世的武皇——“则天顺圣皇后”。这个称号就此成为武皇的定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她在唐代官方的地位是皇后、太后，而非皇帝。

而到了唐代晚期，武则天不仅被摈出皇帝之列，她的以周代唐也被视为篡夺行为，武周成了伪朝。盛唐时李白诗云：“中国有七圣”，指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帝。而到唐末黄巢之乱时则有“十八叶天子”的说法，指上述七圣中武则天以外的六帝，再加以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当朝皇帝僖宗等十二位，共十八位。

唐后期已然如此，极重礼法的宋代史官自然更不客气，宋代修成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到武皇一律统称为“武后”或者“太后”，其他皇帝则称为“上”或者“帝”。宋人汇编的唐代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口径一致，凡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则天，只当她君临天下十五年的史实不存在。

至于武周政权，中宗倒是认可武周为合法政权，只是周唐一体，武周即是李唐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家有时候父亲当家，有时候母亲当家。后世则认为武周是伪朝，而“上不斩唐祀，下不绝唐嗣”，因此也不能算独立王朝。这是说，武皇宣称帝位来自于李唐三帝，自己为代子临朝，就算她做了皇帝，李唐太庙的香火也从未断过，后来又把帝位交还给儿子，自称为李家媳妇，要求归附陵寝，所以不能视为独立王朝。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见仁见智吧。

而比武则天的历史地位更具争议的，是她的政绩。略过封建史家基于“牝鸡司晨”对她的种种辱骂不谈，现代史家对她的评价也很不一致。持肯定意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汪篯、韩国磐等，八十年代后有赵文润、王双怀、胡如雷等。汪篯认为：“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凭这两点，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则天。”

胡如雷也认为武则天是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因为她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肯定中也应当掌握分寸，不能评价过高。因为，武氏的消极政策和措施（主要指酷吏、贪官、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步起了拖后腿的作用。

而持否定意见的人也绝对不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有吕思勉、岑仲勉、熊德基等，八十年代后有黄永年、雷家骥等。黄永年发表的《武则天真相》一文，对她“得到高宗信任”“得到人民拥护”“知人善任”“对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等说法，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最后干脆来了一句：不要因为她是女的就特殊照顾。

那么该如何评价武则天呢？她究竟是郭沫若笔下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杰出女政治家，还是岑仲勉口中“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只是捡了个馅饼吃侥幸没饿死的篡位者？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同，看重之处也不同，实在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既然写了这篇文章，说不得也只能加入到这场口水战中。

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政和外交。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国为止，大约二十五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二十一年（自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了以中书省为主。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宰相。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牒所做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过。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杨再思等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自己服务。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二十七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主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