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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二圣争锋02（第1页）

第八章　二圣争锋02

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此为《通鉴》麟德元年条，《新唐书》记载与之类似，此说当源自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普遍被认为可信性极高。但二者均未言及高宗召上官仪入宫时即有废后意，而厌胜之说也颇为蹊跷，如前所述，以武后当时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诅咒哪个人，可能只是心理困扰而已，从上官仪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高宗不满的真正原因是“皇后专恣”，那么厌胜很可能就是如王皇后被废那种莫须有的罪名了。而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和上官仪也的确是旧识，他们都曾供职于武后的政敌废太子忠。

《武则天评传》的作者赵文润在列出种种疑点之后，认为高宗和武后虽有矛盾，但只属于夫妻之间的不满或者摩擦，真正希望废后的正是宰相上官仪。他自龙朔二年（662年）拜相，颇受高宗器重，为人“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的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上官仪如果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势必要搞倒老臣许敬宗，而许敬宗的强硬后台就是武后了。赵文润认为，麟德元年（664年）的废后事件正是上官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是耶非耶，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上官仪的背景和为人了。

上官仪是唐代宰相中颇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政绩，而在于他的典型性。从上官仪开始，唐代宰相温文风雅的士大夫气质开始成形，贞观时期只重实效的实干性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唐代步入仕途可以通过门荫和科举，经过初唐几位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科举出仕已然成为举世所重的潮流，未有科举功名纵然得以拜相终为不美。上官仪便是科举初立时选拔出来的精英人物，善属文工书，文采比起许敬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其词绮错婉媚，号称“上官体”。唐代取士颇重视品貌风度，并非单指相貌，而是指举止的优雅和处世的风范。上官仪的风度，据说是可以用清逸如鹤，飘然若仙来形容的。时天下承平，上官仪贵为当朝宰相，百官之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即兴吟诗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诗风雍容雅淡，音韵清朗，以洛水脉脉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以鹊飞报喜见出天下太平景象，流露出自己承恩得意的神气和执政治世的气魄。熹微的晨光中但见上官仪衣袂飘飘，眉目疏朗，直如天上谪仙，正欲乘风归去。一众同僚都看得呆了，“望之如神仙焉”。[36]从日后倾倒朝野的才女上官婉儿身上，依稀可以想见上官仪当年的风姿。可以称为文学青年的李治（现在应该是文学中年），对于这样的人物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亲自将他提拔为西台侍极，一路青云直上而拜相，更特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专掌诰命，这是继许敬宗之后唯一一位享此殊荣的大臣。从履历上看，上官仪可谓高宗的心腹大臣，从性格上看，也是典型的文人性格，颇恃才任势，为当代所嫉，并不像是心机深沉的老江湖。为相仅一年多时间，说他竟会大胆到设局陷害武后，有些不可思议。高宗的性格，本有冲动的一面，前番欲亲征高句丽便是明证，他和武后老夫老妻多年，已经失去新鲜感，武后自己恐怕也觉得地位稳固，对他不像以前那么恭敬，有时候醉心政事，插手太多，难免让高宗感觉不快。天长日久，积怨渐深，突然爆发出来，便有废后之意。上官仪当然求之不得，当即附和上意，“皇后专恣”云云，乘机反映舆论，批评武后。高宗心意于是越发坚定，便令上官仪草诏。不过按照唐律，就算庶民出妻，也需身犯“七出”之条，何况皇后的废立。武后当时并没有犯嫉妒、无子等过失，至少没有被人抓住把柄的过失，所以就把招道士入宫算成厌胜，以此作为废后的借口吧。

这样的关键时刻，武后组织的后宫情报网再一次救了她的命。她曾经收买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人，为夺后大计收集信息，看来在高宗身边也没少安排人手，《新唐书》用“左右奔告后”来说明告密者的高效迅捷。武后果然不是寻常女流，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她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犹豫便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立刻亲自去见高宗。废后的诏书还在书桌上，还没有送到中书省，后面是那个男人呆若木鸡的脸。

如果武后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的男人，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局，就算本来没有下定决心的都有可能为了维护帝王尊严而废后，但她遇到的是高宗。满腔的怒火在皇后的涕泣申诉面前烟消云散，毕竟是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太子的生母，小儿女还在牙牙学语，于心何忍？何况，到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呢？就算她曾经纵容过李义府让自己难堪了，但毕竟也没有二话地贬黜了这位宠臣。为了一点点小事和若干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就要废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太子之位不保，国本动摇，牵涉实在太大了。“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却抛出了上官仪作为平息娇妻怒气的替罪羊。当场被天子出卖的上官仪失魂落魄地走出宫门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厄运正向自己悄然迫临。所谓的君恩如海，圣眷正浓，原来不过是笑话一场。料峭春风吹酒醒，只剩彻心彻骨的寒。

武后的报复很快来临，不久，许敬宗希旨上表，以上官仪、王伏胜曾事废太子忠为由，指三人暗中勾结谋逆作乱，按律处斩。废太子忠原为王皇后的养子，被废时只有十四岁，改封梁王，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梦必定占卜吉凶，让法师作法以趋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毙命之所，阴气森森，充斥着冤魂们的戾气和不祥之兆，庶人忠在极端恐惧中度过数年，现在因上官仪事件被赐死，总算得到了安息。

阿刘其人，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被派去监视梁王忠的，不过据《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记载：

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于斯。擢发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于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

其中有“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之句，看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现在借上官仪事件总算加以铲除，也算很有耐心了。

说来也是讽刺，当年起草《黜梁王忠为庶人诏》的正是上官仪，可见他本是一贯紧跟高宗脚步的宠臣，并非因为心存李唐社稷而进忠言，只是皇帝翻脸比翻书还快，实在让他跟不上趟，落了个斩首抄家的下场。按照唐律，阖府女眷因罪没入宫中为婢，孙女上官婉儿尚在襁褓之中，随母入宫。借着高宗对自己的歉疚之情，武后乘势追杀，与上官仪关系较好的刘祥道等纷纷落马，原本因为拍李义府马屁而遭贬的薛元超，为了想尽办法回朝猛拍上官仪马屁，这回又因此遭殃，再次被贬到嶲州，这就是不会察言观色的麻烦，也真正算他倒霉。

作为回报，道士郭行真也成了高宗的出气筒。他可能进宫后真的没做什么吧，下狱的罪名很奇怪，说他把佛经糅杂到了道经里面，于是就祸乱百姓了。郭行真开始不认，很是吃了些苦头，“法官拷挞，苦楚方承。”判处长流爱州，家产充公，一众门生弟子也受到牵连。在三教合流、彼此“借鉴”以争取信徒的时候，想出这种罪名，高宗也够可以的。这就是法制太健全的麻烦，要惩治个看不顺眼的人得想半天罪名，还得考虑是否合理。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上官仪和郭行真这对难友，就成了帝后争锋打架时摔坏的坛坛罐罐。不过，上官仪是满门抄斩，郭行真只是长流，算起来还是武后猛一点。

由不得想到向高宗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后宫历来是皇后统率，就连皇帝身边也全都是皇后的眼线，王伏胜何以会向高宗告发皇后？或者……他本来就是皇帝派去监控皇后的吧。虽然是患难夫妻，虽然信任到让她帮忙打理政事，但还是会有怀疑，会有不满，会有摩擦，甚至想过要废后。而武后当然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心要监控老公的，毕竟，她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的身边，从来都有另外的女人。

仍然相信，李治一直是爱武后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明了她可能会不利于李唐皇室的时候，这种爱和信任也没有完全消失。纵观李治不算短暂的一生，我们难以发现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在内，有过这样强烈而持久的爱。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会不放心，会派人监控，这是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还是人类的共同悲哀？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武后的长子李弘四岁即被封为太子，深为高宗所钟爱，八岁即首次受命监国，至麟德元年（664年）已有三次监国理政的经历，仁孝英果，处事得体，是高宗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武后母以子贵，并无大过，以高宗犹疑多变的性格，听了武后的一番申诉打消废后计划并不奇怪——出尔反尔的事情他干的可不止这一桩，然而事情的发展依然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高宗的诏书虽然没有付诸实行，武后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自从永徽六年（655年）她被立为皇后以来，一直顺风顺水，不停地承恩生子，更受托处理政事，自以为大权在握，天下事皆在掌控中，这起未遂的废后事件便如当头一棒，让她整个人都清醒过来，原来皇后的尊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在帝王的心念一转之间便会化成泡沫。这一认知极大地刺激了武媚，原来被视为人臣巅峰的后位依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依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因此，她开始不满足于安分守己地做一个皇后，而是以攻为守，以不间断的进攻来攫取更大的权力，保护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在这一过程中，又萌生了不可遏止的权力欲。这样的性格，其实很少有。一般人在发现自己的逾矩惹恼皇帝差点带来杀身之祸后，反应恐怕都是惶惧不安，从此韬光养晦，小心做人，便如玩火不小心烧到手指的小孩，下次总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在认识到了帝王的权威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之后，不仅不知道害怕，反而生出异常强烈的渴望和攫夺之心，正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个性，使武曌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物的诞生成为可能。[37]后位既然并不稳固，她便要求比皇后更大的权力和保障，这样一来，等待她的必然是通向女皇之路。

这是自杀女夺嫡以来，武后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其一，她认清了一切权力和尊荣均来自于皇帝，竭尽全力地维持帝王的恩宠不衰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武后的独占欲空前加强，凡是和李治过于亲近的人物都受到严密监控，必要时不惜加以铲除，以确保自己对李治的绝对影响力。长孙无忌犯过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这并不太容易，人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只因做贼的可以随时乘隙而动，防贼的却需要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保持警惕。然而武后的确是个异类，她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紧跟到底，绝不言累，事无大小，必定参与。想想她七八十岁才做女皇，别的女人在她那个年纪就算跟人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睡着，而武后却能日理万机依然事事亲历亲为，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她年轻时精力过剩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也就不难想见了。到最后做贼的都累了，防贼的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遇到这种老婆，恐怕任何男子都只能甘拜下风。其二，麟德事件也让她意识到男子的善变和帝王恩情的脆弱易断。如果说杀女夺嫡让她变得心狠手辣，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习惯，麟德事件便将怜悯、信任和恩情等等字眼从她的字典里彻底抹去，成为一台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在铲除长孙集团的过程中，武后的手段虽然令人胆寒，但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她的人还存留着一丝温情，说得上有恩必报，而麟德之后她和朝臣的关系就只能用利用和算计来形容，无论是助她夺得帝位的裴炎和程务挺，还是帮她坐稳天下的来俊臣等酷吏，均是利用完了就杀，再也没有什么念其旧恩的顾虑。对于武后来说，世人可以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是不可以利用的，前者是活人，后者是死人，或者是她即将要处死的人。君臣关系开始由互相信任的所谓鱼水之情，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试探和怀疑。这样的转变，素来为人所指责，然而不幸的是，武后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登临帝位，牢固地掌握天下近二十年，而玄宗对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却令得大唐盛世差点毁于一旦，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呢？

既然两次攻击均来自于外朝，武后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待在深宫之中，要求走上前台参与监控皇帝和朝臣的谈话，确保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或者是为了向妻儿保证自己不会再起二心，或者长久的依赖已让高宗不知如何拒绝妻子，他竟然答应了武后的请求。早在永徽年间废后之战激烈之时，武后就曾在高宗的默许下偷听他和众位辅政大臣的交谈，如今得以制度化。高宗每次上朝，皇后必定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唐代常用“圣人”指代帝王，帝后临朝，共决国事的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二圣临朝。北朝素有主妇当家的传统，前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首开皇后参政揽权的先河，每次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同辇陪随，及阁而止，令宦官侍立于文帝身旁，大小动静，随时传报。文帝退朝，皇后必定亲迎，车驾同返，共商政事，时有二圣之称。高宗之所以会答应武后的请求，时人也不以为非，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纵然如此，皇后公然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也说得上史无前例了，武后的地位和权势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然而，《通鉴》说从此之后高宗成为傀儡，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却未免太过夸张，也与事实不符。武后的心腹李义府并未因此还京，两年后帝后泰山封禅，李义府精心炮制了一篇贺文，希望能挽回上意，过两天圣旨下来，大赦天下，唯独长流人不赦，李义府激愤之下，死于当地。如果武后真如司马光所说那么大权在握，又岂会坐视？从麟德元年之后的官吏升迁来看，也很难看出武后的势力有明显增长。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始步入大唐权力中心。名将刘仁轨被拜为宰相，他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当然不是武后的人。曾经因为议论武后不堪为后而被贬西域的裴行俭则被提升为安西大都护，手握重兵，治地万里，成为大唐的擎天支柱。名将苏定方从辽东战场上退下来以后，认为世上唯有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于是收裴行俭为弟子，尽传其所学。名师出高徒，裴行俭不负所望，自己学成出师不说，还为苏定方**出一众出色的徒子徒孙，经裴行俭点拨培养成才的部将有抗击突厥的名将王方翼、程务挺，一生连败突厥默啜可汗和吐蕃战神论钦陵、号称名将杀手的黑齿常之，日后发动神龙宫变重复李唐社稷的御林军首领李多祚等人，全是初唐史上声名赫赫、翻云覆雨的人物，所荐贤才后来官至刺史、将军的更达数十人之多。安西大都护府简直成了大唐的名将培训基地。裴行俭文武双全，高宗极为倚重，“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在高宗的信任下，裴行俭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改革大唐的文官铨选制度，确定了以“身、言、书、判”来选官的四条考核标准：一曰身，谓体貌丰伟，指官员举止优雅，合乎礼节。二曰言，言辞辩正。要求能言善辩，理能服众。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四曰判，文理优长，要求官吏有较高的写作能力，民事裁决时说理清楚，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裴行俭主持吏部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与李敬玄一起为世所重，时人称为裴、李。而他的赫赫战功可与刘仁轨比肩，提到唐代儒将，必然首推裴、刘。裴行俭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深为武后所忌，武后当政之后，裴行俭成为她重点打压的人物之一。现在有学者为了说明麟德元年（664年）后武后已经大权在握，视高宗如傀儡，因此地位稳固，不必连杀儿子，就连刘仁轨和裴行俭的升迁，也被说成是武后宽宏大量，任人唯贤的标志，实在有些表错情了。此外，受上官仪事件而罢相的刘祥道也并没有丧失其政治影响力，高宗泰山封禅，武后以皇后的身份代表后妃为亚献，刘祥道则作为公卿的代表为终献，事后又晋爵广平郡公。如果不是刘祥道早死，恐怕也是武后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由上所述，与其说上官仪事件后武则天与高宗二圣临朝便标志着武后的权力就已超逾高宗，天子拱手，毋宁说这是高宗向天下臣民认可了武后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从而为武后进一步攫夺政权创造了条件。而武后当时恐怕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取而代之，她只是本能的意识到权力越大，自己越安全，而在不断的追逐中她的权力欲也越发炙热，这条路最终将会将自己带向何方，她未必有很清晰的认知，但她一直在前行。永徽六年（655年）她被立为皇后，显庆五年（660年）开始参决朝政，与闻国家大事，这是她一生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日子，和家人朝臣的关系都算比较融洽，没有太多的暴力和血腥，现在，这日子已经结束了。不再满足于皇后位子的武后，开始了又一轮新的征服，她旺盛的企图心、控制欲和强悍性格，也开始渐渐显露出来。

李义府被逐，让人看清得罪皇帝是没有好下场的。上官仪被杀，则让人明白得罪皇后也是没有好下场的。顺得哥情失嫂意的朝臣们，以沉默来对待上层局势的纷纷扰扰和帝后之间的离离合合，废后立后真的成了李唐家事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再向高宗进谏。褚遂良和上官仪的例子摆在眼前，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为帝后夫妇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情骂俏”增添情趣？就算之后有朝臣忧心中宫权势过重，也因为顾忌高宗对于武后的态度，而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武后。高宗这样把国事当作家事来处理的态度，让群臣缺乏质疑评论的余地，客观上为武后他日夺权减少了障碍。不过，皇后参政虽然已经制度化，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八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675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十五年间先后受命监国十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武后主要是以内辅的形式参决朝政，出谋划策。高宗病重时，她代为理政；病情缓和时，“偶坐”参决；高宗身体健康或者外出的时候，则上书言事。

武后辅政期间，唐王朝仍然处于上升时期，国家太平，物阜民丰，斗米不过数钱。社会治安良好，每岁断狱少则数十人，多也不过几百人，可媲美贞观。还出了一些学术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医药学方面的《唐本草》，天文学方面的《麟德历》，和文字学方面的《字海》。《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本官修药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麟德历》由李淳风制定，“时称精密”。《字海》则是一本字典工具书，共有一百卷，在量上大大超过了《说文解字》。可见大唐的国力不曾因为武后的参政而稍堕，“皇曰内辅，后其谋咨。谋咨伊始，皇用嘉止。”崔融在《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中这样评价武后辅政高宗时的业绩，是合乎事实的。

麟德二年（665年），帝后夫妇东巡洛阳，为封禅大典做准备。封禅是一种古代帝王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先秦时代人们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在泰山之巅天子可与神灵对话，祈求庇佑。只有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盛世才有资格封禅。自秦始皇泰山封禅之后，举行过封禅大典的仅有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等寥寥数位帝王。宋代以后，不再有封禅之典。唐代太宗皇帝曾有过封禅之议，终因顾惜国力或局势有变而未能成行。按照传统的说法，封禅就是好大喜功、粉饰太平之举，没有什么正面意义。不过形象工程历代皆有，倒也不必过分苛责。李治的文治武功尚算不俗，怎么说大唐也是在他的手里达到了疆域上的极盛，举行封禅之典也说得过去。当时上官仪事件刚告一段落，武后有心借泰山之行淡化最近夫妻间的种种不快和争吵，重拾往日恩爱，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机会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刘祥道、刘仁轨等当朝新贵，也希望借封禅来弘扬皇威，煊赫天子之气，当然，顺便也要肯定一下自己的地位。双方各怀心事，但都一起表请高宗封禅，也都对上古的礼仪指手画脚一番。按照经典明载，公卿之献将以九卿充任，刘祥道不满地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汉、魏以来，权归台省，九卿为常伯属官。今封岱大礼不以八坐，用九卿，无乃徇古名忘实事乎？”上古九卿位高权重，所以在这样的大典上充当祭献，然而世易时移，古今官制不同，九卿现在不过是我太常伯的属官，怎么还能按照上古的礼仪让九卿担此重任呢？

官僚发完牢骚，皇后接着来，称禅为祭地之仪，坤为后土之德，本该以皇后率宫妃参与献祭，然而历来皆以公卿为献，实属大错，理应予以纠正。于是抗表进谏，措词十分得体，语句堂皇富丽，特录于此，看看武后的文采：

于是皇后抗表曰：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

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祇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令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眷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高宗是个好好先生，两边都不得罪，以刘祥道代表公卿，武后代表后妃，双双参与泰山封禅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大典。武后更推陈出新，抬出表姐越国太妃燕氏参与终献。因纪国太妃韦氏已经病逝，燕氏便成了太宗众多嫔妃中唯一活着的一位，风风光光地参与了这一盛世大典。向来不允许女人参与的封禅大典，从此一改旧制，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太妃为终献，皇后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这次封禅典礼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武后借机铲除了她早已看不顺眼的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上官仪事件后，她不允许任何人跟高宗太过接近。皇帝东封泰山，百官跟随出动，陕西、河南、山东诸省的地皮都给踩得翻过来。武后的两个堂兄弟惟良和怀运因为上次得罪了武后的母亲杨氏分别被贬为始州刺史和淄州刺史，也随例集于泰山脚下侍奉天子，开家宴款待高宗、武后、魏国夫人一行。这两兄弟武后一直都很讨厌，正好用来做替死鬼。于是暗中在食物中下毒，魏国夫人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这两个做东道主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毕竟，食物都是惟良和怀运提供的，先前又和皇后有过不愉快，说他们本来想杀皇后结果误杀了魏国夫人也是很可能的。不过，惟良和怀运这两个小人物，有没有胆子当着皇帝的面谋害皇后，是否有能力买通宦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魏国夫人的死必须有人负责，惟良和怀运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改姓为蝮氏，妻女没入宫中为奴。武后一石二鸟，轻松容易地就除去了几个眼中钉。

此外，武后的两个异母兄弟元庆和元爽，上次已经被贬外放，元庆到任不久就死了，元爽还活着。这次又受到牵连，被贬到更遥远的振州，元爽再也经不起折腾，死在当地。照老规矩，儿子是不能与被流放他乡的父亲见面的，元庆之子武三思，元爽之子武承嗣，皆是日后翻云覆雨的人物，但在当时，还是颤抖着匍匐在他们伟大的姑母脚下，夹着尾巴过得惨兮兮的。武家唯一留在京师的男子，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也就是魏国夫人的哥哥，武后唯一的外甥。贺兰敏之聪慧过人，颇有才学，不过最出名的还是他的美貌。按史书上的记载十足漫画中的美少年，“不杂风尘，鸾章凤姿，居然物外……风情外朗，神采内融”，贺兰敏之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风度翩翩，优雅出尘，可以说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杨氏的心肝宝贝。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武后没有继续报复下去，将贺兰敏之改为武姓，继承亡父的爵位周国公，入弘文馆修史。青春、美貌、权势、才华……虽然人生最羡慕的东西贺兰敏之样样都已拥有，然而身边人的离奇死亡和戏剧性命运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近乎病态的追逐声色来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魏国夫人死后，高宗身边已经再也没有影响力的女子存在，后宫完完全全地在武后的掌控中，到此地步，她已基本上把她本家的人**得差不多了，傲慢不驯、胆敢与她为敌的亲戚们都已不在人世，剩下的小辈已不足为虑，没有人可以对她构成障碍。贺兰敏之的行为虽不让她满意，但她并不想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现在，轮到李家的人了。那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李唐皇室与大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