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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长孙失势（第2页）

高宗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紧箍咒，哪肯傻到自己再戴上去，当即召来韩瑗，话说得很不客气：“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

韩瑗眼见无望，一激动又不觉用上了以前常用的腔调：“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

教训，又见教训！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瑗的答复。这样不给面子的举措，无疑已是个清晰明显的警讯，预示着政坛的风暴，即将到来。

从高宗废后易储之后，大唐的政局又有变动。易后之争只是将褚遂良贬黜，长孙无忌仍任太尉，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这三人的职务均未变动。立李弘为太子之后，德高望重的于志宁任太子太傅，这是他继承乾、李治、李忠之后第四度出任太子的老师（此公挺谁谁死，屡试不爽）。太子宾客则由韩瑗、来济和许敬宗兼任，由他们共同辅佐太子。这样吴越同舟的局面，其实也是沿用贞观故例，当日承乾与李泰之争李治渔翁得利被册立为太子，太宗便把原来拥戴李泰的朝臣如马周、刘洎等派去和拥戴李治的关陇重臣一起，组成新的东宫班子。然而，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不了台面下的明争暗斗，得势的关陇重臣少不了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倾轧，原魏王党的刘洎因此被诬屈死，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倒霉的轮到他们了。被刘洎引荐入侍属于魏王党外延的李义府，作为立后之争中的头号功臣而入阁拜相，便想到为昔日恩公平反昭雪。题外话一句，李义府虽然恶毒，但对于他有恩的人倒真是感恩图报，对刘洎是这样，对武后也是这样，虽是小人，倒也是真小人。因刘洎之死事关褚遂良的进谗，高宗也有意借此事再打击一下元老集团，大臣们纷纷希旨附和，唯独门下省的乐彦玮进谏称此案为先帝所定，如为刘洎翻案岂非指责先帝用刑失措，高宗深以为然，于是罢议，乐彦玮也因这一番进言而得到重用。说来也是可笑，李义府胡作非为得到天子的庇护，想为刘洎的冤案昭雪却无能为力，朝臣弹劾李义府的恶行遭到贬黜，阻挠他平反冤案反而得到重用，而高宗明明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是非对错，却仍然做出这样的处置，只能让人为政坛的黑暗而叹息。

不过，对于以前失势的承乾党及魏王党旧人，高宗还是有提拔的，原本坐承乾谋反案而贬职的杜正伦，便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显庆元年（656年），早因年高体弱而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中书令崔敦礼寿终正寝，后又发生韩瑗为褚遂良请命一事，高宗便干脆再度贬黜褚遂良，而将李义府升为中书令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用人政策，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党人士，不遗余力地支持庇护；对于受旧党排挤的原承乾、魏王党中人，予以拉拢提升，以扩大统治基础；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要么明示尊崇暗里不理不睬，要么贬黜打击不留情面。可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初费尽心机才能打倒承乾和李泰，将李治扶上太子的宝座，换来的却是政敌的扶摇直上和自身的岌岌可危。上苍嘲弄人类的智慧，可谓极矣。如果他们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果，当初是否还会这样一心一意地为李治打算筹谋呢？

除了文臣方面的调动，武将方面也有安排，显庆元年（656年）派程知节出征西突厥的葱山道行军便是一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军事行动。前文已述，太宗皇帝去世后，原本归降唐廷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被唐军击退，但阿史那贺鲁本人并未成擒，因此高宗发动葱山道行军，旨在打击西突厥，安定西域，选定的主帅便是程知节。程知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他的本名程咬金可就响亮多了，即《说唐》中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主混世魔王。他成名于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成名之后嫌自己的名字太过老土，像个俗不可耐的土财主，于是换成了文绉绉的程知节。和小说中那个只会三板斧、时常要人搭救的搞笑人物不同，历史上的程知节勇猛善战，玄武门事件中表现积极，是当时伏兵宫禁的十三首领之一。但太宗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大的战事，贞观后期大部分时间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在京城宿卫。

显庆元年（656年），程知节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被高宗一纸诏令调出京城，出征绝域，开始还取得了一些战绩，手下苏定方表现出色，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但很快便出了问题。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称皇帝认为程知节恃勇轻敌，特别派他来节制，不许进兵。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阿史那贺鲁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按律当诛，改判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

葱山道行军总体上算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然而高宗会突然起用一位年近古稀、远离沙场已久的老将出征，颇耐人寻味。从整个过程来看，命令收军、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主要责任并不在程知节，且王文度得以控制程知节的原因竟然是“假传圣旨”，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地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其罪当诛，高宗却异常宽大地仅判以“除名”，且旋即起用，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平百济之后，唐廷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这距显庆元年（656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而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的程知节也照样被免官，之后再度起用，也是远离京城，外放做岐州刺史。程知节于是上表请求告老还乡，立刻得到批准，一直活到麟德二年（665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终。

王文度何以胆敢假传圣旨？程知节何以会任他胡来？高宗的行事又何以如此费解？这背后就关系着当时的政局了。程知节为秦府旧将，一直深受太宗信任，贞观十七年（643年）确定太子之后，他出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也就是负责宫廷枢纽玄武门的保卫工作。而玄武门是否在掌握中，关系着宫廷政变的成败；唐代前期四次成功的宫廷政变者，无不抢先夺取玄武门，陈寅恪先生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程知节能负责把握此要塞，足证他的确是太宗的心腹。时至永徽六年（655年），他不再担任检校北门屯兵，但仍任左卫大将军，掌宿卫宫禁，负责守卫正殿诸门，宿卫内厢，并防守皇城四面。[29]而长孙无忌作为策划玄武门事变的头号功臣，与参与此事的得力干将程知节，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据程知节的墓志铭记载，当日太宗病逝于京城郊外的玉华宫，长孙无忌为免引发恐慌，封锁消息，密召六千禁军飞骑护卫太子先回京，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才宣布太宗死讯，太子登基。而统领这六千飞骑、“从今上先还”的禁军首领，正是程知节。

高宗要对付长孙集团，虽然已经得到了以李勣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但如果长孙无忌心一横，联络昔日同僚，借用程知节统领的禁军之力，再策划一次玄武门之变，兵谏逼宫，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程知节的左卫大将军之职决不能保留。因此，高宗才会派遣这位在京城养尊处优已久的老将再临沙场，并安插王文度故意破坏程知节的行动，找岔子剥夺程知节的兵权。所以王文度并不是假传圣旨，而是确有密令在身，苏定方作为小角色不知道其中内幕，年老成精的程知节却是清楚得很。自己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所以他会任由王文度胡来。对方既然如此识做，高宗也没有必要做得太绝，本意是把他外放，远离京城，让长孙无忌找不到援手就算了，程知节干脆请求告老还乡，安度晚年，高宗也就顺水推舟，不再折腾这位伯父级老将了。程知节去世之后，高宗对他还是很不错的，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也算极尽哀荣。[30]

由上所述，葱山道行军从头到尾不过是个圈套，高宗虽然借皇后废立事件成功除掉了元老集团的骨干褚遂良，但还不敢发动正面的攻击。解除程知节禁军统领的身份，是高宗瓦解元老集团的关键一步，此后，长孙无忌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资本与高宗抗争了。不过，高宗想免去程知节的职位竟然会如此大费周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虽然君臣之间彼此攻守形势已经易位，高宗对长孙无忌这位执政多年足智多谋的舅父还是相当忌惮的，此番布置称得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了。也正是因为长年郁结在心的这份畏惧，日后高宗才会不满足于仅仅将舅父撤职软禁，而一定要将他杀掉才能安心吧。

至此，文武两方面的新旧交替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刻终于到了！高宗在剥夺了程知节的禁军统领之职后，已经再无任何顾忌，遂于显庆二年（657年）三月再度贬黜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现在，轮到许敬宗和李义府粉墨登场了。

许敬宗在立后之战中表现是很积极的，但事后并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也就是提升到礼部尚书而已。七年以前高宗刚登基的时候，他便以高宗东宫旧班底的身份担任此职，可惜位子都没有暖热就给人弹劾，发配到弘文馆坐冷板凳去了，然后兜兜转转一大圈，又做回礼部尚书，李义府却已经做上中书令了。许敬宗眼热之余也急着立功挣表现，看到皇帝不理韩瑗的请命反将褚遂良再度贬黜，揣摩上面已经有了进一步动手的意向（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希旨”），便于当年七月，也就是褚遂良被贬数月之后，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潜谋不轨”，勾结桂州都督褚遂良以为外援。因为桂州为用武之地，作为都督褚遂良可以总管该州军事。不过桂州远在广西桂林，离长安何止千里万里，连兵府都没有几个，不知道怎么引为外援起兵造反？但群臣早有王义方事件的前车之鉴，不敢再不识相地跳出来质疑真伪，高宗也很干脆，连派自己人调查一下做做样子的环节都省了，直接将侍中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刺史，中书令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终生不许入朝；年逾花甲的褚遂良则再度被贬为爱州（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清化市）刺史。此外，已经被贬为荣州刺史的王皇后舅父柳奭也没有被遗忘，被罗织入罪再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刺史——这无疑是武皇后的意思，目的是不让王皇后的任何亲属有翻身的机会。从这里也可看出武后参与此事极深，应是扮演着出谋划策、坚定信心的军师角色吧，司马光认为许敬宗的诬告是“希皇后旨”，虽有为高宗开脱之意，但武后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应是无可置疑的。二相一贬，顿时空出来侍中和中书令两个相位，贬黜诸臣的诏书于八月十一日下达，仅仅四天之后，许敬宗便一把抢过还带着韩瑗体温的位子，做上了门下省最高行政长官侍中，经过三十年漫长的等待，历尽浮浮沉沉，尝尽酸甜苦辣，终得入阁拜相。而武皇后从中捞取的好处也不少，她不仅报了当年之仇，更于中书省安插了李义府，门下省安插了许敬宗，诏书已可顺利地通过中书、门下，为今后进一步攫取政权，打通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许敬宗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他的父亲在江都政变中被叛军宇文化及所杀，许敬宗作为儿子本来是逃不了的，可是他为了保命，奴颜媚骨地苦苦哀求留在杀父仇人的手下任旧职，这即使在乱世也不多见，曾亲眼见过此事的封德彝以“蹈舞求生”来形容许敬宗当时的丑态，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名声就算毁了，“无行文人”这个标签便像蜗牛的壳，从此跟了他一生一世。但我觉得为了活命而哀求几句就算举止夸张点也可以原谅吧。生命和尊严究竟哪个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交出一份符合世间伦理的答卷。许敬宗文才出众，学富五车，对自己的才华深具信心，虽然德行遭人鄙薄，仍然深信自己有朝一日必能出人头地。

隋亡唐兴，秦王世民为与太子建成争夺储位，开文学馆延揽人才，其中出类拔萃的十八位海内名士受到特别优待，被称为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就有许敬宗。能和房玄龄、杜如晦、一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并列，便可以看出许敬宗的文才有多么出色。他的眼光也很不错，秦王果然当上了皇帝，他被任命去修国史，当时心里很高兴，美滋滋地说：“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那自负的模样颇有点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哪里知道太宗皇帝心中另有打算。太宗认为，乱世当唯才是用，不给政敌以可乘之机；而治世提拔人才便需要德才兼备，严格把关。他欣赏许敬宗的文才，利用他好献媚的性格让历史按自己的提示书写，但心里又看不起他，并没有给他多少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根本就把他当御用文人看。在太宗而言，他这样做是物尽其用，但对于许敬宗而言，那可就大大不是滋味了。眼看着一个个后起之秀都做上了宰相，他才做到中书舍人，爬得比蜗牛还慢，他是小人，但小人也是有理想的，也想做出一番事业不是？

倒霉的事儿不止这一桩。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服丧悼念，率更丞欧阳询也在其中。欧阳询，就是那位出名的大书法家，我们现在练的欧体就是他独创的风格，可他同时也是出名的相貌丑陋，长得三尖八角，俨然孙大圣再世，此刻再穿上丧服，更是丑得惊心动魄，不类人形。别人看了，忍不住都会指指点点，遇到飞扬跳脱的许敬宗，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通狂笑，声震四方，当场把他头上的乌纱帽震飞。太宗皇帝刚死了老婆，心里正不痛快，许敬宗竟敢在国母的葬礼上大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把他打回原形，好不容易到手的中书舍人之位就这么没了，又得一点一点地从基层做起。不偏心地说，这事儿真是欧阳询的不是，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不对，居然害别人丢官，估计许敬宗一定恨死他了。初唐有无名氏撰写唐传奇《白猿记》，里面说有只大白猿强抢民女，云雨一番生下个儿郎便是欧阳询，一般认为是唐人诽谤欧阳询貌丑所作，欧阳询那么老实巴交的人怎么有人忍心欺负他呢？我私下嘀咕这作者别就是许敬宗吧！

许敬宗的经历，常让我想起温瑞安笔下那些不择手段却又空负大志的反派人物，比如“想飞之心，永远不死”的白愁飞，有惊世之才却命运多厄，有通天智慧却天时不与，机关算尽，富贵却始终与他擦肩而过。世上有一种人，他们眼光极烂，挺谁谁死，总是站错队，然而就算他们再换十个主子，再做十次俘虏，对手照样对他们尊之重之，待他们如珠如宝，让人不佩服不行，比如魏徵。世上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精明能干，目标清晰，无论风浪如山也总能找准那条唯一能靠岸的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这里差一点就是那里差一点，始终就是爬不上去，每次以为快要熬出头了就被人一脚踢飞，叫人不吐血都不行，比如许敬宗。论眼光，精准无比，论才华，出口成章，然而宦海浮沉三十年，却依然在别人的冷眼和鄙视下讨生活。除了内心深处不灭的野心和斗志之外，一无所有。

少年时的热情已经死去，曾经飞扬跳脱的风发意气，已经在时光的磨砺下消逝无痕。许敬宗行事越来越谨慎低调，但也从来不曾放弃对功名利禄的渴望。许敬宗这一生，为了保命，向杀父仇人拜舞求生过；为了升官，违背自己的史官良心删改过史书；为了财富，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了蛮荒地带，可无论他怎么努力地追逐，仍然如同花猫拼命地追逐着系在自己尾巴上的蝴蝶结，明明近在眼前却永远抓不到手。也许他还不够卑鄙，也许他出卖的范围还不够大，于是，在他出卖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卖了女儿的终身幸福，最后干脆把良心摘下来，诬陷出卖起他人的时候，他终于成功了！在白发苍苍的花甲之年，他终于，终于，终于，当上了宰相。

与之对应的，则是政敌的悲惨下场了：

——显庆四年（659年），在长安过惯了锦衣玉食日子的韩瑗，病逝于流放地振州。死亡并不是他的最后结局，之后还将因长孙无忌的案子而被开馆验尸。

——显庆四年（659年），王皇后舅父柳奭被杀于象州。

——来济因为不属于长孙无忌派系，只是政见相似而得以轻判，徙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刺史。来济不愿苟活，突厥入寇时挺身赴难，战死沙场，时为龙朔二年（662年），是反对废后诸人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了。这里也可以看出，高宗的打击对象主要是长孙无忌派系内的人，并不完全是针对和他意见不一、反对废后的朝臣了。

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勣及臣定策立陛下。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螘余齿，乞陛下哀怜。

这里他先提到了自己为高宗力争皇位的策立之功，回忆了太宗去世时手足无措的高宗抱着他脖子的温馨情景，最后说他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蚂蚁一样的卑微渺小，乞求皇帝怜悯。写得声情并茂，婉转可怜，依稀可见太宗所说的“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此一时，彼一时，高宗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赤子之心的少年，褚遂良此刻重提对方真性情的往事，徒然让高宗感觉丑态露于人前而恼羞成怒，他的效忠也被视为借表功来施加压力——感恩图报这样高贵的情感，并不适用于帝王。表章呈上去，便如石沉大海，再也没了消息。褚遂良日盼夜盼，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伤心，绝望，疲倦，一点一点地蚀刻着他的身心，第二年便病逝于爱州，享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为初唐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因曾经官至右仆射河南公的高位，世称褚河南。他的楷书历来评价极高，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被称为“唐楷第一人”，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后人并称为“欧颜褚柳”唐代四大家。政坛上，他直言敢谏，风骨凛然，一生竭智尽忠，可谓“两朝开济老臣心”。然而少年得志的书生意气，金殿上的慷慨陈词，政坛上的翻云覆雨，书海间的翰墨风流，最后都只化作绝域蛮荒的一抔黄土，以及后世读书人的一声长叹：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程知节禁军统领之职被夺，韩瑗、来济被贬，便如同斩断了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针对这位当朝国舅的罗网正在悄然收紧。历经两朝风云的长孙无忌，此时无疑已经感受到了步步逼近的杀机，大厦将倾的阴云如梦魇般地笼罩在心头。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既没有为韩瑗、来济求情，组织力量准备反击；也没有像褚遂良那样主动向李治申诉忠诚，试图挽回上意；甚至不曾上书辞职，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并未威胁帝位。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位佐命元勋、两朝重臣，一直都维持着奇异的沉默，一任身边的潮起潮落，看着自己的知交好友在万丈风涛中被淹至没顶。当时的长孙无忌，已经处在武后编织的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许敬宗等人天天在瞪大眼睛找他的岔子，实在也无法向老友伸以任何援手。而在程知节罢官之后，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挽回败局的机会，虽以国舅之尊，也无法避免最终败亡的命运。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时刻却很少，很少。

要成功，首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和深谋远虑的居安思危。李世民早在宫门溅血前两年便将心腹常何调去把守玄武门这样的咽喉地带，而当时的兄弟之争尚不是很激烈，未必一定会动用非常手段。武则天则经过三年的蛰伏时期，广泛地建立起自己的后宫情报网，达到了“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的地步，这个时候她也许只是为了争宠而已。而长孙无忌却一直不曾想到有朝一日高宗会对他猜忌嫌恶，不曾为自己谋一条后路，以至于事变来临时竟然连军方代表李勣的真实态度都不知道，完全处于一种敌暗我明的状态。

其次，长孙无忌也缺乏当机立断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从武氏立后时对韩瑗和来济的威胁，到不足一月即以残酷手段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来看，他应该知道这位新皇后的手段，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立即联系程知节发动禁军谋立新君，也许并不是没有一线机会，然而他却迟迟没有动手，犹豫之间程知节已被调开，唯一的翻身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当然，发动政变也很冒险，然而同样是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李世民依然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武则天依然以小公主之死揭开了废后的序幕，期间的差别也许并不是能狠得下心来与否的问题。曾经跟人讨论过，如果要在杀头和废帝之间做一个选择题，按照情理自是选择废帝，只因成与不成，至少还有一线生机。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人却都是选择坐以待毙，冒险犯难的少之又少，就算明知道不久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依然没有胆量进行生死立决的一搏。或者依然心存侥幸，或者忍不住犹疑观望，他们会选择妥协让步，一步步地被逼入死角，直到最后退无可退被斩首抄家。长孙无忌的顾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程知节廉颇已老，是否还会帮他？长孙家族枝繁叶茂，如果失手家人会怎么样？本来自己两个儿子娶的都是李家的嫡亲女儿，也许自己虽死他们还能活着呢？能够抛却任何顾忌，斩断任何牵挂，在危机来临之际毅然放手一搏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因此独步历史天空的星辰，永远只是寥寥几颗。

历经风雨的他，必定已经预料到了这样黯淡的前程，也预料到了舅甥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是以重申忠诚或者忆及亲情就可以让对方的心柔软下来的，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和平静地接受，维持着关陇贵族一如既往的骄傲，不曾向对方求和乞怜，正如若干年后的被武后下狱的裴炎，面对亲友的安慰只是镇静地说一句：“你几时见过宰相下狱还能活着出去的呢？”他开始淡出政坛的是是非非，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著书立说之上，意欲为自己身后留下些什么。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武德、贞观二朝史八十卷，相继完成。这一部部凝聚着他心血的皇皇巨著，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闪光。

显庆三年（658年），长孙无忌所修的《大唐新礼》也告完成，在古中国，“礼”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礼仪的修明与法制的完备同样重要，即所谓“礼”“刑”兼备。由长孙无忌监修，被誉为中华法系巅峰的代表作唐律，便是“以礼率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想想一千多年无人能超越的唐律，也可以知道《大唐新礼》的严谨与精致。然而新礼呈上去，却受到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删改增减，按照高宗和武后的意思乱改一气，惹得学者们议论纷纷。（“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长孙无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也真叫做十年风水轮流转了。许敬宗则是越改心里越欢畅，这辈子还没这么爽过，到最后干脆说新礼里面讲葬礼的《国恤篇》不好，因为君王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制定死后的礼仪，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竟然把《国恤篇》给当众烧掉，以至新礼里面独缺葬礼。

柏杨先生对此评论说：“专制封建的密度越浓，摇尾系统的谄媚方法也越精致，以至礼仪中竟然缺少葬礼，实在使人咋舌。唐王朝共有二十个君王，没有一个死后被野狗吃掉的，全都依照一定规程，把尸体装进棺材，然后拿到墓地埋葬。这仪式是存在的，却不允许列入典章。只因几个摇尾分子要用精致马屁术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已，诚是《官场学》奇异的一章。”其实，高宗倒未必是那么在意这些，以前某乌鸦嘴咒他修城墙要死，也没见他怎么的，许敬宗的建议如此荒唐却得到他的赞同，想必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只是出于以前装乖学生自感受气的报复性心态了。士可杀，不可辱。目睹着自己的心血之作被当众焚毁，对于高傲的长孙无忌而言，那一刻一定比死更难受。如果高宗只是受了武后和奸臣的蒙蔽，如果他对于舅父还有一丝一毫的尊敬和亲情，又怎么忍心让他遭受这样的羞辱！这个昔日曾经搂着舅父的脖子哭泣着寻求安慰的乖乖外甥，一旦翻脸竟是如此的冷酷。就这样，凝聚着长孙无忌数十年心血的作品，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付之一炬。熊熊的火光，昭示着盛世皇权的狰狞与凶狠，也将长孙无忌的骄傲、尊严，以及残存的希望，寸寸燃烧成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