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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二圣争锋（第1页）

第八章　二圣争锋

在古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李唐皇族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之中算是有些另类的，一方面，他们对待功臣的宽厚是出了名的，不仅没有像西汉、明朝那样走狗烹，也不曾像宋朝那样良弓藏，从李渊开国即定功臣榜，到李世民绘图凌烟阁，功臣们不仅享有良好的待遇和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子孙后代也受到优先照顾可以顺畅地进入仕途。然而另一方面，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他们对很多事都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的不在乎，唐高宗立父妾为皇后，唐玄宗纳儿媳为宠妃，一样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但他们同时又极爱面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形象。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他的性格原本有轻率冲动的一面，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又显得欠缺自信，常常会出尔反尔，关键时刻需要别人来推动一下。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得那么完美迅捷。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而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勣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予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持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结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655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一百卷，但所列士族少了四十八姓，一千三百六十四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因而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659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徵、房玄龄、李勣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宁愿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移风易俗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于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庶族势力从此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657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一百二十七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越过葱岭以西，中亚河中诸国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突厥和薛延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北方部落据说最远已经接近北极圈地带。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尤过于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朝阳，绽放出万丈光华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为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驾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身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652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656年）开始，先后行礼五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675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壮观，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十五种四百五十六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称，改年号，改名姓，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让君主保持美名。只是她的倡议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际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仁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

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皇帝下诏实行，如同活泼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最新消息、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为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

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659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皇后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八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八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660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八十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十六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大好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

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

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将江山给了他之后担保他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

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七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635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七十一。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像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勣，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勣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竟然会成为李唐王朝的掘墓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治依靠舅父长孙无忌的帮助得到了帝位，依靠李勣、李义府等寒门庶族收拾了长孙无忌，然而，他依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

就这样，李治在把天下最尊贵的后位奉送给武媚之后，又把她一手推上了政治舞台。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运气，便落到了武媚的头上。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由于李治的不放心，武后需要把处理结果报告给李治，经他同意后再下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倒给了她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如同长孙无忌当年手把手地教导李治一样，李治也在无意中成了武则天的指导老师，她的处事经验和政治智慧，便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成为她日后君临天下最可宝贵的资本。曾经有人质疑过，如果李治不是这样的多疑、不信任朝臣，武后是否还能得到参政的机会？如果李治就这么一病不起，就算武后母以子贵得以执政，根基尚浅的她能否斗得过众多朝臣？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所有偶然的必然的因素，都在不住地雕塑着她的生命，引领她面对她唯一的命运，走上那条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目眩神驰的王者之路——她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旷古绝今的女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

《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之上的权柄，又怎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武后的思路很清晰，在后宫无人敢与她争宠的情况下，她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皇帝，而宰相李义府、许敬宗则可以控制中枢。其中李义府作为中书令掌握出旨权，许敬宗作为侍中掌握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下达。

而高宗自显庆五年（660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32]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673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的权势便随着高宗病势的日益严重而悄然增长。这一情况，高宗也有所察觉，他很不是滋味地发现，皇后说话是越来越管用了。

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即使亲密如夫妻，在涉及权力的分割时也难免会有所冲突。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是出了名的。虽然让皇后代行君权是他自己的主意，然而一旦喧宾夺主可不是他乐意看到的，因此只要身体稍好，他便会亲自主理政事，力图独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