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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逆天强者（第2页）

四、飞诏令出征在外的大将程务挺急赴洛阳，与张虔勖分掌左右羽林军，统领北衙禁兵，稳定东都政局。

五、同意裴炎的奏请，改授他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因裴炎为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很多事情需要他的配合，同意他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标志着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结束和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

回望古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无时或已，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秦汉时实行独相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万事决于一人之手，容易导致权相独大，威胁皇权。从秦汉到三国，位高震主的权相不胜枚举，因此历代皇帝都想尽各种办法，或增设机构，或委要事于身边低级亲信，以分宰相之权。秦代一相独大，汉代即设三公鼎立。尚书台原本主管禁中文书传递，长官称为尚书令，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司马迁被汉武帝严重伤害之后就做了中书令，所以对剥夺他出任尚书令资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见。汉朝的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要做中书令得做唐朝的。）汉武帝时开始有意抬高尚书台的地位，宰相职权逐渐转往尚书台，魏晋之后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权势既大，皇帝又谋削弱，将中书省从尚书台里面分割出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到了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又开始上升，其长官侍中原本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干些捧痰盂之类的服侍工作，因朝夕得见天颜，得到皇帝信任，皇帝处理政事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门下省也开始参知政事，侵夺宰相职权。特别是北朝，政多出于门下省，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至此，三省并立的局面已粗具雏形。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统一全国之后，对昔日关陇同僚颇为顾忌，因此舍弃秦汉旧制，而沿袭北朝的政治体制，正式确定了三省六部制，将秦汉以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以中书制诏（隋代称为内史省），门下审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均为真宰相。然而，隋代的尚书省既参预中枢决策，又统辖六部，集人事、财政、司法、军事等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远非中书、门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议事皆在尚书省。中书、门下二省不能制约尚书省，只是起辅助决策的作用，还常因中书的制诏常被门下驳回而闹得不可开交。权臣杨素担任尚书令的时候，就连皇帝杨广也甚为忌惮。故此李渊攻入长安后便自任尚书令，登基后又让儿子李世民担任此职，总之不落于外人之手。不过，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武德后期又因兄弟争位李渊有意削其权柄，其尚书令职权几被架空，左右当时朝政的为仆射裴寂。也就是说，最迟武德年间，已经实现了以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然而，尚书省的权限依然很重，武德年间的裴寂被人目为“周公”，其权势之盛可略见一斑。“三省分权，相互制衡”的真正实现还是太宗时代的事。

高祖开国，太宗建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雏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确立。针对尚书省权势过重的情况，太宗虚置尚书令，大力抬高中书省的决策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使尚书省决策与行政权逐步分开，演化成单一的执行机关，三省并重的局面终于得以实现。针对中书门下屡起纠纷的弊端，太宗创设政事堂制度，集三省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集体议政，轮流秉笔记录，六部及御史台高级官员均可参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问题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魏徵即以门下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皇帝不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唐人李华所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议之。”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53]

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

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记录，俨然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不过，门下省的监督职能不仅是针对权相，也是针对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裴炎的请求，固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裴炎的权力欲，但对她自己也未必没有好处。

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武后一口气做完这一系列安排，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她的眼光和魄力——她走的每一步棋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效用。十二月三十日，武后将不听话的郭正一罢黜相位，这正是嗣皇帝守丧期满的日子，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武后看着急不可待的哲三下两下除去丧服，不禁微笑：他一定给憋坏了。

公元684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嗣圣文明光宅元年，每一次改元，都反映出一段惊心动魄的争斗和变革。这是高宗入土为安的一年，这是武后独揽大权的一年，这是大唐帝国风云变幻动**不安的一年，这是神州易主、苍生迷惘、兵戈大起的一年。权力的巅峰，只容一人独行。蓄谋已久的太后，不甘受困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落寞失意的士人，都倾尽全力盛大出演，看谁终将点燃闪电。

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但他依然不快乐。怎么乐得起来呢？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母后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他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四面受制，无人能为其所用，处境较章怀太子当年更为不利。章怀太子当时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父皇，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哲却什么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哲做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远在长安，像裴炎等聪明人早已另攀高枝投靠了武后。高宗后期太子频频更换，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到东宫亲近大臣的贬黜，人们因此不愿和太子太过接近，何况哲“春秋鼎盛，圣道未周”，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身家性命和前途寄托到太子身上。在这样心态的驱使下，大多数东宫官员都是碌碌无为，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

东宫僚属田游岩的际遇可为典型代表。田游岩原本是隐居嵩山的著名隐士，明崇俨被杀，武后设专案组日日追查，高宗唯恐章怀太子出事，一面命太子监国以增强实力，一面亲往嵩山请田游岩出山，希望他能像汉初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的地位。但章怀太子最终还是被废，田游岩因为刚到东宫不久，没有受到牵连，而是留下来继续辅佐新太子哲。既受高宗知遇之恩，照理说应该尽忠职守忠于太子，但不知是哲太不具有亲和力，还是田本人性格使然，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太子胡作非为也一声不吭从不劝谏，完全局外人一样，“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颇为时论所讥。像田游岩这样亲受高宗“调护之寄”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就更可以想见了。

哲虽然已经贵为皇帝，但当时以裴炎为首的大臣对他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他们似乎更属意于哲的弟弟豫王旦。在洛阳统领禁军的两位首领程务挺、张虔勖早与裴炎打得火热，成为武后的工具。哲似乎也有试图拉拢羽林军，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并未成功。[54]满朝文武虽多，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施以援手，哲虽然坐上了龙椅握到了玉玺，但在母亲的天罗地网下仍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在高宗诸子之中，哲历来是评价最低的一个，除了明崇俨出于针对章怀太子的目的而夸了哲一句长得像太宗，几乎就没得过其他好评，说他斗鸡游猎、贪玩不知书、不好学、不做家庭作业的倒一大堆。其实此情此景，就算公认聪明绝伦的章怀太子也无法应付，何况智商不太高的哲。然而，自甘认命，躺在菜板上任人宰割的滋味太不好受，哲和贤毕竟是嫡亲兄弟，天分虽然不及，性格却相差无几。就算明知强弱悬殊，也要尽力一试，尽管这种努力，在他人看来简直可怜复可笑。眼看着两个哥哥如此下场，并在亲自去送行时目睹章怀太子被流放巴州、衣不蔽体的凄惨场面，他还有勇气反抗，不管后果如何，也足以让人尊敬了。日后张柬之称其“勇烈”，也是有感而发吧。

正月初一，哲初掌国政，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即超擢皇后之父韦玄贞为豫州刺史。正月十日，又把韦后的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韦家只是个没落的老牌贵族，不能给中宗提供什么实质上的援助，而当时已经不是外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时代，可是孤立无援的中宗又能向何处延揽亲信呢？武后好笑而又感叹着儿子的幼稚，倒也没有出面阻止——憋了那么多天，也该让他发泄一下吧。

初尝权力滋味的哲开始走得更远，他要把韦后之父韦玄贞从刺史提升到侍中，又准备把乳母的儿子提升为五品官。这一举动常为后来人诟病，但按照唐制，由刺史而升宰相的并不少见，何况皇帝任用岳父为侍中，政治敏感性远比任用其他亲信官僚为轻。然而唐代出旨权为中书省所控制，皇帝的这一主张立刻遭到了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坚持认为不可。当时裴炎为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如果皇后的父亲做了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裴炎的地位必然大受威胁。皇帝再三催逼，裴炎坚决不肯受命，不由得勾起年轻皇帝的心头旧恨，忍不住大怒：“就算我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是我的事，有何不可！怎么就做不得侍中？”

裴炎骄狂已惯，何况哲本来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合适君主。他若是有把哲放在眼里，当初就不会绕过嗣皇帝奏请太后掌政，他既然敢这样做，必然就有预料会招致皇帝的不满和报复。得到中宗这样的回复，裴炎立刻告诉了太后。武后本来就在踌躇以何种理由收回权柄，裴炎的告发无疑又是一个机会，此时中宗的皇帝位还没有做满一个月。

从飞骑口吐的“反言”看来，中宗似乎也曾拉拢过羽林军但被拒绝，事后羽林军抱怨武后的封赏不够。

武后和裴炎商量的结果不谋而合：既然哲如此不识相，干脆废了他，另立豫王旦为天子。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还引进了另一位关键人物——中书舍人刘祎之。刘祎之为北门学士之首，既是武后的心腹，又是豫王旦的老师，曾两度出任旦的王府司马。旦对他极为尊敬，视之如师如父，双方关系亲密。他也赞成废中宗，让自己的学生上台。裴炎身为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足可左右政府中枢，两位羽林军首领均投效于他，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迫中宗就范。刘祎之为北门学士时就已为武后夺权出谋划策，深谙政治斗争的三昧，一番筹谋，计议已定。

议立的豫王旦为武后第四子，原名旭轮，今年二十二岁。旦是高宗最小的儿子，因此备受疼爱，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三岁即拜单于大都护，都是极为少见的恩遇。旦性格柔顺，伶俐乖巧，很会撒娇，因此成年之后父母也舍不得让他出阁，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书，有学者气质而无政治家的性格。[55]旦本来是一位亲王，虽然娇生惯养经常撒娇，谁也没有把他当皇储来培养要求他坚韧刚毅，倒是很具亲和力。当时以文臣为主的宰相集团对他都颇有好感，人前事后打的旗号都是“废昏立明”，可以相信这也许的确是裴炎、刘祎之等人行废立事的动机，是他们用来说服自己是为国家社稷考虑而不出于个人私心的自我安慰。然而旦的性格较哲更具依赖性而易于掌控是事实，以当时的情形看，朝臣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新皇帝。他们指责哲的愚笨而不听劝谏，其直接导火线就是皇帝欲立韦玄贞为侍中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初唐时代的儒家思想尚未变异成对道统的执着维护以至于对自身思想的压抑和束缚，一切仍存在未定性的生机和无限可能，唐人仍带有先秦时纵横家的气质，玄武门事变后东宫官员多改事太宗，时人并不以为非，即是因此。是以朝臣们并不特别在意礼仪和宗法，“但为李氏子孙便北面而事之”，这种思想贯穿了有唐一代。放在高宗末年太子三换的情况下，朝臣们有此想法不足为奇。

对于刘祎之来说，旦本来是他的学生，存有一份私心。对于裴炎来说，中宗如此不给面子不如换个年纪小的皇子试试，历来太后专权不出后宫，外朝总需要朝臣配合代理操控，他可以继续专权执政。对于程务挺等武将来说，本身和裴炎渊源极深，他们关心的是帝国官僚体制下本身的命运，只要对自己有利，对于坐在龙椅上的是哪位皇子并不在意。他们是将武后权力合法化的重要力量，而哲的失位，正是从未得到他们支持的缘故。诚如黄约瑟先生所言，高宗的去世，正值唐朝处于权力交替仍未完成的过渡阶段，而皇储行为的不正，更使权力中枢多少出现空间。而这一局面的产生，正是武后长期经营、蓄谋已久造成的，麟德二年后即以二圣之名参政议政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填补了这一空间的首选人物，而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也乐意支持她以维持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期待由皇太后出面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换一位于己有利的皇帝，然而，他们都错了，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局势已非任何人能控制，从那里面冉冉升起的，是神州大地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六日，武后召文武百官齐集东都洛阳宫乾元殿，决定强行废除中宗李哲的皇位。为了避免他任性逞强，闹出不可收拾的局面，武后亲自坐镇乾元殿，左右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闯入皇宫，森然伺立于殿前。文武百官一见这架势已知必有要事发生，上上下下鸦雀无声。中宗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初冬的空气里流动着一股诡异的不安，羽林军的刀剑在黎明熹微的晨光中冷冷地闪动着寒光。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面无表情地出列，宣读太后的敕令：即日废中宗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羽林军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将皇帝架下了宝座。大臣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前这幕奇景，犹在梦中的中宗不知所措，厉声道：“我有何罪！”在重兵环伺、刀剑林立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试图讲道理，那天真的呼声在死一般沉寂的大殿里回**，珠帘后传来皇太后冷静威严的语音：“你想把天下给韦玄贞，还不叫罪吗？”这句话终结了一切，在羽林军刀剑的映衬下显得分外铿锵有力。刚做了三十六天皇帝、位子还没暖热的中宗，就这样给武后片言废黜，囚于宫中别院。同年四月流放房州，后又改为均州，关押在贞观后期魏王李泰因为争权被贬黜的旧院里。

第二天，连太子也没做过的豫王旦，梦一般地被人接出宫来，直接由亲王继位为皇帝，嫡妃刘氏为皇后，所生的六岁嫡子成器为皇太子，改元文明，大赦天下。为争取臣民的支持，特赐文武官五品以上晋爵一等、九品以上勋官连升两级。在普天同庆的欢呼声中隐去了哲苍白木然的面孔，一夜江山已易主，太阳依然在升起。

这天夜里洛阳城爆发出一条令人心悸的新闻，十几名禁军飞骑在一家妓馆里饮酒作乐，酒意醺浓时有人触景生情地发起了牢骚：“大唐皇帝走马灯似的说换就换，荣华富贵总是归于李姓家族，要是早知道我们禁军飞骑的奖赏就这几文酒钱，不如拥护庐陵王复位，也许会多赏几个钱呢。”借酒壮胆的同伴们应声附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中已经有人策马奔往玄武门，告发检举了还在醉乡中的同伴。羽林军的百名将士如临大敌地包围了那家妓馆，夜色灯火下笙歌正急，血色罗裙下瘫倒着呼朋引伴开怀畅饮的飞骑士卒。心怀怨谤口不择言的那名士兵被当场斩杀，血淋淋的人头系在羽林军的马首边耀武扬威地驰过闹市。剩下的十几个飞骑用绳索捆成一串，一个个被推到了绞刑架上，羽林军首领高声宣布那几个飞骑兵知情不报，一律处以绞刑。新君登基之夜闹市中的鲜血和杀戮令无数亲身经历者心胆俱裂，初升的明月照着一地狼藉的尸体，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狰狞的事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流行一套新的准则，拳头大过道理，良心让位于利益。此后数天传来告密的飞骑兵因有功受封为五品武官的消息，十几条生命的消逝换来一人的加官晋爵，人们提到这天妓馆里发生的奇异现实总会神情暧昧各怀心事，告密的黑色旋风由此掀起。

第三天，高宗生前所册立的皇太孙李重照被废为庶人，其府坐废，随中宗迁谪房州。

第四天，派心腹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赴巴州，严密监视故太子贤的动静，以防不测。

三日之后，武后亲临武成殿，嗣皇帝旦率文武百官重上尊号给太后，正式确定皇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地位，这是文明元年（684年）二月十二日的事。

二月十五日，太后临轩，完成嗣皇帝旦的正式册封仪式，让人震惊的是主持大典的竟是武后的侄子武承嗣！

裴炎完全没有回过神来，他口口声声宣传的“废昏立明”现在完全没有机会证实了，因为新皇帝一直被囚于别殿，不得预闻政事。他以为这是非常时期，武后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善后问题，十二日皇太后正式临朝称制，他以为已经满足了武后的权力欲，一切总会恢复正常。然而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武后的脚步丝毫没有停顿下来的迹象，十五日新皇帝正式受册，依然居于别殿且禁止百官觐见，偌大的殿堂上龙椅空空人影全无，紫宸殿上却赫然升起了一袭淡紫色的纱帐，宣告着太后临朝总摄国事的开始。

凤栖紫宸，天地变色。裴炎再也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劳心劳力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万里江山，如诗如画，现在已经全部掌控在那袭如烟如雾的纱帐后的女人手里，而那至高无上的权柄，正是自己双手奉送给她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裴炎几乎可以想见，太后唇边那丝讥讽的微笑。岂止是裴炎，参与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政变的刘祎之同样感觉悔不当初，本来有心将心爱的弟子旦扶上皇位掌控天下，却没想到旦竟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朝不保夕的囚徒，武承嗣的用事，更明明白白地昭现出太后的野心。这已经不是换个皇子继位的问题，这是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的前兆！过度的恐惧压抑在心底竟然呼喊不出，没有一个人敢请求太后归政皇帝，因为那淡淡的紫色纱帐所弥漫出来的霸气与杀气，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之颤栗。

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一直看错了她。

朝臣们回不过神来，新皇帝旦更回不过神来。一夜之间，他由亲王变成皇帝，又从皇帝变成囚徒，为什么？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去争夺过皇位，从来没有贪图过这非分的荣耀。原本悠闲自在的人上人，读他的书，画他的画，天地如此广阔，前程如此灿烂，却突然局促到不能迈出这间小小的殿宇，渺小到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前一刻他还在尽情地享受人生，软红十丈，醇酒佳人，一转眼已行走到悬崖边缘，随时随地都可能粉身碎骨。这就是真实的人生，比梦境更荒谬。突然从温室里被拉出来的旦完全不在状态，至尊的皇位和冰冷的囚笼已同时加身，他无从选择，也无从拒绝。就算他心有不甘，也无法飞檐走壁地逃离皇宫，逃离层层严密的监视。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没有任何政治资本，现在连人身自由也已失去的旦，有什么本钱和母亲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