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亢龙有悔
武周开国以来,边境上并不太平,西北有吐蕃争雄,北部有东突厥复国。早在高宗时代,随着咸亨元年(670年)大非川一战吐蕃崛起,双方开始了对西域的争夺,安西四镇几经易手,赖有名将裴行俭夺回。然垂拱二年(686年),武皇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期间,唐军败于吐蕃之手,四镇再度失守,一直令她深以为耻。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陇右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西域正是翼蔽陇右的天然屏障。因此在经过周密准备之后,武皇于长寿元年(692年)派遣久居吐蕃熟悉敌情的王孝杰率军西讨,一举夺取四镇,“还先帝旧封”,并从此派兵戍守长镇西域,吐蕃和西突厥退出争夺,天山南麓的形势基本稳定,直至安史之乱一曲霓裳舞破河山。
不过对于复国的东突厥(一般称为后突厥汗国),武皇却少有成功。汗国首领默啜可汗也算突厥史上不世出的枭雄,能屈能伸能打能逃,脸皮还特厚,上午结盟下午翻脸杀人不会有丝毫顾忌;刚刚才耀武扬威地打完仗,马上就跪地磕头,也不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俗话说:好女怕赖汉。武皇虽然不是淑女(她应该算不上吧),见了无赖也是很头疼的,何况这家伙还有个中国通暾欲谷做狗头军师。后突厥经常骚扰武周北部边境,深谙游击战术,每次抢了东西就跑,待得朝廷大军出动已经没了踪影,如若深入追击冷不丁还吃个大亏。有时遣使请和,朝廷一开心疏于防范,便趁机狠咬一口,如此打打停停,牛皮癣一般的难治。
武皇并不是军事家,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于开疆拓边并不热心,一般都是事到临头再防守反击。加之她对军权甚为着紧,凡有谋反可能性的将领一律有杀错无放过,黑齿常之、程务挺、泉献诚等名将杀了一堆,难免有无将可用、手忙脚乱的时候。而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太宗时代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府兵制此时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前者曾经提到,早在高宗征高丽期间,刘仁轨就曾上书指出由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而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的问题,但武周时代府兵制的衰败却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自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击破东突厥以来,中原承平已有半个多世纪,战火多在境外或边陲一带,内地百姓不识干戈已有数代之久,而李唐三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及至武皇依然不改以农为本的政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上层的权力之争不影响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是以人口增殖极快。虽有尽力维持均田制,但渐渐无地可均,却是事实。朝廷尽管三令五申,依然难以抑制豪强兼并之风,无地可种的农人只得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引发逃户问题。史载武周时代,“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原因即在于此。
逃户如此之多,极易引发社会动**,但武周时代却较为安定,少有动乱发生,岑仲勉先生一句“民众受佛教麻醉”显然不足以说明一切。因人口增长而形成很多无地可均的狭乡,人们自然希望迁徙到有地可种的宽乡去,而唐初政府禁止百姓随意迁徙,未经批准违规移民就成为逃户。他们或私下垦荒,或租赁他人田地,名籍不入户口,也就不纳租调,不服徭役,所以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武皇一面沿袭唐初以来的括户政策(即检括民户),查清隐匿人口,要求他们复籍完税;一面宽大为怀,以恩养安抚为主,允许逃户就地落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有时还给予减免一年赋税或两年课役的优惠,让逃户得以安居乐业,化解社会危机。敦煌出土文书里有《燕子赋》,以雀占燕巢比喻逃户燕子被主户雀儿欺凌,雀儿有恃无恐,因为它看到官府正在括户,以为逃避赋役的燕子必遭惩处,哪知诉诸官府,主审官凤凰却将雀儿判罪,巢穴归还燕子。原来雀儿不知旧法已改,政府已对逃户作了新规定,所以燕子胜诉,可以在当地落户。[108]这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了武皇逃户政策的成功,否则便不足以解释,为何武周时代逃户数量如此巨大,官方统计户口仍能增长得如此迅速。武皇去世之时,人口已由永徽初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六百五十万户,市面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她一向重视人心向背,宣布百姓年满五十岁者免除徭役,比以往六十岁免除徭役的规定缩短了十年,这些德政都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
如果说均田制的败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可以用灵活的手腕化解的话,那么对府兵制的冲击就不是那么好办了。均田制是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兵源问题,不是高宗时代一个整顿吏治就可以解决。武周时代甚至出现过征召全国囚犯从军讨敌的尴尬场面。兵制败坏,名将乏人,当营州之乱爆发时,武皇面临的就是这样“无将可派,无兵可征”的窘况。
契丹在唐代还是一个势薄力单的小部族,并没有抗衡中原的力量,安史之乱后也没有乘势兴兵南下,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次会突然起兵反叛,责任实在武周一方,可以说是由于政策不当导致。的确,与李唐三帝相比,武皇是对异族首领利用最尽、欺压最狠的一位。征召蕃兵当炮灰已是老套常规,垂拱三年(686年)吐蕃九姓亡叛,武皇令发西突厥十姓兵助国征讨,十姓酋长很卖力气地“自率兵马三万余骑,经途六月,自食私粮”[109],出钱又出力,真是一片赤心。凯旋后这些酋长请求入朝,意思是老大该发红包了吧?她老人家倒好,装作听不懂:啊哈,跑来跑去怪辛苦的,不用来了。更有甚者,这位天朝上国的大皇帝,还经常两眼发光地盯住人家小国君主那可怜的钱包,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非要四夷君长“心甘情愿”地集资捐款,虽说最后没让他们费用全包,可承担的数目还是足以让人肉疼。别人又不是呆子,这么搞法人家怎么会没有意见?至于杀俘杀降之类的事情更是没少干,最出名的就是为了挤对裴行俭斩杀本已投降的东突厥贵族阿史那伏念等人,搞来搞去东突厥复国了,这下更有得折腾了。
说到底她行事执拗强横惯了,多少名臣大将说杀就杀,又怎么会将这些蛮夷放在眼中?如果是她的大臣跟番人闹矛盾,那一定是蛮夷的不是,护短到底毫不含糊。她的宠臣来俊臣看上了蕃将阿史那斛瑟罗家的婢女,竟然诬告斛瑟罗谋反,结果引得数十位酋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时逢来俊臣得罪了诸武和太平公主被诛,斛瑟罗才绝处逢生逃脱大劫。这个斛瑟罗是什么人呢?他不仅是西突厥的可汗,还是最早拥护武皇登基的蕃将功臣,当初傅游艺组织百姓上表劝进,武皇谦辞不就,直至斛瑟罗为首的诸蕃酋长和百官共同上表,武皇才正式登基,斛瑟罗也因此被封为“竭忠事主可汗”。如此“竭忠事主”也不免有此遭遇,怎不让人心寒?被她多次夸赞为国之栋梁的黑齿常之和泉献诚之死就更不必说了。
上行下效,武周的边疆大吏也跟着有样学样,个个两眼望天地横着走路,从不把治下这些野人放在眼里,便宜一定占尽,死活不关他事。营州都督赵文翙就是其中的典型。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天下大旱,契丹也遭遇饥荒。赵大都督不仅不赈济灾民,且骄慢刚愎,视酋长如奴仆随意打骂,契丹首领李尽忠不堪其辱,与妻兄孙万荣商量之后决定起兵反叛。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契丹历史上首位自称可汗的人。他以孙万荣为将,杀赵文翙,攻占营州,旬日之内拥兵数万,进逼檀州,朝廷震动。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刺激的话,那他们拉起的造反旗帜算是把武皇彻底雷翻了:“何不归我庐陵王?”俨然要为被武皇废黜长禁房州的李显申冤出头的模样。
武皇真的生气了。她才不管谁是谁非,反正胆敢挑战她权威、意图政治讹诈就是死罪,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群野人、这群蛮汉、这群流氓。先文斗后武斗。女皇陛下的第一步就是把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以示立场坚定,然后钦点曹仁师等二十八名将领发兵征讨,摆出了一副不踩死你也要吓死你的架势。这二十八名将领中,有位现在还不太出名的靺鞨人李多祚,是裴行俭经略西疆时一手提拔起来的副将,后来做到上柱国的位置,成为第一位封王的异族将领。关于他,我们以后还会提到。武皇这一手,直看得下面一干臣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二十八名将领出征,搭台唱戏都够排演二十八星宿下凡了,不是吐蕃不是突厥,对付一个小小的契丹,至于么?没过几天上面又传下消息,以武皇最看好的武家子弟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屯边,以备契丹。
原来如此!武皇这样大张旗鼓,就是有意要提高朝廷对“营州之乱”的关注程度,人为地扩大这次小规模边境事端的影响。二十八名将领出征,显示出武皇志在必得的决心,一旦凯旋,武三思就可以分享军功,以此树立威望。这是武皇第一次派遣武家子弟掌握军队,考虑到当时的政局,应是为武氏政权过渡作准备。[110]可惜契丹人也不是吓大的。相反,营州的胜利让他们兴奋不已,从谁都争着欺负的可怜虫到突然掀翻一个庞然大物,这种变化是很令人振奋的。李尽忠深信,凭着契丹人的智慧勇敢,完全可以把武周帝国这只纸老虎打翻在地。事实上武皇安排统兵将领如此之多,已经种下了失败的因子。将领们各自为政,统调不灵,被契丹设伏一一击破,全军覆没,曹仁师等两名大将还给活捉了去。
一战而捷,契丹军心大振,士气高昂,于是北结突厥,约定共谋武周。契丹占崇州,突厥寇凉州,连战皆克,兵锋锐甚,势不可挡!消息传来,举朝震骇。武皇大怒,欲发兵征讨,但当时兵源已极其有限,所以一面募兵,一面下制征召天下囚犯或者家奴中骁勇善战的,由官府出面赎身,编入军中。而她选中的统兵将领,仍然是从未带过兵的建安王武攸宜,还真是一个不灵换一个,一定要武家子弟掌军。关心则乱,一旦涉及政权传承的大事,一向镇定自持的武皇也不禁方寸大乱,扬州徐敬业之变时的沉着冷静、举重若轻已不复得见。
正当朝廷上下为武皇的选择捏了把汗时,事情却出现了意外的转机,竟然来自武周的宿敌默啜可汗。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伙同契丹进攻武周大捞了一笔之后,突然觉得身边这个小兄弟一旦坐大可不好玩,武周毕竟是大国,不可能吞掉,可是要把自家盟友吞掉……嘿嘿,那可不是什么难事。翻脸如翻书的默啜当即决定改弦易辙,助武周打契丹,乘势吞并这个部族,一统北方。当然当然,刚刚攻占凉州杀了一票人,要让武皇相信突厥的诚意还是比较困难的。但默啜的脸皮真比城墙还厚,想出了个绝对匪夷所思的主意——上表要求当武皇的儿子。
默啜还谦卑地表示想为他的女儿求一门亲事,希望朝廷归还河西的降户,他愿意为国讨伐契丹。正被契丹人搞得焦头烂额的武皇不禁大喜过望,立刻封默啜为迁善可汗,表彰他的弃暗投明很有眼色。形势开始出现重大逆转,孙万荣进攻檀州失利,败退入山,李尽忠忧心如焚,病死军中,声势浩大的营州之乱似乎平定就在眼前。然而孙万荣不愧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遭此打击并没有意志消沉,就此认命,他收召契丹散兵,重振军心,一面遣使联合突厥、奚族,一面引军南下,攻陷冀州,进逼瀛洲,河北震动。武皇吸取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再闹“二十八星宿下凡”的笑话,而是起用收复安西四镇的名将王孝杰,领兵十七万讨伐契丹;同时让建安王武攸宜领兵进驻渔阳,作为侧应。这个安排也体现出武皇对武家子弟的优待,让他不必与契丹正面交锋,却可以分享胜利果实。其时突厥内附,孙万荣孤军作战,而武周领兵的是名将王孝杰,统率的军队又是如此庞大,这样的安排照说已经十拿九稳,露布大捷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史载武攸宜出征之前,武皇亲饯于白马寺,足见对此战的必胜信心以及对武攸宜的厚望。[111]
王孝杰当时正因与吐蕃交战失利而免职赋闲在家,此番白衣起任清边道总管,急于立功赎罪报效国家。兵行至平州,有只白鼠白昼入营,据说“身如白雪,目似黄金”[112],王孝杰顿时起意,心想皇帝一向好祥瑞,献给她玩必定欢喜得紧,于是停下来全军上下捉老鼠。话说捉老鼠是猫的任务,一个大将军不去讨贼偏跟只耗子过不去,不是多管闲事是什么?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急于讨好皇帝的心情了。正是贪功心切,王孝杰率精锐一路先行,与契丹战于东硖石谷,后军总管苏宏晖见势不妙,当场开溜。武周顿时军心大乱,王孝杰坠谷而死,将士死亡殆尽。作为侧应的武攸宜听到王孝杰败亡的消息,军中震恐,竟然不敢前进,致使孙万荣乘胜杀入河北重镇幽州城,纵兵大掠,局面迅速恶化。武攸宜派人去讨伐,又打了个败仗,灰头土脸地领军回来,仍被拜为左羽林大将军,武皇对自家人的维护由此可见一斑。
契丹连战皆捷,士气高昂,但孙万荣派去联络突厥的使者却出了问题,一个不慎暴露出契丹全军南下后方空虚的内情。默啜可汗大喜,乘势袭击契丹松漠故地,掳掠大批人口,其中甚至包括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家属。突厥实力陡增,自此兵众渐盛,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是不管默啜打的是什么小算盘,总算帮了武周一个大忙,武皇很是感激地拜他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要说武皇封的这些可汗名号也够俗的,竭忠事主可汗、立功报国可汗,跟现在的俗人名姓似的,倒是通俗易懂得紧)。连吃了两次大亏,武皇不能不小心谨慎,于是先跟突厥约定好攻打契丹,然后又凑了二十万大军前去征伐。这次她选中的武家子弟是河内王武懿宗,出任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咤忠义为前军总管,浩浩****地出发了。第一次讨伐契丹,梁王武三思为安抚大使;第二次建安王武攸宜为侧应;而这一次河内王武懿宗则是统领全军独当一面,职务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重,有道是事不过三,武懿宗是否能不负武皇的期望,好好地给武家争光露脸呢?
答案是不能。河内王武懿宗身材矮小,相貌猥琐,更糟糕的是他的胆量见识也同样不敢恭维。大军刚至赵州,武懿宗听说有几千契丹骑兵将至,竟然吓得掉头就跑,扔下一地军资器仗。契丹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了赵州城,以往视为高不可攀的天朝上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让他们信心爆棚,孙万荣调兵遣将,欲与武周再度争锋。双方对峙之际,突然传来默啜可汗偷袭契丹后方的消息,顿时军心大乱。而作为友军的奚族军队,早已臣服突厥,此刻阵前反水,临时倒戈,与武周军队前后夹击。意外一桩接着一桩,契丹军全线崩溃,兵败如山倒。孙万荣顿感无措,带领残兵败将逃走,先是受到了奚族军队的四面围攻,又遭到武周方面的三次伏击,契丹军星流云散,孙万荣在逃走途中为家奴所杀。至此,为时一年(696~697年)的营州之乱终告平定。为了庆祝这伤亡惨重、来之不易的胜利,武皇宣布大赦天下,改元神功。
而武懿宗这次的表现,简直比前面两次武家子弟还要丢脸。武皇也觉得很没面子,为了给他立功的机会,就让他与娄师德以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没想到武懿宗打仗不怎么样,残害百姓倒是很有一套,河北居民有被契丹胁从现在重回故园的,全部被他安上谋反的罪名残杀取胆,说是要以此警示天下。他觉得还不过瘾,又上表要求把河北胁从百姓全部族诛。武皇看着这位拥兵数十万却望风而逃的大将军,给他机会收买人心都要弄到天怒人怨的蠢汉,只有叹气的份儿。什么叫作“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就是最佳范例。
营州之乱,是武皇执政以来诸多弊端的集中体现,边将凶暴,靖边乏策;兵源枯竭,将帅不和;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武皇任人唯亲、喜好祥瑞、军事外行等等,来了一次总爆发。有些弊政是她可以改善的,有些则是她力不能及的,但对她打击最大的,还是武家子弟在此役中的恶劣表现。武懿宗愚蠢残忍,武攸宜怯懦无能,就连她最看好的武三思也庸碌无为,遍数武氏宗亲,竟然找不出一个可堪重任的人。皇帝春秋已高,百年之后,社稷托付何人?武周这块招牌还能传得下去么?看在天下人眼里,自然有一番计较。
武皇心中又何尝不是五味俱全?孙万荣“何不归我庐陵王”的檄文传遍天下,对她不可能没有触动。难道命运之神在青睐了她这么多年之后,终于决定收回对她所有的恩赐?难道说她呕心沥血创建的武周帝国真的只能一代而亡?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可是眼前的这些武家子弟,又有哪一个能成气候呢?在国与家之间,在公义与私情的天平上,她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平定契丹后她将武承嗣和武三思同日拜相,但仅仅九天之后便双双罢免,创下了宰相任职时间最短的纪录,应该就是她矛盾心情的流露。
皇帝究竟会怎样下这盘棋呢?天下人都在静静等待,这使得神功元年(697年),注定成为武周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六月,武皇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诛杀来俊臣,彻底结束酷吏政治,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是日,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仿佛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人事调整随即而发生。性格宽厚、功勋卓著的名将娄师德出任门下省最高长官纳言(即侍中);营州之乱后安抚百姓有功的狄仁杰出任鸾台侍郎(相当于中书侍郎);治号威明、权贵惮服却多次被酷吏陷害入狱的魏元忠,出任考察百官的肃政中丞;继征召徐有功回朝之后,另一名用法宽平与徐有功并称“徐杜”的杜景俭也受到重用,拜为宰相;而在平定契丹及来俊臣一案中有出色表现的姚元崇(即日后的开元名相姚崇),也受到了武皇的重视和嘉奖,超擢为夏官侍郎,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经历过“营州之乱”的危局,目睹了自己信任宠爱的来俊臣被愤怒的群众碎尸,一向骄傲自负的武皇仿佛变了一个人。这些惨痛的教训,如同一根尖锐的刺,促使她猛醒,开始全面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成败得失。平定契丹后不久,她便特开制举亲发策问,向天下士子征求守土安边之策。《全唐文》里保存了这道策问:
问:东胡逆命,北海为墟,朝廷循修复之功,边境乏折冲之寄。辽水东西,城池不复;丸山左右,职贡犹迷。其使三圣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诱约束,选众之举,未睹于今;出群之略,何必是古?指明其要,无大简焉。
这里的“三圣”指李唐三帝,唐人习惯称皇帝为“圣人”。“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之语,正反映出武皇因丢失故土而内疚自责的心情。痛定思痛之后的武皇广纳众议,采取了不少措施力图解决边患,重振武功,大略如下:
其一,针对府兵枯竭“乏折冲之寄”的情况,创置团练。团练与府兵不同,不离乡土,也无须自备装备衣粮,而是由官府发放,带有民兵和职业雇佣军的性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为征讨契丹武皇在山东开始创置团结兵,选拔当地身强力壮精于骑射的男子充任,用以弥补正规府兵的不足,效果不错。于是推而广之,在河南河北等地也设置团练以备突厥。这是一次重要的兵制改革,李唐三帝时代在军事战争中扮演绝对重要角色的府兵,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武皇在位时,正规府兵在战役中所占比例骤降为五成五,其他中央军为三成,团练等地方军为一成五。及至玄宗天宝时期,风光一时的府兵已经销声匿迹,由其他中央军、地方军成为战役主角了。[113]
其二,改革马政。初唐时扫平天下威服四夷靠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唐军铁骑,李靖以三千骑兵雪夜奔袭大破突厥更是佳话一段,这正是太宗皇帝重视马政所致。贞观初年官马仅有三千匹,但政府重视,选官得当,发展到麟德年间天下已有官马七十六万匹。但高宗晚年频频与外敌交战,马场被夺,调露元年至永隆二年(679~681年)累积损失马匹竟有十八万匹。及至武皇执政,重内而轻外,并未意识到战马对于国防军事的重要性,不思恢复,放任马官乱职,牧场丢失,导致战事发生时才发现严重缺乏战马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张说在议及此事称“垂拱之后二十余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114],可见当时马匹损失情况之严重。营州之乱祸起非常,武皇遣武懿宗出征时忧虑战马短缺,便特地下令京官出马一匹供军即可提升为五品官。此役过后,一向不把养马当回事的武皇开始发奋图强,圣历元年(698年)在关中置团练时便规定,每一百五十户百姓需要出兵十五人,马一匹,以强制的手段鼓励民间养马。
其三,开武举以示文武并重,培养军事人才。此举创设于长安二年(702年),次年又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扩大武举基础,培养百姓尚武之风。
其四,留心选拔高水平的军事人才。熟悉西域局势的唐休璟,使“塞外胡尘绝”的张仁愿,治边有方的郭元振,都在武周晚年得以重用,或入阁拜相,或出任封疆大吏。唐休璟守河陇防线防备吐蕃,长安三年更官拜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兼同三品;张仁愿负责幽燕一带,防备突厥;郭元振常驻凉州,从吐蕃突厥手中拓边一千五百余里。这些名将的起用,使得一度告急的边塞慢慢稳定下来,更为中宗、玄宗时代的全面反击做好了准备。
其五,一改过去重内轻外的弊端,重视起边政来。继派出三万人常驻四镇稳定天山南麓之后,武皇于长安二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至此,唐代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全部设立。北庭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如左右双臂,捍卫着西域的安宁。
这些政策,无一不是对症下药之举。可见武皇虽然年过七旬,头脑仍然清醒,如果不是心存私念将精力过多地用在内耗上,她的成就应当不止于此。然而有些措施并非一蹴而就,比如马政,直到玄宗天宝末年得官马六十余万马,仍未恢复到高宗时代的全盛状态。而兵制及武举的改革,更非短时间能见成效,因此终武周之世仍未恢复到李唐旧有的疆域,但她毕竟还是守住了西域,平定了契丹,给后人留下了一批文武双全的名将和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该如何来评价武皇对李唐王朝的影响呢?一言难尽武则天……
她开始慢慢变得平易近人,不再像以往那样颐指气使我行我素。或者是营州之乱的挫败让她意识到个人的智慧终究有限,确有必要听取臣下的建议,或者是执政以来长期一帆风顺让她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卸下盔甲,希望能重建君臣之间的信任和温情,毕竟她已经是个老人,据说老人总是更加害怕孤独一些。这是一种由心灵深处开始的苍老,不仅仅与年龄有关。明堂的大火、营州的叛乱、武家人的不争气、对江山后继乏人的恐慌,如白蚁般一点一点地啃噬着原本坚强的自信,那么转而向外界寻求安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长期生活在谋划和算计之中也很令人疲惫吧,这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主,在七十多岁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想必也不止一次地涌现过想向人一吐心事的念头。
然而她毕竟自我封闭了那么久,要穿透她铜墙铁壁般垒筑起来的防御外壳直击心灵,非大智慧者不能办到。是幸运也是不幸,她身边正好有这样的人——狄仁杰,她的知己,她的敌人。
狄仁杰,这个名字在传奇小说的不断渲染下已经迹近神化,他是明睿多谋的神探,他是爱民如子的青天。抛开这些耀眼的光环,寻找史实上的他,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人甚至比小说中描写得更加完美而迷人。他可以算作是神探,“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何以不可谓之神?他当然是爱民如子的青天,在武皇欲尽诛李唐诸王激起越王叛乱,他明明知道武皇有心杀人立威,却甘冒性命之险上表据理力争,从而救回了几千名越州百姓的性命,自己落得被贬官外放的下场。他曾经落到来俊臣的手里,自承罪状免于酷刑迫害,也换得对方放松警惕,从而接送衣物与家人取得联系,将实情上告武皇,从而逃出生天,可见他的智慧。而在狱中面对要他牵连指控别人的威逼利诱,他宁愿以头触柱,流血被面,也决不屈从,可见他的肝胆。他是总括万机文能安邦的宰相,武皇倚为朝廷栋梁,也是上马治军武可定国的元帅,突厥入塞武周的诸路大军中唯有他敢于追击。甚至他的个人品德也无懈可击,在私,他是当世有名“孝友绝人”的孝子;在公,他是号称“狄公桃李满天下”荐贤举能不遗余力的君子。他宽宏豁达,从不计较别人对他的诽谤谗言;他正气凛然心境光明,为正风俗遍毁一地**祠邪庙。他每到一地出任地方长官,都赢尽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出任宰相,也深得同僚们的尊重,即使是最挑剔的人,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一点点缺陷。既能坚持原则,又能通达权变,“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祠有烈士之操”[115],刚经历了神功元年(697年)那个多事的秋天,安抚河北百姓满载盛誉归来的狄仁杰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并于次年拜相。这不是这个传奇人物的第一次拜相(天授二年,691年,他就曾一度入阁拜相,随即被来俊臣陷害入狱),但这一次归来他不会再轻易离开——他将真正走进武皇的生活,走进她年迈孤独的心灵深处。
狄仁杰是并州太原人,算武皇的半个同乡,比她小六岁,神功元年(697年)备位宰相的时候,他六十七岁。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大起大落,在死亡的边缘行走过多次,他行事益发从容沉稳,智慧也渐达圆融贯通之境,对人性的认知更是入木三分,在当时便被视为城府凝深、老成谋国之人[116]。而与他机警持重的性格相得益彰的,则是他超强的表达能力。据说狄公天赋雄辩,声音洪亮,说起话来长髯飘飘,**四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配以他生动的表情和挥舞的手势,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对这个人的赞誉一千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即使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也难对他有所微词,他既符合左派忠贞报国、鞠躬尽瘁的标准,又能满足右派珍爱生命、人文关怀的期许。而他侍奉的那个君王,则是旷古绝今的女皇帝,一生跟老公斗,跟儿子斗,跟群臣斗,跟看不见的世俗规律斗,对她的争议从古到今从未平息过。当狄公遇上武皇,当传奇遭遇神话,这样的君臣遇和又会激**起什么样的风云变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