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说:“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朝廷主剿,现在不是主抚了嘛!放了吧,一个教书先生关着也没用,放他回去,也表示我们抚夷的诚意。”
钦差大臣如此说,怡良心中不甘,但也不能表示反对。琦善出一角公事,怡良打发人去找臬司办理。琦善还亲自请士丹顿吃饭,希望他回去后能把中方和谈的诚意和善意告诉义律,饭后又亲自派一只西瓜扁送士丹顿出珠江。
他又在照会的末尾,加了几笔说明放回士丹顿的事情,这才打发鲍鹏和白含章立即起身赴珠江口外。
这一去一回,总要有四天时间。这几天他加紧调查林则徐的有关问题。第三天,他便写了复奏。关于禁烟中有无凌辱英夷以致激起边衅,他复奏说,“查上年呈缴鸦片,原有义律夷禀,然其递禀之期,距撤退买办已五日,似可见其窘迫而然,并非甚出情愿。”“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犒赏、奏请奖励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计值苦干,均未指出。夷人唯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需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其具结,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英夷极不愿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按琦善的意思,当初如果按实价给英夷货值,就不会有这次边衅。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抚”字,可是他就不想一想,查获中国烟贩货即入官,人即法办,为什么英夷贩烟毒害中国却要网开一面?
关于英女王是否有信给林则徐,琦善复奏“访无其事”。但他有意将另一件在他看来办理不妥的事上奏了。他说,调查中发现,林则徐上年具奏烧毁的一艘英夷趸船,其实不是英夷的,是吕宋人的。吕宋国王致书林则徐,要求赔船,林则徐未答应。也许大家误把吕宋国王致书谣传成了英夷女王。这似乎是在为林则徐开脱,其实是告了他一状。至于其他几个问题,他也是“据实上奏”,用笔上却总是歪向“林则徐办理不妥”。
原来巴麦尊早就预料到割地一节,阻力可能很大,他在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拿出了替代方案,如果不割地也可,但要答应五项条件。一是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二是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三是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四是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五是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英国人犯了罪,交给英国人审理。而且义律还加了一条,要求中国废除行商制度,以后英国商人可以直接与中国任何商人自由贸易。
在索赔烟款上,义律坚持一千万,且须两年内付清;至于为什么要兵费,义律把军官们叫来,让他们告诉鲍鹏。
十几个军官来到旗舰上,对鲍鹏和白含章吹胡子瞪眼甚至拍桌子。说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立功受赏,可是义律一再限制他们行动,他们早就不耐烦了。如果中国人还不答应,他们就杀进广州城,“十三行馆和广州的金银财宝,何止千万!”
军官们走了,义律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情,说:“你们也看到了,军官们喜事贪功,乐于打仗。现在每兵每日约洋钱一元,他们都嫌少,每天都在盼着长饷银,更盼着打进广州城发一笔横财。如果再拖延时日,我恐怕也没法约束他们。”
鲍鹏当然知道这是义律与军官唱的一出戏,但军官们的嚣张实在出乎意料。他也是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劝说义律:“你们在天津时那么恭顺,还上书给皇帝,说你们愿奉大皇帝之命到广州等候查办,皇上这才派钦差前来。钦差大人是诚心诚意和你们谈,你们总该让钦差大人过得去,何必狮子大张口,让钦差大人在大皇帝面前没法交差,转而与贵国打仗,你们远道而来,天长日久,所费粮饷不是更多吗?这笔账,贵使应该算一算。”
义律悖然变色,训斥说:“你只管把话带到,准或不准,请你们钦差回话,你还要告诉你们钦差,近日又有五艘兵船赶到。”
琦善没想到义律要求如此严苛,既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严加拒绝,硬着头皮和义律磨。他回复义律,赔款可增加到六百万元,先还一百万,其余的分七年还清;开放港口,他表示可以代为恳恩,广州之外,再给一处,但要义律归还定海后他才能代奏。
义律再照会琦善,赔款数同意六百万元,但需要五年缴清,未还之数要计息五分;另开港口则必须在闽、浙、苏三省中开放两处,如果答应,则在一月内还定海。
义律回复,必须要定海、上海两地,如不满足条件,便要打仗。
琦善眼看拖不下去,只好再次上奏道光帝,奏报了他与义律反复争辩的经过,以及义律动辄以打仗威胁的情况,然后重点说明现在彼此军事差距太大,不能打,“此时若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近日又函询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据称如来船尚少,犹可力争,多则实无把握。而该夷现泊虎门之大小兵船火轮船,共计已有二十余只,其散泊外洋者尚复不少,且汉奸遍野,据义律向委员告知,不但该兵目愿战者多,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省垣之动静,英夷则无时不窥探得报。似此情形,与之交仗,是适遂奸徒之计,纵幸赖圣主洪福,致令彼师败绩,该夷必收合增添,仍前往各省滋扰,我军不惟防不胜防,且糜饷劳师,事无底止。”最后说,“奴才不揣冒昧,代为恳恩,拟将厦门、福州酌准通商,冀得借以羁縻,伏乞皇上圣鉴。”
广州的琦善焦头烂额,京城里的道光皇帝却在盼着英夷帖然就抚的消息。然而,令他大出意外的是,琦善到广东后发回的第一个奏折,竟然是报告英夷嚣张,扬言要攻打虎门,还要沙角守将登舰道歉!即便是因为沙角守将不明白白旗含义开了炮,你们也不能如此嚣张!这是在堂堂天朝的国土上!
琦善的奏折交下军机大臣们商议,除穆彰阿外,众人都觉得太窝囊。道光召见的时候,穆彰阿说:“琦善受抚夷使命前往,还是且等他与英夷辩论,如果英夷自觉理屈,能够退兵最好。英夷船坚炮利,仍宜暂示羁縻。”
其他军机都不说话,王鼎却忍不住了,说:“英夷动辄以打仗威胁,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如果他们真像传说中的那样厉害,何以在大沽口外琦善能够片言退敌?最近市井小民无不议论,都说英夷跑到天津来,是吓唬朝廷来了。琦善是被英夷骗了,反过来帮着英夷吓唬朝廷。咱们是中计了。”
退朝后,道光帝想想王鼎的话,不无道理。民间也有这种说法,那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果英夷兵舰真有琦善奏报的那样每舰备炮数百门,他们大老远跑到直隶来,怎么竟然会被三言两语打发走了呢?想想自己当时的紧张,堂堂万国来朝的大清皇帝,竟然被英夷的几只兵舰搅得寝食难安,颇感后悔,于是让军机处密寄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縻,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着一面飞调,一面奏闻。”
同时下旨沿海督抚,夷情有变,加强海防;并着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省各备兵一千,准备调用。
腊月十四,道光帝收到了琦善为英夷恳恩开放厦门福州的奏折。琦善到广州已经一月有余,答应给予英夷与天朝官员平等交往的权力也倒罢了,赔偿五百万洋元,反正由行商代办,也能忍得了,没想到如今琦善竟然代恳把厦门、福州开放给英夷通商,真是岂有此理!这次他不再让军机处商议,见起的时候交代军机处,六百里加急密谕琦善,立即断绝与英夷谈判,并督同林则徐、邓廷桢整饬兵威,相机剿办。
道光帝对英国人的态度,由抚变为剿了。
珠江口外的义律,对琦善也失去耐心了。懿律回国后,代掌英国海陆军的伯麦也对义律“太过软弱”很不满意,他提醒义律:“巴麦尊勋爵的要求是割让一处地方,如果不肯割让,则须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这是最关键的要求。如今中国人连两处通商口岸都没有明白的回复,你这样与中国人谈来谈去,白白浪费时间,真不知道阁下打算怎么向英王和巴麦尊勋爵交代。我看这位钦差大人最怕的就是打仗,只有打仗才能让他让步。”
义律听从了伯麦的建议,照会琦善,“增开口岸可酌减为一处;唯须给予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同如西洋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他对通过鲍鹏、白含章往返传递照会已经厌烦,约请琦善到澳门面谈,谈妥细款。
琦善没想到义律又提出领土要求,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他照会义律,“天朝准令外国之人前来贸易,已属大皇帝格外恩施,断无再给地方之理,亦经本大臣爵阁部堂备文照会,并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给予寄居一所之语?”他还是坚持以增开两处口岸代替割让地方。对义律要求在澳门面谈,他认为没有必要,建议说定各款,写成印文作为凭据就行。
义律的回复,并没解释为什么忽然又要求给予寄居之地,而是警告琦善,将弁已经失去耐心,他也无力约束,已经任令军事统帅伯麦依照兵法行事,相战之后,再商议办法。
英国海陆军总司令伯麦也给琦善下了战书,限定三日内议定答复。
琦善到广州后,为了向英方显示自己的诚意,一直不让虎门各炮台增设军事设施,对关天培增兵要求也一直拒绝,还向义律赠送牛、羊、水、米犒师。下属报告敌情,他也颇不以为然:“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现在他发觉,单纯向义律示好并不能奏效,于是下令向虎门、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增派兵丁。
沙角和大角扼珠江口的第一道门户——虎门口,沙角居东,位居虎门水道和珠江汇流处,当初林则徐缴烟就在沙角炮台下的码头进行;大角居西,与沙角隔七八里海面相望。往南,就是穿鼻洋了。
这第一道门户,其实清军并不能有效把控,因为宽达七八里的海面已经超过了清军炮台的有效射程,即便沙角和大角炮台同时开炮,舰船仍然可以从中间海面安然通过,而英国的军舰可以在炮台的射程之外,对炮台发动攻击。在整个虎门布防中,这第一道门户其实并不坚固,它被称为信炮台,就是发现敌舰闯入虎门时,发炮示警,预告上游的炮台做好准备,因此沙角炮台没有做敌人登陆的有效防御。
道光二十年腊月十五日(公元1841年1月7日)上午八时,英军集中陆军、水兵、炮兵共一千四百余名,组成登陆队,分别绕到沙角、大角二山之后,配合海军同时发动进攻。海军则分为两支分队。右分队负责攻打沙角炮台,由“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三艘军舰与“皇后”号武装汽船组成;左分队负责攻打大角炮台,由“萨马兰”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三艘军舰和“哥伦拜恩”号武装汽船组成。
驶往沙角的英舰,从正面猛轰炮台。其陆战部队部分在奸细带领下从枝捺湾登岸,绕到沙角山后,架起竹梯,攀上形势险要的沙角山顶;陆战部队的主力则在奸细的引导下,从穿鼻湾登陆,这支部队带着推轮野战炮,因为山路崎岖,费了两个多小时,才把野战炮推到炮台东北侧的山顶上。也许清军认为英夷膝盖不打弯,不会登陆;也许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炮台后路的重要性,总之,在英军抄炮台后路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打扰。当发现英军出现在后路山顶时,清军这才惊慌地摇动旗帜,大声叫喊着。但他们大部分朝向海面的大炮并不能左右转动,只能上下抬高或压低,因此对突然出现在后路的敌人,根本没法予以有效打击。他们新购备了几门装有瞄准镜的葡萄牙铜炮,但兵丁缺少严格的训练和战场配合。清军手里的火绳枪,射程不足,而且需要点火,当燃烧的药捻快点着枪管里的火药时,因目标已经移动而找不到打击的目标,或者药捻还在燃烧时已经被对手打死。
英军居高临下,沙角炮台和守军的兵营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炮口下。他们发现,清军根本没有好好利用周围的地形地势,他们把全部力量都配备在炮台上,所有的火力也都是以对付海面为目标。英军就像按图作业,对山下目标逐一轰击。先是山上军营,次而山上小炮台,再是山谷中的军营,最后才是主炮台。
当英军冲下山攻进炮台的时候,他们的滑膛枪和来复枪发挥出了极大的优势,清军伤亡很大,主炮台外围的阵地很快陷落,兵丁们向山脚溃逃,却遭到了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英军排枪射击。他们退回来涌进主炮台,把圆形炮台的门反锁上。但英军搭着竹梯爬了上来,在炮台上往来奔跃射击,情形如同参加一场射击游戏。清军很少有人投降,他们躲在隐蔽物后点燃火绳枪,杀伤力实在有限。清军伤亡很大,最后守将陈连升和他的儿子陈鹏率领清军靠大刀、长矛作战。然而英军根本不与清军进行肉搏,他们只需远远地射击。六十五岁的陈连升连中数弹牺牲。
战前陈连升就估计这一仗凶多吉少,他命令儿子陈鹏把他的副将关防护送到虎门。陈鹏知道老父亲是想让他避开大战,以免父子同亡。陈鹏没有答应,而是转派一名哨官前往虎门。此时见老父牺牲,他挺矛冲入敌群,接连刺伤数名英军,也中弹牺牲。
英军指挥官登上炮台观察周围的地形地势后感慨说:“如果是欧洲的军队防守,我们就会大吃苦头了。中国士兵不是不勇敢,也不是炮台不够坚固,他们的武器落后是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懂现代战争,他们的思维还沉睡在大刀长矛的辉煌里。”
他身边的一名中国向导,踏着同胞的鲜血,像是眼前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他的评论十分简单却一语中的:“这简直是关公战秦琼,错了代了。”
大角炮台比沙角陷落得更快,英军第一炮就打断了炮台上的旗杆,一阵排炮,炮台的石墙被炸塌了一大片。兵丁们从没见过这么猛烈的炮火,他们成群结队从炸开的墙洞中四散逃命。守将千总黎志安连杀数人也没法阻止兵丁溃逃的脚步,他自己也被弹片炸伤。他只好指挥几名兵丁把大炮推进海中,以免被英军利用。
大角、沙角之战,清军阵亡二百九十一人,负伤四百五十六人,十人下落不明。对英军的伤亡,事后有多种说法,有说一二百人,有说三四百人,而清军奏报朝廷的是六百余人。英军的记载是三十八人受伤,无一人阵亡。
第二天,义律派船到横档东岸威远炮台,向提督关天培提交照会,让他转交琦善,提出英军将占据沙角、大角,并将沙角作为贸易地方;清军不得再建设任何军事设施,不得另做任何武备;义律敬重琦善笃实诚恳,此前与琦善所议定的赔款数额、开放两处港口、英军交还定海等款项,依然有效;琦善必须在三日内明确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