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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州城白旗乞和 三元里抗英大捷（第4页）

何举人说：“逆夷之所惧者，民心固也。当初林大人主政，所主张的就是固民心抗逆夷。如今的钦差大人可好，一进城就宣布，攘外必先安内，防民甚于防寇，把广东百姓视为汉奸，视为最大的祸患，真是岂有此理。”

刘保纯说：“靖逆将军所说，不是指广东百姓，是指为英夷通风报信、交易粮米的汉奸。”

刘保纯费尽口舌，两位县令也从旁帮腔，终于说通了何举人。其实，刘保纯进庙的时候，何举人就知道他不能不让步了。毕竟，他是功名在身的人，必须以大局为重。大局是什么？不就是官家的要求吗？而且，红毛鬼的大炮就架在广州城头上，投鼠忌器，不能不顾忌。何举人说：“撤可以，可是有条件。一是红毛鬼无辜打死我村姑一名，这次又打死打伤我义民近百人，红毛鬼得给予赔偿。他们跑到中国来打我们，都敢开口向我们要赔偿，我们为什么不能？二是红毛鬼撤兵。”

刘保纯说：“红毛鬼撤兵这条没有问题，早就说定的。至于赔偿这一条，很难办。这次打仗，互有伤亡。”

何举人说：“互有伤亡不假，是他们为非作歹在先。再说，伤亡的村民怎么办？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吧？”

刘保纯说：“这个你放心，事后官府出面，一定从优抚恤。”

何举人说：“太尊的话我信，可是，这事不能让广州府自己来办，得让省里出面，更不能到时候再给我们扣一顶乱民的帽子。”

刘保纯向何举人下了保证。最后议定，刘保纯向督抚报告，得到明确答复后，何举人负责说服众人撤围。

当天下午，义民撤围。第二天一早，四方台的英军撤到广州城西北的缯步，乘船撤离，广州城南的英舰也都退出了省河。

自靖逆将军奕山到广州后，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收到的全是捷报。四月十八日他收到了奕山四月初三日发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乘夜焚击在粤省河英船折》，奏报火攻的情形，“该弁勇等分为三队，力攻其左右，先抄其后路，同时并发。该逆黑暗不知我兵多少，仓促受敌，四面同时火发。弁勇伏身水上，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身，抛掷火弹火球火箭喷筒。逆夷开炮环击而不能下及水面，须臾火焰冲天，帆榜船舵随风旋转，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纷纷落水。自子至寅，共烧西路白鹅潭逆夷大兵船二只，大舢舨船四只，小艇舢舨数十余只。此外东路二沙尾烧小舢舨数只。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亦有乘便捞救得生，另归夷船。”四月初二日泥城清军被焚战船、火船近百艘，在奕山这份奏折中，却是“初二日黎明，赶来救援大火轮船一只、兵船舢舨四五只、火轮船二只，以大兵船同攻西炮台，以火轮船驶往窥伺泥城。该处官兵开炮抵拒，击沉舢舨一只，彼即退回”。

接到这份奏折，道光帝十分兴奋，在奏折上朱批“剿办甚属可嘉”。并于同日下旨，盛赞此次战斗，并给了一大堆赏赠，“逆夷自去冬猖獗以来，毒焰渐张，经此惩创，足以快人心而励众志。着奕山等仍加意防守省垣，毋令逆夷兵船驶入各紧要口隘，督饬将弁分段严密防堵，毋稍疏虞，趁机筹划，计出万全，迅奏肤功，以膺懋赏。奕山、隆文、杨芳、祁埙督率有方，着先行交部从优议叙。发去白玉翎管一个，四善扳指一个，带钩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着该将军等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员弁，核实保奏，候朕施恩。所有伤亡兵弁水勇，着分别咨部办理。”五天后，又根据奕山的保奏，参将谭恩攫升副将，除他而外受赏的还有二十余人。

之后又收到奕山奏报三元里大捷的消息，奏称歼灭英夷二百余人。道光帝朱批“可谓大快人心”。

四月二十九日，道光帝接到四月十五日奕山与各参赞、将军、督抚联衔拜发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英军攻击省城并权宜准其贸易情形折》，此时，英军已经撤离广州，奕山和外省官兵已经撤离广州六十余里外的金山。准许英人通商及赔偿六百万元“赎城费”的事瞒不住朝廷，奕山不能不报。但他的奏报真称得上是妙笔生花。他先述省城的危难形势，“初五日，夷船三十八只全数驶入攻城，另驾火轮船驶至泥城河面开炮，汉奸扮作水手混入我草船左右，纵火将先前装运柴草焚烧过半。此时河道梗塞，文报难通，赶办炮位一切既无从前往督催，亦无从运送来省。”省城既然被围，则必然会发生粮食短缺，“炮火不绝，新城居民相率移入老城以内，相持日久，粮蔬匮乏，民气动摇，不堪设想。省城重地，为全省关系，稍有疏失，则各府州县匪徒必致乘机蜂起。”奕山把准了道光帝的软肋，皇上最怕民间动**！为让皇上理解他的苦心，他又加了一笔说，“初七日，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城民命。”

最后奕山表明自己的态度，“奴才等通盘筹划，虎门藩篱既失，内洋无所凭依，与其以全城百万生灵，与之争不可必得之数，似不若俯顺舆情，以保危城，以苏民困。窃计广东一省，关榷赋税每岁不下三百万两，只需夷务清厘，数岁后元气可复。若坚持日久，或致意外之虞，不特收复大费周章，而民为邦本，或遭荼毒，关系匪轻。是以公同商酌，派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妥为查办，姑如商民所请，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先苏民困。”

同时还附有《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用库款垫借所欠外商银两片》，并假借伍秉鉴的名义说，“前与英夷交易，积有夷欠，曾与议明分年归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贸易，至今未能归结。除商等自行极力筹措外，尚不敷银二百八十万两，时既仓促，且茶丝等各商俱已迁避，一时无可借贷。仰恳将库款内拨借二百八十万两，同商等具领，以清夷欠，分作四年在各行生意估价行用内按数摊出。”也就是说，奕山又把二百八十万两的“赎城费”摊给行商归还。

道光帝看到这个奏折，极为愤怒。他提笔在折子上要批“甚是可恶”，但落笔之后却犹豫了。他愤慨地将朱笔扔到御案上，绕殿疾步。他已经看出这个奏折漏洞百出，既然前几次奏折都是大捷，为什么英夷又会聚集起三十八只舰船围困省城？如果这个折子是真的，那此前的大捷就是谎报战绩！如果英夷围困省城是真的，那为什么英夷却又如此恭顺，恳请通商？

一个月前，杨芳、怡良联衔恳请通商，被革职留任；三个月前，钦差大臣琦善因为恳请通商、私许香港被革职抄家。如此严厉的处分，奕山不是不知道，何以又敢为逆夷代恳通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广州形势极其危急！朕已调各省驰援广州近两万人马，结果竟然还是被逆夷围城，那又是什么原因？那只有一种可能，英夷船坚炮利，出乎意料！那么，此前的捷报，极有可能是谎话连篇！

驳回他的要求，那就必须治他的罪，不然杨芳、怡良又该作何感想？可是，奕山是他的侄子，是扎黄带子的宗室，不同于扎红带子的伊里布，也不同于蒙古侯爵琦善，更非杨芳、怡良可比。更棘手的是，如果不准通商，英夷一旦攻占广州，那就极可能引起动**，奕山在奏折中所言“民为邦本，或遭荼毒，关系匪轻”，“关系匪轻”四字，真是重如千钧！

道光帝主剿，本来满怀希望把英夷全歼于珠江，不使一船漏出大洋，并乘机收回香港。谁料到派去了一位将军、三位参赞，从各省调集两万余人不但未能歼灭逆夷，反而陷省城于危机中。如果继续主剿，谁能收拾如此局面？又需要多少人前往？奕山此番靖逆，已经拨付了三百余万两，如果大张挞伐，又需要多少银子？

一提起银子，这位一俭再俭的皇上心口就一跳一跳地疼。

他劝自己说，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准予恢复通商，英夷能够守信退出省城，从此不再提出过分要求，彼此相安，贸易恢复，正如奕山所奏，关税一年三百余万两，三年便是千万之数。朕为了社稷，忍一忍逆夷也有账算。好，毕竟是蛮夷小国，不值与他们计较！

想通了，他在折子上做个标记，让军机大臣先阅折，见起时面议。

折子由太监送到军机处。五位军机大臣，隆文已经到广州参赞军务，折子在四位军机手中传阅后，穆彰阿没有发话，潘祖荫抱定唯皇上之命是从的宗旨，不轻易说话，另一位去年军机上学习行走的何汝霖，还没有随意说话的资格，只有王鼎，向来是直来直去，有话就说。他说：“广州形势危急，那得赶紧派援军啊！”

穆彰阿淡淡说一句：“已经派去了两万人，再从哪里派？”

潘祖荫说：“皇上必已有决断，且待见起再说。”

此事就此不提。

但穆彰阿的脑子里，一直是这件事。两年多了，广东来的折子，皇上大都会朱批意见，或者“办理甚好”，或者只有两字“甚好”，抑或者“殊属非是”，更或者只有两个字“可恶”。不论字数多少，皇上的意思已经明确，照此拿出办法，皇上那里也大都很容易通过。只是这次特别，没有朱批，只有顿笔留下的半个指甲盖大小的朱砂墨迹。

这说明皇上曾经犯过犹豫。如果照此前的例子，恳请通商，必遭批驳。而这次皇上却没有表态，那说明，皇上心中已经默许。逆夷围城，皇上却默许通商，那是什么意思？皇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又从剿夷变为抚夷了！两万援军赶到广东，竟然还是落得广州三面陷敌、文报断绝的局势，说明形势非常严峻！再调援军缓不济急，除了抚夷还有其他办法吗？没有！只有先让英夷退出广州，再谋善策。揣摩清楚了皇上的意思，穆彰阿也就有了应对的主意。

道光帝点头说：“夷性犬羊，反复无常，真如小儿一般。我泱泱天朝上邦，实在不值得与之计较。何况两次惩创，以示兵威，英夷态度恭顺，可见已知天朝威势。朕本不予施恩通商，奕山陛辞前朕已明谕，如今他又代夷恳恩，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城内百姓又纷纷递禀，那就下旨给奕山，暂准通商。不过要给奕山讲清楚，只准照常贸易，绝不准夹带违禁烟土。夷性叵测，等夷船退出后，奕山要将各处炮台及要隘，赶紧修筑坚固。”

王鼎说：“广州地方，华夷杂处，应宜再增援兵，以固海防。”

穆彰阿说：“既然已经准许恢复贸易，再增兵无益，反而令英夷疑虑，徒增烦恼。”

隔三天，奕山奏报英夷海陆军悉数退出省河，大黄窖、猎德、二沙尾等要隘炮台俱已派兵防守，省垣城门一律开通，商民照旧生理，安绪如常。隔两天又奏报英船退出虎门，各炮台已经交还。道光帝说：“如今英夷已经退出虎门，援粤的各省官兵可以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增募勇丁，可酌量裁撤，以节靡费。”

穆彰阿安排户部算一下道光十一年用于应付英夷的兵费大约有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竟然已经有五百多万两之巨。而此时奕山处置失当，尤其对广东兵勇不善加利用，反而视民为寇的消息传到京中，有御史上折弹劾。本是弹劾奕山，道光帝的火却烧向林则徐，勃然大怒：“此次逆夷滋事，劳师靡饷，追根溯源，皆是林则徐、邓廷桢处置不当。广东兵如此不堪用，皆是广东历任督抚不能严加督练的缘故！邓廷桢已经革职，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以为废弛营务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