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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礼物（第1页）

神秘的礼物

安武林

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

我们的村子是小镇镇政府的所在地，小学坐落在村子的西头。可能是学校的条件有限吧，我就读的小学一年级，却是在村子里的南头度过的。那是一个临时的场所，四合院，青砖和青石铺就的地面，显得豪华气派，却似乎弥漫着忧伤和幽怨的破败气息。我们小学每个年级都是两个班，一个甲班，一个乙班，班级是按照生产队的归属划分的。1~6生产队村民的子女是甲班，7~12生产队村民的子女是乙班。整个小学阶段都是这样按部就班递升的。

一上二年级，我们就搬回到了小学的本部。小学在村子的最西头，我的家在村子的最东头。一条宽阔的东西走向的土路是这个小镇和这个村子的主干道。在主干道的两旁，是两排高大粗壮的白杨树，直插云天。太阳光一照，白杨树的树干银光闪闪，好像给这个古老的小镇镀上了一层银似的。我们的小村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古老、祥和、贫困，但又不乏幸福和快乐。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上了三年级，不过是从二年级的教室搬到了对面的三年级教室里，但是教室比以前的漂亮，桌椅板凳都比以前要新得多。我们相对的两个教室的距离，咫尺之遥。中间有一条人工的小渠，从我们二三四年级的教室的底下穿过。那是为了解决灌概问题，村子里规划的一条小渠，从村外穿过我们的校园，又延伸到田野之中。奇怪的是，这条小渠也就流过一两年的水，之后便永远永远地干涸了，像是一条被遗弃的破旧的绳子。

有一天，上课铃刚响，学校的教导主任带着一个年轻姑娘走进了我们的教室。教导主任是矮个子，讲起话来左右摇摆，尤其是手舞足蹈的时候，活像一只正在游泳的青蛙。表情特别丰富。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他旁边的姑娘身上。教导主任的话虚无缥缈，因为我和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转移了，但是，我听明白了。这位年轻的姑娘是北京来的插队知识青年，将要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村子里来了几十个北京的插队知识青年，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偶尔，我也会在街道上碰见他们。他们三三两两地从街道上走过，格外引人注目。无论他们说话，走路，还是服饰，都显得那样与众不同。他们是城里人，大城市来的。

我很兴奋，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盯着北京知识青年看，是第一次啊。

她叫丁梅芳。

她中等身材，额前飘**着丝丝柔软的头发，发黄。手很白晳，腿显得细长。她穿的是绿色的军装，裤子是警蓝色的。那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色彩，也是最时尚的服装。后来，她也穿帆布做的上衣或者裤子，但都很干净，洗得发白。她的眼睛细长，一笑就眯上了。我发现她的鼻子下面的凹槽比一般人要深一些，如果角度适合，她鼻尖的影子都会落在凹槽中间。她的耳朵旁是两条麻花辫子，脑袋转动的时候，辫子就会欢快地摆动。她的两颗门牙洁白，如雪一般。无论多么严肃，她的牙齿都会暴露她内心的秘密。她的心灵里肯定藏着一条快乐的小河，里面常有浪花在唱歌。

丁梅芳老师开口一说话，我们大家都笑了。她的声音是嘎嘣脆的京腔。看样子，她是老北京人。她的声音像是京剧的敲板声一样，吧嗒吧嗒格外响亮。当她念数字一个两个三个的时候，后面的两个数发的是北京的方言音。我们跟着她念，读一样的音。她顿时就笑了，笑得满脸通红。她大声说：“不要跟着我学啊，按你们原来的音读，我跟着你们学。”我们都一起哈哈大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好玩。

我这个人特别傻，非常容易轻信别人，所以常常是同学捉弄的对象。别人做了坏事，总是能全身而退。而我，呆头呆脑总是代人受过的对象。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一个恶作剧，把一块砖垫在下面，上面加一块木板，木板的前面放上一些土灰什么的，故意让你看木板，然后恶作剧者一踩木板，土灰就漫天飞扬，喷得观看者满脸都是。大概是大家看了《地雷战》的黑白电影，才发明的这个游戏吧。其实，这也可以叫作踩地雷。下课的时候，我被同学害了一次。我把脸上的灰土擦干净，想如法炮制，戏弄一下别的同学。谁知道，没有一个人上当。我大声喊啊，胡乱地嚷嚷着。不料，丁梅芳老师悄悄走进了教室，大家都看见了，唯独我一个人不知道，因为丁老师是从我背后进来的。

突然，我的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吓傻了。

丁老师似笑非笑地问我：“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目瞪口呆，急得额头上都冒出汗来了。

类似的窘事，从童年到成人之后，我遭遇的次数不胜枚举。可能是我的秉性如此吧。与生俱来的东西，改掉不易。

我记不得丁梅芳老师那个时候年龄有多大，大约不超过二十岁吧。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我不知道她是多少个男生心目中的偶像，至少在我心里是。我甚至在心里梦想着，长大后把她娶了当媳妇儿。可是，后来她批评我的时候，用手指戳我的额头，就像是不停地在我额头上摁手印一样，让我心里恼火异常。将来娶她当媳妇儿的事儿算了吧，这么厉害。这算是我小小年纪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吧。不过，她批评我，很严厉，很生气，原因却全部在我，因为我骗我爷爷说要买学习本，结果把这个钱买甜心烧饼吃了。她很气我的欺骗行为，不诚实的行为，觉得我一点也不体谅家里大人的辛苦。

她对所有同学都没有偏见，也不歧视任何一个同学。无论是家境贫困的，还是生理有残缺的学生。她批评每一个学生，都是就事论事。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另一个同学到大队的知青院里玩耍。大队的知青院是大队部所在地，和露天的舞台仅一墙之隔。恰巧，被她发现了。

她对我们说：“你们等一下，我送你们一人一样礼物。”

“这么神秘？”我心里不停地想。

不大一会儿，她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一手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一手拿着一大把糖。她说：“你们选吧！”

我看见花花绿绿的糖，眼睛顿时就亮了。小时候，我只吃过水果糖。这种高级的糖，大概是她从北京带来的。我想要糖！但我犹豫了一下，也就两三秒。我怕她说我是贪吃鬼。也就这两三秒，只见我的同学快步跑上去，一把就把老师手里的糖抢到手了。同学转身想走，被丁老师大喝一声喊住了。她说：“把你手里的糖，给安武林同学分一些。”我的同学很小气，只分了我一块糖，他把糖往我手心里一塞，撒脚丫子跑了。

这是一本厚厚的书，像砖头一样厚。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这本书犹如灯塔一样，照亮了我。我的阅读热情，阅读兴趣，都被点燃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在此之前，我是没有读过课外书的，尤其是文学类的图书。

在那个封闭的小村，在那些贫瘠的岁月里，我的想象力是贫乏的。而这本书，帮我打开了阅读的大门，放飞了我的想象力。我好像从一个狭小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个神奇而又美丽的世界。

丁梅芳老师是不知道的。她不知道这本书犹如一粒小小的种子，播撒在我的心里了。她更没有想到，这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多年以后，我在电话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她对我的印象以及送我书的事，都是一片模糊。这可能就是教师这个职业的特点吧。她仅仅带了我们一年，可能和时间短也有关系。我和我小学的同学谈起这件事的时候，那个要糖的同学也不记得此事了。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吧。我们所能记住的，都是和自己有关的、重要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这种影响一个人的人生重大事件（对他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多年后，当很多中小学生问我什么是真正的好书的时候，我就说，那种真正的好书一个人一生只能遇到一本或者两本，真正的好书是能影响一个人或者改变一个人的宗教、信仰、理想、人生、职业等方面的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多年后，我得知丁梅芳老师并没有返京，而是留在了太原，成了家，退了休。

她的人生也是一本书。

童年墨水瓶里的花朵永远盛开在我的记忆里，鲜艳，香气四溢。

——曹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