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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弃尊严局外中立 兴学校赴日考察（第1页）

第十四章　弃尊严局外中立　兴学校赴日考察

袁世凯奉庆亲王之命拟定练兵处的章程。他闭门谢客，先起草一个纲要，把最关键的东西理清楚，具体的细节和文字润色则交给张一麐等文案人员去斟酌好了。

袁世凯拟定的章程纲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练兵处机构章程。按他的设计，练兵处设总理大臣一员，当然是奕劻；会办大臣一员，他要设法确保自己出任；襄办一员，十有八九是负责训练京旗的铁良出任，奕劻让他参与商议练兵处成立事宜，大约就是此意，当然，朝廷也可能派一名兵部堂官兼差。三大员下面，设提调一员，负责具体事宜的协调，他心中的人选是徐世昌，因此量体裁衣，对提调的要求特别说明要既善理文牍又懂兵事。

练兵处的办事机构分为三司，即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三司都设正副使各一员。军政司负责考察官兵，筹备军需，下面设考功科、搜讨科、医务科和法律科；军令司负责运筹机宜，策划防守，掌握用兵号令等机密事项，下设运筹科、向导科、测绘科、储材科；军学司负责各军操法训练，管理武备学堂，下面又设编译、训练、教育三科。另外，甲午之战后，大清水师名存实亡，并无专署管理，但毕竟也是一个重要军种，因此在军学司下又单设水师科，临时负责水师的统筹、规划。这三司的正副使，袁世凯的计划是将北洋三杰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刘永庆等亲信安排进去。

袁世凯同时还制定了《练兵处办事简要章程》，首先强调军政命令的权威性。“嗣后提镇以下各武职遇有顽抗号令，训练不力，或狃于积习，纪律不严者，由臣处查明，先行撤差，一面参奏惩办。其有缺额蚀饷者，尤当从重治罪。”不仅可以惩处武职，对各省文职地方官员也有奖惩权，“倘地方督抚以下各文员，遇事掣肘，迁延贻误，或别存意见，有意阻挠，均足败坏戎政，即由臣处据实奏参。其有不分畛域，顾全大局，实心任事，竭力维持者，亦当随时奏请奖励”。

其次练兵处有人事任免权。“所有隶属臣处各武职，均由臣处分别注册，咨行兵部另立档案”。“武职除提镇副将大员考拟正陪请旨简放外，其守备以上各缺，由臣处考察才具资格分别奏请升调补署，千总以下由臣处酌量叙补，随时注册咨行兵部另立档案”。

其三则规定练兵处有独立的财政。“原拨新军各军饷项及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饷局收放，所有各项支发，按年由臣处核议奏销，毋庸由各部核销，以免纷歧，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催办经理”。袁世凯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军饷抓到练兵处手中，不受户部、兵部掣肘。

他不仅要将军饷抓到练兵处手上，对军械、军工厂也要纳入掌握。“各省原设制造军械各局厂，本系专供军实，各军命脉所关，应由臣处督饬妥办，随时委员考察整顿，并明定赏罚，分别奏请惩劝。”

通过这些规定，袁世凯将训练新军的财权、人事权便都抓到了练兵处手中。为了确保练兵处及新军将弁素质，章程还特别规定，“凡新练各军除现充将弁各员照旧供职仍由臣处随时考察外，嗣后遇有添派将弁之处，必须在曾经学习操法、通晓兵法人员内选充，其未经学习、毫无历练者，一概不准充补，以杜幸进而免滥竽。臣处所设各司科，均在曾历营务人员中选补，各军营遇有将领缺出，亦可在司科中酌选接替，以其内外接洽”。这一条看上去完全是为提高练兵处及新军素质，其实也为袁世凯安插私人留下方便，因为学习操法、通晓西法练兵的人他手下最为集中。

他与徐世昌密议后，经张一麐润色，将两份章程呈给奕劻，同时还有一份练兵处司科人员建议名单。因为这一章程明显是夺了户部和兵部的权力，因此建议奕劻一定密而又密，最好太后同意后再对外公布，那时候即便兵部、户部有意见也无济于事了。

奕劻深以为然，对袁世凯提供的建议名单无可无不可，只要他希望的银子到手，这些人的任命无不支持。

事情很顺利，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公元1903年12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

谕内阁：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襄同办理。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其应办事宜，著该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

这就表明练兵处已经正式成立。办公的地方，设在东安门外的锡拉胡同。练兵处的职守及机构设置，提调及各司正使的任命，当然要等练兵处正式成立后奏报公布，所以晚了二十天。这二十天内，自然有许多人钻营，但大局已定，袁世凯所谋皆如所愿，朝廷上谕中说：“命商部左丞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充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充军学司正使，均赏给副都统衔。”

徐世昌以内阁学士候补真正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因为半年前他还不过是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商部成立他出任左丞，跃升为正三品，而不到两月又以内阁学士候补，已经是从二品的红顶子大员。副都统是正二品的旗缺，本是驻防八旗中一旗的最高军政长官都统的副手，授予汉人这是首次，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由此也都成为红顶武职大员。三个副使不必朝廷下谕，而由练兵处奏请委任，军政司陆嘉谷、军令司冯国璋、军学司陆建章。陆嘉谷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所赏识，当时他是分发山东的候补道，袁世凯督直后随调直隶。陆建章则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追随。可以说，练兵处三司全为袁世凯的人把持。

但如果抛开派系而从实际考察，练兵处三司正副使，算得上位得其人，因为这六人的确都是新军中的翘楚，深谙新式操法、具备专业素养。不但三司正副使如此，十余科的监督来源及出身，有一多半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余的要么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要么是水师学堂学生，再就是兵部员外郎，也是名副其实的新式人才。

练兵处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集各省兵饷于中央，而袁世凯早就有北洋至少编练六镇新军才资敷用的奏议，自然要先筹划保证这六镇的饷项。每镇的军饷，一年需要一百多万两，再加军械棚帐等就要近二百万两，要练六镇总要有一千万两才能应付。如此巨饷从哪里来？当然不能全由北洋出，而且，北洋实在无此力量。

袁世凯早让幕僚们精心筹划，给奕劻提出了两条聚财的路子。一是在烟酒项下摊派各省练饷。清廷入关后，一方面担心酿酒消耗粮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专营谋利，自康熙开始禁止民间私自酿酒。但到了咸丰年间，战事不断，禁酒令逐渐废弛，酒税日渐成为地方军饷的重要来源。烟草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大有腾挪余地。他建议从烟酒税中增加提成，分派数额。直隶当然要做表率，与奉天各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五十万两；山西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十万两；甘肃、新疆各六万两，这样算下来，总计为六百四十多万两。二是从各省丁漕及田契房契增收中解决。漕粮征收中浮收很多，不过多为地方官吏贪墨，督抚亦睁一眼闭一眼，留为调剂差缺的余地。房田征收契税，潜力也很大。所以袁世凯建议朝廷下旨，责成督抚彻底确查，酌量归公，作为新派军饷的又一来源。也是按各省经济情况摊派，江苏、广东各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各三十万两；山东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二十万两；安徽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十万两，以上算下来，总计三百二十多万两。

以上两项合计大致一千万两。奕劻无不答应，朝廷很快下旨，责成各省“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不过，可以预见各省肯定要千方百计抵制，能拖则拖，能少则少，一千万两之数何时可以到手，根本无从估计。而袁世凯当务之急，有先添募两镇的奏议，请奕劻出面奏请由户部先拨二百万两，直隶负担一百万两，先凑三百万两应付。奕劻亦是支持，朝廷很快下谕，户部先行筹拨二百万两给练兵处。

军饷大体有了着落，袁世凯又给奕劻发电报，建议练兵处尽快制定新军的营制饷章，以便各省遵循，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进京与各司筹办。奕劻回电表示自己身体不好，练兵处的具体事宜由袁世凯负责，是否进京商办，或者请三司的人员到天津，概由袁世凯视情而定。袁世凯巴不得如此，他给铁良发电，让他及三司正副使到天津，一起商量制定新军营制饷章事宜。

好在天津与北京、保定都有火车可乘，众人很快就齐聚天津。三司正副使都是袁世凯的部下，不必说自然十分维护，而襄办铁良，感激袁世凯的大力提携，也是毕恭毕敬。所以袁世凯主持起来便相当有权威，毫无顾虑，尽可畅谈他的设想。

“如今的世界形势，恰如春秋战国，列国争雄。国不可无兵，兵不可无制，制尤不可不一。我们今天所议，就是画一天下军制的大事。”袁世凯开门见山地说，“北洋新军营制饷章已粗具规模，但要作为全国的画一军制，还显粗陋。我们要参酌各国军制，尤其是借鉴日本军制，加一再造和完善。总之，从招募、训练、立军、分军、征调、奖惩到武器、运输、营舍、卫生等，都要有详细的规条，有章可循，并且可以操作，可以查核。”

铁良接话道：“一部营制饷章，可以说是全国练兵的根本。其内容十分庞杂繁复，制定起来颇费时日。为了少走弯路，请宫保将大的原则明示，以便将来遵循，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呀，没你们明白。你们出洋的出洋，翻译兵书的翻译兵书，才是真正懂西式兵法的人。”袁世凯指指王士珍、段祺瑞他们，“我谈几点想法，供你们参考罢了。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制定营制饷章。自古没有一成不变的兵法，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兵制，一代有一代的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用旧法治不了新病，就像夏天时不能穿裘皮衣服。如今大清的兵制已经落后，甲午之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败在兵制。如今先进的兵制在东西洋，尤其我们的近邻日本，最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制定新的营制饷章，归根到底，就是要使大清军队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是为了最终训练出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新军。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否则，有人说一句：打仗靠的是勇气，靠的是忠心，你们纸上谈兵弄这些章制有什么用？你可不能犹豫。总之一句话，制定新的营制饷章，不是纸上谈兵，是训练新军的基础的基础。”

段祺瑞出过洋，又是学的最难的炮科，平常不大把人放到眼里，行事果敢而专断，说话耿直而显无礼：“宫保所说道理再明白不过，有人顽固不化，就不必去管。”

“芝泉，话不能这样说，办任何事情，不但要自己明白，最好让更多的人明白，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袁世凯继续自己的思路，“我刚才说了，制定新的营制饷章，目标是训练出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新军。仅有这一条还不够，还有一条比这更重要，你们且说说，是什么？”

这实在没处去想！有时候大家的脑子又的确跟不上袁世凯的思路。向来以办事圆滑著称的王士珍接话道：“我们这些人，办具体事情行，要论看得远，想得深，非宫保莫属。我们洗耳恭听。”

袁世凯有新想法的时候，在下属面前总是先隐而不发，而是让下属先去想，想不出来，他再说不迟。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后道：“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要通过制定、施行新的营制饷章，使军队真正成为国家之军队，而非一人所能私，一隅所能限。大清军队的问题，尤其是湘淮军制，兵为将有，一旦换将，便指挥不灵；各省之间，又存畛域之分、派系之别，因此临阵时难免败不相救，胜则争功。我们敛各省练兵之权、聚天下练兵之饷于中央，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为了最终训练出国家的军队。这一点，诸位在制定营制饷章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如果离开这一目标，你们的努力就白费，你们制定的营制饷章就成具文。”

袁世凯这一观点的确非一般人所能想到。铁良也是暗自点头，觉得无论可行性有多大，袁世凯这一观点的确一语中的。

“所以，将来练兵饷银要统归朝廷，练兵规模、次第要由朝廷决定，操法、军械、军服、军衔、军律无不要达到全国统一的目标。你们只有在这上面多动脑筋，才算功夫下到了正道上。”

众人是心悦诚服地频频点头。袁世凯受了鼓励，兴致更高：“第三项，咱们应当通过制定营制饷章，来确保新军的战斗力和延续性。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分军之制，应当考虑借鉴到新营制饷章中，如何让入伍的兵在军营中安下心来，家中无后顾之忧，伤亡能得到抚恤，聪颖上进者升学有道，干好了升迁有望，这些具体的事情，都事关战斗力的保持和延续，必须考虑周全详细。”

说了这三大条，袁世凯又就办学、辎重、后勤等具体事宜，与众人相商。一直商议到五点多，天已经黑透了。

众人散去后，段芝贵才小跑过来附耳道：“宫保，青木来了，还有一个日本人，已经等候多时。”

青木就是日本驻中国使馆的武官青木宣纯，与袁世凯是老相识。

“哦，肯定要与俄国人撕破脸了。稍等领他到签押房，我方便一下就去。”

袁世凯回到签押房，很快段芝贵将青木和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人带了过来。青木一见面就介绍道：“这是坂西利八郎，陆大十四期的军刀组。”

日本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每届毕业生的前六名，都能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这六人就称为军刀组，在军界的发展大都一帆风顺，向来为人所侧目。青木告诉袁世凯，北洋聘请的日本总教官立花小五郎已经调回国内，以后将由坂西替代。这件事情立花小五郎回国述职前已经向袁世凯透露过，并且向袁世凯表示，他将推荐比他还优秀的人前来替代。陆大军刀组毕业生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对这个替代人选袁世凯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