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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贪欲奢瓜分中国 太操切变法受挫（第4页）

礼部侍郎徐致靖、山西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折，建议朝廷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光绪深以为然，在获得慈禧支持后召见军机，让翁同龢拟《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翁同龢所拟定的诏书正式颁布，历史上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开始的象征。翁同龢拟定的诏书并非康有为所主张全面变法，更没有康有为的偏执激烈，一言以概之，是“守旧图新”。诏书中最关键的几句话说：“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很明显，翁同龢主张把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并非全然西化。

对这个《定国是诏》，康有为等人不满意，光绪也觉得未尽其愿。但总之是开了个头，开了头，就有步步深入的机会。康有为急于辅佐光绪推行变法，因此他策动徐致靖上书推荐人才，所推的人都是后来著名的维新派，除康有为外，还有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张元济是总理衙门章京，倾心变法维新；黄遵宪此时人在湖南，署理湖南按察使，他曾经出洋担任过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曾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此时全力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谭嗣同也深受康梁的影响，此时在黄遵宪的支持下兴办时务学堂，宣扬的正是维新变法。这份荐折，幕后捉笔其实是康有为，对自己的推荐当然是不吝笔墨，“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显然，康有为是想通过徐致靖的上奏实现主持变法。

为了争取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光绪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各国兴昌记》《泰西新史揽要》《校邠庐抗议》五本书呈给太后。太后不怎么爱读书便道：“皇帝，你就把这些书的内容讲给我听听。”

光绪先后两天都跑到颐和园给慈禧讲书。前四本全是康有为的著作，只有《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著就出版的，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早被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采纳。如何处理中西关系，冯桂芬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并不主张全盘西化。慈禧听后说道：“这五本书，依我看唯有《校邠庐抗议》最好。”光绪见太后对此书感兴趣，立即表示将重印该书，京官们人手一本。

母子两人，一个读，一个听，偶尔还发表一下议论，关系少有的融洽。休息的时候，慈禧慈祥地说道：“皇帝，咱大清屡受洋人欺压，如今又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你心里着急，不好受，我理解你的心思。变法自强，不光你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大清上下也都在盼着国富民强。我说过，支持你变法，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咱满洲的权势，我无不赞成。可是有一样，翁同龢必须罢黜。”说到这里，慈禧的表情复又凛然，“有你六叔在，还能牵制得住他，如今你六叔不在了，他在军机难免怙势弄权。你是他的学生，不好严厉约束。这一条你若不答应，也行，那我就再恢复训政，帮你看住翁同龢。”

恢复训政，那岂不是又夺走了皇权？光绪没有过多的犹豫：“这一条，我听亲爸爸的。”

“上谕你亲笔写好，就在明天宣示天下。”慈禧道。

“亲爸爸，明天是翁师傅的六十八岁生日，可否过了明天？”光绪好像早就有罢黜翁同龢打算，只是时间比太后的要求晚一点。

“不能迟于明天。你若觉得心里不安，不妨赏得厚一些。我也赏他点东西，嗯，那就一柄折扇好了。”夏天赏扇本是常有的例子，只是临罢翁同龢前赏扇，则有“到一边凉快去”的意思。

此事帝后算是达成了共识，慈禧又道：“康有为这个人你可以用，但不能重用。昨天荣禄与他在朝房相遇，问他历代变法都会有人反对，他打算怎么办？他竟然说杀几个一二品大员就行了。皇帝听听，这是办大事的人该说的话吗？但凡变法，总会有人反对，对反对的人尽量说服、争取，若实在不能争取，不过罢他的官就是了。动不动就要杀一二品大员，戾气是不是太重了？”

“这个人，我听说最近你要召见。天子召见小臣，必定要赏给高一些的官职。如今康有为是六品主事，你要赏，至少是五品京堂。且不急，等你看清了他的面目再赏不迟。你六叔没了，当初成立督办军务处是由你六叔领班，如今他没了，这个督办军务处也没必要再摆在那里。康有为变法，不是要精简机构吗？我看先把这个机构精简了吧。”

督办军务处是甲午战争开始、恭亲王复出后成立的机构，当时海陆军节节失利，朝廷调来各省勤王的练军，云集京师，归督办军务处调遣，练兵的事宜也归这一机构。光绪通过这一机构可直接过问、指挥军事，从而削弱了李鸿章的作用。甲午战争结束后，督办军务处并未撤销，重点转向练兵，因此袁世凯的小站新建陆军，虽然在直隶的地盘上，直隶总督王文韶却无权过问。如今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撤销督办军务处，袁世凯的小站新军则归于荣禄节制。光绪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但慈禧的理由搬得上桌面，因此他只能同意。其实，即便太后的理由搬不上台面，光绪多年养成的逆来顺受的性格，也难得极力反对。

“我不能不对朝廷用人有所监督，这也是对你好。”慈禧拿出两张纸，“这两道旨意，你就抄一抄发下去吧。”

抄一抄发下去，就是光绪御笔抄录，再给军机，以示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从前太后的意思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光绪一看，第一道：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

这就是说，京官二品以上，要具折向太后谢恩，也就表示系太后恩赏；而诣太后前谢恩，更带有监督考察的意思了。地方官不必到京谢恩，但也要具折向太后奏谢。这意思就是，二品以上大员，非有太后首肯不可。

再看第二道：

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入觐。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翁同龢罢相，总要有合适的人顶上去。荣禄和王文韶，老成持重，忠诚可靠，有这两个人辅佐，你省心不少。”

这次会谈，帝后达成一个默契，即光绪得到推进变法新政的权力，而慈禧则拥有兵权和用人监督权。

翁同龢在生日的当天接到被罢黜的上谕。不但翁同龢没想到，就是大多数朝臣也深感意外，因为没有任何征兆。出乎大家意料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康有为被皇上召见后，竟然没有升官。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认为，康有为深受光绪的赏识，他要做大官了。但召见后对他的任命，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只是从工部调到总理衙门，而其品级还是原来的六品。

变法在万众期待中推行着。所有的改革措施，都通过上谕下发，变科举、兴学校、办实业、改兵制，精简机构，保护传教，这都是实的；虚的也不少，教育大臣们不许因循守旧，警告各衙门，不许无故请假，要求官员们认真学习西方的新理论，号召疆吏们要让变法谕令做到家喻户晓……一个多月的时间，便下发四十多道上谕。每一道上谕都要求速办，各级官员们从最初的兴奋转而迷茫，因为每一项改革的要求还弄不清楚，如何能够速办？

第一项引起全国震动的变法新政是废除八股。八股取士弊病实在太多，天下士子皓首穷经，耗尽心血，所学知识却是百无一用。尤其是西方技术引进后，八股更显得迂腐不堪。在维新变法前，贵州学政严修提出了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那些不懂八股而通西学、洋务的人才，经保送、考试后，量才授官，以解决西学不足的问题。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经总理衙门议定，光绪已下旨批准。但康有为认为这个方案太保守，他上书的同时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折，建议光绪特下明诏，永远停止八股，他认为此明诏一宣，则举国数百万士人，立可扫云雾而见青天矣！光绪果然发布明诏，宣布自下科开始，乡、会试和生童岁考，一律废除八股。但事情并没有像康有为说的那样，数百万士人不是扫云雾见青天，而是觉得天塌了。因为他们从小孜孜于八股，全部心血耗于八股，而突然之间八股废掉了，他们前途何在？而新政又未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任何安排，结果是人人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直隶的士子甚至放言要行刺康有为。

到底依靠什么人推行变法？康有为三番五次上书，请在中央设制度局，下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十二专局，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地方则设新政局，负责一切新政的筹划施行。光绪觉得这项新政关系最为敏感的人事权很难获得慈禧的支持，他不敢贸然下旨，而是让总署先行讨论。因为总署是与外国人交涉的机构，总体上思想比较开化，容易获得通过。总署讨论了十几天，回奏认为，现有的部院衙门完全可以承担变法事项，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再设制度局和十二专局。光绪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要求总理衙门与军机处再议。

拖了二十多天，光绪生气了，每天都逼问结果。军机领班是礼亲王世铎，但他正在病中。接下来就数刚毅，他回奏道：“康有为这是要废弃我们军机处，我们宁可忤旨，也绝不同意开设。”

王文韶是汉军机里面资历最老的，且最善变通，也附和道：“皇上心意已决，必定按康某人意思办，我们若全部驳回，则皇上可直接明发上谕，那我们更没办法阻止了。我们只有用略作敷衍的方式办理。”

王文韶的办法就是偷梁换柱。比如，康有建议选二十余天下通才进制度局议定制度，议奏改为从翰詹科道中选二十人以备顾问；再如康有为要求开设法律专局，军机处则回复，六部明确专人负责修改律例；对设学校局的建议，奏称京师已办大学堂，各省已奉旨办中小学堂，不必再设局；康有为要地方设新政局，军机处奏议由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参与新政……这样，没有一条驳回，但没有一条按康有为的设想进行。唯有赞同设立的是农工商总局，用以推进农工商业。

康有为十分愤怒，再上书建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光绪下旨令李鸿章拿出裁撤办法。李鸿章认为全然裁撤这些衙门，原有的官员必然生计无着。他的办法是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寺并入兵部，大理寺并入刑部，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人员整体并入，将来慢慢消化。然而，光绪认为李鸿章的办法是形撤实未撤，不同意他的并入方案，下旨不但撤掉这六个衙门，而且还要裁撤督抚同城的广东、云南、湖北三省巡抚，裁撤各省中没有粮运任务的督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法道，而对这些官员如何安置则没有拿出措施。京中一时谣言纷飞，甚至盛传六部九卿也将裁掉。被撤掉的衙门人心惶惶，作鸟兽散，无人过问，甚至有些衙门的门窗也被人卸走。

然而康有为一而再亲自上书或通过支持维新的御史、翰林上书，提醒光绪各级不能速办，是因为有顽固派，与维新势不两立，“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唯一己之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朝廷必使用赏罚之大柄，严惩守旧之徒”。他认为变法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和停滞，“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如何应对反对意见，他认为最有效办法，是请光绪御门誓众，他天真地认为，只要皇帝与大臣们在乾清门共同宣誓，就能使内外臣工尽弃旧习，彻底变法。最为疯狂的是，他在以杨深秀的名义上《请御门誓众，更新庶政折》中，说当年赵武灵王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公叔成，秦孝公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甘龙，日本天皇为了改革罢免了幕府藩国，俄国彼得大帝为了实行改革而诛杀了近卫大臣。所有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使改革大见成效。这份奏折传出来，众官员都传，康有为鼓动皇上诛杀近卫大臣！

这时候康有为的好友御史文悌上了一个《严参康有为折》。文悌是正黄旗人，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是满人中知名的维新派，与康有为交往十分密切。文悌此时参劾康有为，一方面对康有为四处托人甚至为御史捉刀自荐的行为不屑；再就是康有为曾经让他鼓动御史伏阙痛哭，力请变法。文悌认为此举有结党之嫌，没有做。最主要的是两人在变法的思路上也产生分歧，尤其是对康有为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看不惯，“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

按文悌的说法，他是看不惯康有为所为才具折弹劾；但康有为则认为，他是受许应骙的唆使而出头。光绪相信康有为，下旨说文悌受人唆使，不胜御史之任，退回原衙门。御史退回原衙门，例不补缺，不派差，与革职无异。康有为鼓动御史参劾大员未受任何处分，文悌参劾康有为却被免职，为文悌不平者大有人在。也有人拍手称快，认为是康有为一伙狗咬狗。

这时，受到光绪表彰的变法模范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具折参劾康有为。陈宝箴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他主政下的湖南变法新政成效颇著，被康有为引为同道。而陈宝箴参劾康有为主要问题出在《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著这本书是为了寻找变法理论依据，论证孔子是极力提倡并践行变法者。他考据牵强，甚至不惜作伪，令正统士子所鄙视，而他倡导民权、抨击封建纲常，不但思想守旧的大臣不能接受，就是热心变法的陈宝箴也不能接受。陈宝箴认为《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奏请光绪让康有为自毁其版。

维新派之间的纷争还在继续。当时上海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民报《时务报》，康有为、梁启超的大量文章正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康、梁也对该报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自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没得到升迁，而他的弟子梁启超也没有得到升迁。为给弟子谋个好点的前程，也为变法创造舆论载体，康有为策动宋伯鲁上折奏请将《时务报》收为官办，报社移到北京，由梁启超主笔。光绪让老师孙家鼐议复，结果孙家鼐建议干脆把康有为派到上海去督办，光绪竟然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