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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弃尊严局外中立 兴学校赴日考察(第4页)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五六岁就入塾开蒙,读书颇用功。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只好到登州水师营当兵混口饭吃。在营仍不忘读书备考,二十二岁时中登州府第三名秀才。吴秀才自幼性情顽皮,长大后好发议论,酒后更容易失态,曾经在喜宴上使酒骂座,摔盘砸碗。后来到济南游学,遇到邮政监督家里办寿宴,开堂会,蹭戏不成,竟然与门上大打出手。监督一纸八行递到登州府,革去了吴佩孚秀才功名。登州混不下去,跑到天津芦台投奔堂哥吴亮孚。吴亮孚当时在直隶提督聂士成麾下当一名戈什哈,负责管理大衣箱。聂士成听说吴佩孚是秀才出身,觉得当个戈什哈没出息,送他去开平武备学堂学习。后来义和团起事,聂士成战死。吴佩孚尚未毕业,开平武备学堂被袁世凯并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吴佩孚已经二十六七岁,不愿再与十七八岁小青年同堂,于是投奔天津北段警察局当了一名杂役。当时北段警察局的文案郭绪栋是胶州人,一听蓬莱人吴佩孚的胶东话,倍感亲切,因此对他十分留意,结果发现他文笔相当不错,一问原来曾经中过秀才。郭绪栋觉得秀才当杂役实在可惜,于是向段芝贵推荐到督练军务处当了一名参谋。

“宫保,搜集情报,总要有人汇总形诸文字,吴子玉秀才出身,文笔比武夫出身的人要强得多,让他去抄抄写写,肯定得用。”段芝贵极力推荐。

“这个好说,你既然带队出关,人由你来挑选好了。”袁世凯有意考校,“你打算哪里挑人?不会只从督办军务处着眼吧?”

段芝贵于数日后起程出关,与他同一天起程的还有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不过两人方向南辕北辙,段芝贵北上,严修南下。

去年袁世凯与严修约定,以半年为期,严修处理完手头事情就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所谓手头的事情,就是搞新式学校的试点。严修在家里搞新式私塾,毕竟只是一家之私,能否在直隶推广,实在没有把握。这半年时间,他主要精力就是劝捐助学,他自己也捐出了三千两,前后举办了民办新式小学堂八处,官办小学堂三处,每周的课程历史、地理、教育学、教育制度各四节,体操三节,理科二节,最多的是日语,每周十二节。为了教好日语,他聘请了七名日本教师。为了提高新式学校的教学水平,他还成立了研究所,每周末集合小学教师及有志教育者,研究如何改进课程及教学方法,并从国内外搜集课本,实在搜集不到的,则组织学识较高的教师自行编辑,誊印出版。结果效果极好,家长纷纷送子弟入学,每校都达到三百余人,人满为患。

袁世凯听说后十分高兴,让候补道王锡瑛去劝严修践诺。严修亲自来见袁世凯,希望先赴日本考察后再出任学校司,袁世凯则要求他先出任学校司再出洋考察。

直隶学校司设在保定,于是严修从天津坐火车过北京,再南下保定,到站时已傍晚。第二天冯国璋第一个来访,中午直隶布政使杨士骧宴请。因为他急于访日,不能久留,其余在保定的四十余名司道官员集体在莲池书院设宴。学校司除督办外,还设参议、专门教育处、教育处总办各一人,附属机构有排印局、编译处、大学堂、农务学堂、师范学堂、东文学堂、校士馆、查学官等。严修与各位同仁也是集体会面,在保定前后只待了四天,就乘火车北上,过京城回天津。回家稍做收拾,就准备起程南下。

袁世凯担心道:“范孙,如今日俄交战,此时去日本,我担心你的安全。”

严修则回道:“宫保放心好了,我们咨询过轮船招商局,此次航线从上海直航日本,不到朝鲜靠岸,安全问题不必过虑。而且宫保以学校司相托,要办新式学校,非取法日本不可。”

严修与张伯苓等十一人从天津乘轮船南下上海,四天后到达,住在长发客栈。客栈大堂备有《申报》,有日俄战争的专栏,其中有一则消息说,日军已经在辽东半岛登陆两个军,六万余人。其中第二军已经抵达金州,驻守金州、大连的俄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撤回到了旅顺。严修对张伯苓道:“伯苓,这情形与甲午中日之战何其相似!”

“俄国莫非要步大清后尘?”

张伯苓也难下结论:“很难说。从军事实力来讲,日本不及俄国。”

他们在上海等了四天,然后乘永生号轮船赴日,海上航行两天,到达长崎。从长崎到东京用去了三天。到东京的当天先去拜访驻日公使,次日就开始参观。先后到了十余家小学堂参观听课,到高等师范学校听演讲,参观早稻田大学,到文部省听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访问专家请教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还赴女子职业学校参观裁缝、编织、刺绣、造花、图画等手工科。又专程听文部省官员介绍设手工课的必要性,还专门参加了工业学校、早稻田大学的毕业典礼。在日本五十余天,天天行程紧张。

日本小学生在听讲时肃然端坐,给严修留下深刻印象,更让他深感意外的是,这些小学生对日露之战(日本人翻译俄罗斯为露斯)竟然也十分关注,而且放学后、节假日都有小学生端着募捐箱为战争募捐。年轻人则在新兵招募处排成长队,等待体检。日本征召退伍兵复役,一时云集东京,营房当然不够,大部分分散居住在民家,每日三餐,总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士兵,彼此和睦,恍若家人。出征之日,家家户户,集团欢送,手持大旗,旗上写的都是“光荣战死”“为国捐躯”等字样,很少哭哭啼啼、不想让儿子、丈夫出征的事情。

8月初,传来俄军撤入旅顺、外围工事全被日军占据的消息。所有的报纸都几乎在头条刊登,日本人纷纷涌上街头庆祝,手挥国旗,振臂高呼,那份骄傲和狂热真是令人惊叹。严修当天前往文部省听松本讲实业学校甲乙两种概略,听完介绍后,他谈到街头所见大发感慨。松本高兴道:“自明治以来,我国开化三十余年,我以为最大的成就是教育。教育不但开发了民智,使百姓乐于创造、善于革新,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日本民众的信心和国家意识。一个国家的民众有信心,才能敢于挑战一切;有国家意识,才能万众一心。”

严修感慨道:“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国。”

严修一行于8月10日乘轮回国,辗转回到天津已是十余天后。他在家闭门谢客七八天,完成了考察报告,提出了直隶变通校士馆、选士子游学、检定教科书之概要、订立学校学年制及定制各学堂服色等具体建议,这才来见袁世凯。

袁世凯看着那厚厚一摞考察报告后道:“范孙,你的大作容我抽空细看。你先说说,此行最大收获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国。或者说,欲救国,非大力振兴教育不可。”于是严修讲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与教育救国相比,教育是本,其他皆是末。比如实业救国,要办实业,是不是先要办实业学堂,让人掌握振兴实业的本领?要强兵救国,是不是要先办武备学堂,养育将弁?维新救国,更需要靠教育开化民智。”

袁世凯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有大道理。直隶这几年各项新政都有起色,回头一看,无论哪一样,警政也罢,工艺也罢,商业也罢,都得益于各类学堂的培养。”

严修见袁世凯俯纳他的建议,便进一步道:“所以,我给直隶教育制定的宗旨是十个字: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好好,尤其后六个字,最与当前形势切合。人人都能急公近义、尚武强军、尚实求实,大清才有希望。”

讲完这些,严修话锋一转道:“宫保,我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形,但据我在日本的观察,日俄之战,日本胜算更大。”

袁世凯笑了笑反问:“范孙该不是从日本的教育得出的结论吧。”

“还真是从日本的教育做出的判断。宫保没见到日本小学生端着募捐箱、年轻人排队体检、民众上街欢呼的情形,宫保如果身临其境,也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你的判断没错,我刚接到电报,日俄辽阳会战,日军十三万人,对阵俄军十六万人,俄军竟然溃败,已经放弃了辽阳,退往盛京以南沙河一带。”

严修分析道:“《左传》说,‘夫战,勇气也。’我没去过俄国,但我肯定俄国人的士气不如日本,这是大家都看好俄国,获胜的却可能是日本人的原因。”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看好日本,除了士气,还有国家制度等方面。我从朝鲜起就研究日本,它与俄国的政体不同,俄国是君主专治,日本是君主立宪。都设君主,但日本要听取民众的意见,所以民众更关心国家,有大征伐,是真正的举国一致。”袁世凯又压低声音说,“我从报纸上看到康梁有个比喻,认为日本虽小,但如生机勃勃的孩子,俄国虽大,却是步入衰弱的老朽,他们据此认为,日本必胜。别的制度我不懂,但军制我还是留意了,日本的军机饷章的确要比俄国更好。所以,这次练兵处制定军制饷章,我就建议多多参考日本。”

这时,戈什哈在外面报:“大帅,张先生来见。”

“张先生好几位,哪位张先生?”

“是仲仁先生。”戈什哈回道。

仲仁先生就是去年经济特科后袁世凯挖来的张一麐,他曾经对下面人吩咐,张先生来见,不拘何时,都要随时向他报告。

“范孙放心,军事的事情我要做一半的主,因为我还算略知一二;新式教育的事情全由你说了算,你的建议我会一概照准。”

袁世凯有如此表示,大出严修意外,他情不自禁拱手过额,深揖一礼。

严修前脚出门,张一麐后脚进来,怀里抱着一摞书稿,正是练兵处制定的《陆军营制饷章》,十几天前,他受袁世凯所托进行润色。他这些书稿放到袁世凯的案子上道:“宫保,我奉命改完了。”

袁世凯看到书稿中夹满了签条,知道张一麐确实用心改过,便道:“仲仁先生看一遍,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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