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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风光大寿遭弹劾 太后有恙谋对策（第5页）

屈永秋回奏道：“西医没有脉案，只有药方。而且药方都是洋文。臣开了药方，请皇上派人到西医医院或者西药房去取。”

慈禧问：“那他们看得懂？你直接把药配好多省心。”

开方配药都一个人经手，这里面关系太大，万一有什么不妥，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责任。屈永秋却说出的是另一番理由：“西医是如此规矩，开方的只管开方，自己并不带药，非到药房配齐不可。”

慈禧闻言便道：“既然西医是这样的讲究，那就按西医这一套办吧。”

屈永秋又道：“臣还要取皇上的尿一小杯，送西医用仪器检测。”

“已经备好，你出宫时带上就是。尿能检什么？”

“西医的仪器，可以通过检测尿液的成分，辅助判断人的肾是否健康。”

屈永秋一出宫，就去锡拉胡同见袁世凯。袁世凯尚未回府，等了近一个时辰，袁世凯才回来，第一句话就问：“桂庭，皇上的病到底怎么样？”

屈永秋回道：“皇上浑身都是病，却并无大碍。”

“此话怎讲？”袁世凯颇为不解，“已经两次向全国征医，皇上有一次都当庭哭泣，你怎么说并无大碍？”

“皇上的本原病大约就是肾功有亏，相当于中医说的肾虚。听说皇上有遗泄的毛病，正是这个原因。但皇上最大的病根不是器官毛病，而是精神问题。皇上常年不如意，心情抑郁，对什么也没兴趣。西医称为抑郁症，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袁世凯对精神疾病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望文生义道：“精神病那就该主要是精神问题，可皇上却是一身的毛病，最近又添了脊背疼痛的毛病，这不大像精神的问题。”

“抑郁症既有精神不振、易怒等精神方面的症状，也有失眠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便秘、**、遗泄等症状，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症状，就是身体任何部位都可能疼痛。有人是偏头疼，有人是胸口疼，有人是肩背痛。因为精神不振，还会影响到各脏器，然后出现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出虚汗等。皇上现在浑身都是病的症状，其实最主要的只有一个病，就是抑郁症。”

“抑郁症并不致命，如果按西医的办法治疗，皇上有七八成治愈的把握。皇上如今不到四十，再活几十年都无问题。”

“哦，”袁世凯点头说，“那依西医的办法该怎么用药？”

“用药是次要的，关键是静养。现在西方时兴的办法是把病人送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因为换了环境，病人容易产生兴趣，有了兴趣，食欲就增，多让他做喜欢的事情，很多人会不药而愈。”

“这一条是万难办到，太后不可能让皇上离开她的眼皮底下。皇上幽居瀛台，早就厌烦了那是肯定的，但决然无人敢向太后提出给皇上换地方；皇上天天不如意事常八九也是无法改变的，看守瀛台的太监面目可憎不必说，就是陪太后看戏，在皇上也是一件苦差。”还有一条袁世凯没有出口，他这个军机大臣，皇上还要硬着头皮几乎天天见面，当然给皇上添堵。

“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是开药也无用。我开的开胃健脾药都是辅助，还开了樟脑药酒一瓶用于外敷，不过是为了舒筋活血，更是治标不治本。不对症治疗，只能日坏一日。如今给皇上治病已经有六位名医轮流施治，这样反而更不宜见效。对病人而言，久治不愈，更加烦恼，心情更加抑郁易怒，华佗也束手。”

光绪的病竟然有治愈的可能，对袁世凯而言绝非喜讯。如果万一太后先崩，光绪重掌大权，他又该如何自处？这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他还隐隐觉得有一线生机，那就是两个月前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那是他调任军机后，极力推动君主立宪的一大成果。当然他更明白，一纸空文到时候未必能救得了他的命。不过，毕竟是根救命稻草，他还不死心，着人把杨度叫来作一次长谈。

杨度是宪政专家，袁世凯去年调军机大臣的时候，他也正巧从日本返回老家湖南，原因是嗣父去世，他回国奔丧。他回国后还是热衷于搞宪政，成立湖宪政分会，并亲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袁世凯当时也极力推动清廷推行宪政，就和张之洞一起推荐杨度到宪政编查馆任提调，职务是四品候补京堂。《钦定宪法大纲》以及附属的《议院法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便全部出自杨度之手。袁世凯对杨度之才十分赏识，极力扩大他的影响，向慈禧建议，朝廷应该延揽精通宪政的人士，向皇亲国戚、朝廷大臣讲解西方宪法。慈禧深以为然，命年仅三十三岁的杨度担任讲师，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讲立宪精义。

袁世凯赏识杨度，杨度也很看重袁世凯，以为他是值得自己辅佐的“卧龙”。杨度进宪政编查馆后，与袁世凯直接交往日多，对袁世凯更加佩服，认为袁世凯不但政治见解开明，政治操控能力也是极其强悍，尤其是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军机中无出其右者，私下认为，袁是可以担当宪政救国责任的“卧龙”。

“当然。”然后杨度滔滔不绝，谈日本宪法对君权的限制。

袁世凯又问：“那么我们的钦定宪法，对君权的限制又如何？”

“形同虚设。一则我当初起草时借鉴了日本宪法中对君权的限制条款，但最后颁布时都删除殆尽。二则朝廷中不愿行宪政的人实在太多，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是把立宪当成对付革命党的手段，所以是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三则宪法虽然颁布，但预备立宪尚有九年，缓不济急。”

其实，这些道理袁世凯心里早都明白，但听杨度说出来还是让他十分灰心：“那照皙子的说法，我极力推动的宪政，竟然是百无一用？”

杨度大摇其头：“不然，不然。宪政仍然是救中国的一剂良药。”

袁世凯有些迷惑地望着杨度，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矛盾的话来。

“目前救国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孙逸仙主张的暴力革命，我们曾争论三天两夜，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我不赞同？暴力革命对国家破坏太大，五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数次暴力革命，先是洪杨的太平天国，后是捻子，同时还有西北、新疆的叛乱，随后又有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瓜分，与这几次暴力革命关系极大。如今俄日觊觎东北，德国占据山东，法国虎视南粤，英国隐据长江、窥视西藏，宫保请想，中国若再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自顾不暇，列国趁机动手，中国会不会被肢解？”

“皙子所虑极是。”袁世凯点头称是。

杨度接着说：“我开始也是倾向暴力革命的，但后来改了主意，是因受到梁任公的影响。当初梁任公在日本……”

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清苦，靠边写作边教书糊口，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常去听课，生性好辩的他对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十分佩服，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后来，杨度应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了一首《湖南少年歌》，这首长诗洋洋两千言，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开篇唱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接下来叙述湖南的地理历史以及湘军的征战史、湖南人敢于抗争的精神，号召国人尤其是湖南人奋起卫国，“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梁启超对这首诗十分推崇，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并称赞说：“昔卢斯福（即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南北战争时北军统帅，曾任美国总统）；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请视杨晳子。”《湖南少年歌》让杨度一举成名，其中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被广为传诵，梁、杨两人也因此惺惺相惜，成为知己，杨度深受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也就再自然不过。

杨度善辩，几近演说癖，滔滔不绝，就是袁世凯也无置喙的机会。

“但目前中国的君主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因为各有各的算盘。朝廷是想借宪政的名义，行集权中央之实；宗室则是要通过宪政达到揽权的目的，只要看看官制改革后满人、宗室据要津，再看看去年以来，宗室少年如载沣、载涛、载泽、载洵分掌兵权、财权，就知道如今的形势，是满人排汉，宗室排满，这样下去，必是满人自绝于汉，宗室自掘坟墓罢了。各省宪政叫得山响，但其目的多是借宪政、民权之名，达到地方大权独揽甚至割据自雄。而东南的绅商，如张季直等辈奔走呼号，不过是想借宪政谋一官半职。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满人与宗室各种矛盾纠结，所以我说当前宪政不足以救中国。”

袁世凯问：“那么皙子认为，什么样的宪政能够救中国？”

“只有让宫保来主持宪政方能救中国。”

这近乎玩笑了，袁世凯连连摆手道：“皙子不要开玩笑，我是真心求教。”

“我并非开玩笑，也是真心给中国开药方。宫保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解决得了革命党的威胁，也只有宫保主政才可能震慑得住地方各自为政的倾向；宫保是推动宪政最积极的中枢大员，同时又是富有地方宪政经验的军机大臣；还有，宫保是目前最得国际认可的中国官员，被誉为李文忠公第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宫保的行政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无人可比。张中堂虽然封疆二十余年，但仍然有书生气，鹿中堂老矣，世中堂才力不济，醇亲王少年新进，懦弱而又固执，庆王爷贪婪平庸，不足为大国领袖。环顾朝廷，唯有宫保可掌舵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