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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争主权收回天津 创巡警东仿西效（第2页）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顺直善后赈捐是李鸿章在世时奏请设立，已经筹到两百万两，户部原打算抽三五成，但回銮后发现需款实在太巨，因此又有加抽提成的说法。袁世凯如果不赶紧动手，想用一半也难。他不等上谕批准，就趁武卫军将领前来拜年之际，交代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募练新军章程，并要求年后就要拿出来上奏朝廷。

朝廷在腊月二十九批准他动用善后赈捐募练新军，因为奕劻通过杨士琦刚收到一笔丰厚的年敬，因此特别卖力，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密电袁世凯。袁世凯十分高兴，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如今开了个好头，便如成功了一半，因此光绪二十九年的新年，过得特别痛快。

过了年初八，他就请王、段、冯三人齐聚保定，连续商议数天，由王士珍起草，阮忠枢润色，于正月十三上奏《拟定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袁世凯认为，近年来武备松弛，主要原因就是在选募时没严格章程，往往滥竽充数，不是市井游惰，就是革勇逃卒。操防稍严，就远飏潜遁，结果带兵的也虚应故事，一旦有警，仓促出师，兵刃未交，望风而逃。失伍之后，恃众结伙，到处扰民。所以这些年来，国家岁糜巨饷，却不获一兵一卒之用，反而使百姓深受其害。他参照西方的征兵制，制定《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并附《募兵格式》八条，比小站募兵标准更严，士兵、家属、军营的联系更加紧密。

章程规定，新军的兵源，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各州县查明所辖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保举，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属，倘或滥保溃勇游民，查出就要重究。为了解除新兵的后顾之忧，章程又规定，其家属人等，原籍地方官自应妥为爱护，毋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官府则帮助打官司。兵丁入伍三个月后，查明堪胜操练，即准免差徭三十亩。如果兵丁潜逃，原籍地方官、庄长、地保及家属等都要配合查拿，一个月抓不到人，地方官、家属就受到追究。

募兵的标准与小站练兵差不多，年龄要求二十至二十五岁，能平举一百斤以上，身高四尺八寸（一米七）以上，一小时能行路二十里，同时规定，吸鸦片的、素不安分有案底的、五官不全有疾者都不收，应征时还要登记三代家口、住址及箕斗数目。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饷章，则参照德国的军制，把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正在服役的为常备军，发给全饷。训练三年各回原籍，作为续备军，月给饷一两，每年十月份操练一个月，操练时发全饷。历三年后，退为后备军，月饷为续备兵一半，每隔年操练一次。后备军三年后便为平民。这样六七年后，常备、续备、后备军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相当于养二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常备军的军制也是参考德国，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军分为两镇，每镇分为步兵两协，每协分为两标，每标分为三营，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计兵目十四名。两镇又附炮队一标，计各三营，马队一标计各四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共成四十二营。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与德国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也是基本一致。

袁世凯扩军，当然要趁机为自己的部下谋到升迁的机会。武职实缺，历来都在经制之师绿营之中。而且缺分都有定额，非有人出缺不能得以实授。比如姜桂题的甘肃提督，就是前甘肃提督董福祥攻打使馆、纵部抢劫被革职后才落到他的头上。至于心腹爱将王士珍、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文职道、府官员且系候补，更非实缺。朝廷已经下旨，要对绿营进行裁汰，但兵可裁，武缺可不能同时被裁掉，袁世凯附上《改设武职员缺片》，建议将来绿营裁汰后实缺陆续调剂到北洋常备军中。他的常备军计划设总统一员，秩仿提督。两镇翼长，秩仿总兵。各协统领，秩仿副将。标统则秩仿参将。依次类推，都有相应的武缺对应。同时还建议，文职人员曾习武备的，则准按升衔品级借补武职。这就为徐世昌这样的文员，以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候补文职的将领留出了将来出任较高武职的余地。而武职如另有功绩，保奖升阶，即可不拘年限。这一条，又为袁世凯保举部下越级快速升迁留下了余地。

两折一片拜发后，王士珍则认为，既然袁宫保有大练常备军的计划，则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专责练兵。袁世凯深以为然，让他们参照外国人的办法提出个方案来。不过三天，关于直隶设立军政司的方案便制定了出来。

军政司负责施行军政，全面负责兵制更定、策划战守、训练教育各事宜。设督办一名，由袁世凯兼任，阖省在营文武员弁都归他统辖。另外设参议官一二员赞佐，暂时只设一员，由王士珍充任。军政司下设三个处，每处设若干股各司其职。一是兵备处，秉承军政司办理施行军政，更定兵制事务。下设考功、执法、筹备、粮饷、医务等股。二是参谋处，负责办理策划、战守事务，下设谋略、调派、测绘等股。三是教练处，办理训练、教育事务，下设学务、校兵两股。三个处都设总办一名，帮办一员，下属各股，则各设提调一员，委员两名三名不等。兵备处为三处之首，职任较重，其他两处行使职权，都要会商兵备处办理。这个关键职位，袁世凯委任在朝鲜时就追随他的心腹刘永庆充任总办，“查有军机处记名留直补用道刘永庆才识卓越、条理精详，堪以委充总办”。参谋处次之，“查有留直补用知府段祺瑞志虑沉密，晓畅戎机，堪以委令总办”。教练处又次之，“查有分省补用知府冯国璋才具明通，谙练武备，堪以委令总办”。

很快这些折片都获批准。袁世凯立即派王英楷、王士珍到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等地招募新兵六千人，打算编齐步队十二营，炮队三营，马队四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二十一营之数，先尽快练出一镇北洋常备军。

袁世凯既要扩军，又要大办新政，正准备拉开架势大干一场，直隶南境景廷宾却率众造反，他不得不亲自调兵遣将，前往弹压。

景廷宾，号尚卿，直隶广宗县（今属河北邢台）东召村人，是梅花拳第十一代传人，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像他这样的人，在乡村往往颇具号召力，大家有不平事，也愿找他商议。他之所以造反，追根溯源，则是《辛丑条约》带来的负担。这笔赔款分摊到各省，直隶分摊八十万两，当然又要分摊到各县。除这笔赔款外，直隶因为义和团闹得厉害，烧教堂，杀教民，相关州县又要赔一笔银子，称为“小赔款”。本来百姓承担各项正粮正差杂税已经难负其重，又平白增加两笔赔款，负担之重，前所未有。景廷宾的家乡广宗县，法国传教士和知县议定的小赔款是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二万两，按照地亩强摊到各村。更加不能服众的是，没有烧教堂杀教民的村子也负担“洋捐”，百姓就觉得太不合理，找到景廷宾为大家主持公道。他在村里组织了联庄会，联合附近村庄拒交地丁摊派。结果数十里纷纷效法，景廷宾率联庄会数千人到县城外操演枪炮，向知县示威。这件事发生在腊月里，当时两宫刚刚回銮，袁世凯只求尽快了事，所以派正定镇总兵和顺德知府赶到广宗县，将借机摊派中饱的知县撤职，又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百姓见不再纳洋捐，大都散去，大家总算过了个安生年。

但过了年后，散去的人复又聚集，并在景廷宾的率领下，挖壕筑寨，操炮训练，这次拒交的是大赔款。袁世凯闻讯十分生气，再派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署大名镇总兵郑国俊前往弹压，这些绿营兵全是花架子，结果被景廷宾率部打死四人，打伤四五十人。董履高不敢轻敌，急求救兵。景廷宾好汉不吃眼前亏，率众乘夜撤走，转移到了西邻巨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结果巨鹿、广宗、威县那些不甘于被盘剥的人闻风而来。

聚集到巨鹿县的景廷宾部，招募工匠打制兵器，日日操练。恰巧王士珍招募的新兵路过巨鹿，结果被景廷宾率部围困，被杀五十余人，财物也被抢光。首战旗开得胜，景廷宾知道朝廷不会轻饶，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向附近州县传送柬帖、符咒，告诉众人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又起事了。他又自命大元帅，竖起景字帅旗，身穿黄马褂，对手下有功的人员，发给五品、六品奖札，并按金、木、水、火、土编列营伍，率众誓师，攻打了数处教堂，杀死了一名教士。

“扫清灭洋”的旗号把传教士、教民吓坏了，所以英、美、法等国传教士都让本国公使向清廷施压。慈禧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心有余悸，如今一听是“扫清灭洋”，更紧张得不得了，一想到西狩时的狼狈便不寒而栗，所以严令袁世凯：“饬讯即添派营队，从速剿灭，务绝根株。若再任蔓延，唯袁世凯是问。懔之！”

袁世凯不敢轻敌，派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马队管带吴凤岭率军两千从保定南下；调驻防山东的先锋队第二营抽调七百人马由马龙标统带，从德州向西进军。全军由段祺瑞总指挥，同时加派营务处道员倪嗣冲会同布置。同时大名、正定练军一千余人也赶往助阵。这是武的一路。文的一路则派署清河道袁大化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前往巨鹿，调查民情，预筹善后办法。景廷宾见官军势大，率部回到广宗县老家件只村。官军各营齐集广宗，段祺瑞召集众统领商议战略，认为景廷宾死党都聚集到广宗，正可一鼓全歼。考虑到以件只村为中心，数十村庄都与景廷宾互通声气，如果节节攻取，则会旷日持久，不如捣穴擒王。于是令大名、正定练军负责保护教堂、并在外围截断景廷宾的外援和退路，段祺瑞率两千人，以炮队居中，分三路进攻，又将马队布置在两翼，以便掩护和包抄，连夜赶到件只村外。件只村筑有四米高的寨墙，挖有深壕，景廷宾颇懂兵略，凭坚据守，并不出战，计划到夜里突袭。段祺瑞怕陷入重围，下令炮队开炮猛轰，景廷宾部和无辜百姓伤亡惨重。一连轰了半个多小时，段祺瑞下令各军进攻。那时候寨里伤亡已超过一千余众，哪里还有战斗力？对捉到的俘虏，稍不顺眼的，就当逆首头目就地正法。这一仗，段祺瑞部仅阵亡两人、伤十几人。

景廷宾侥幸逃脱，但已元气大伤，一个月后被捕到处死。同时袁世凯又派袁大化等人带去两万两银子抚恤地方，广贴告示，谕令缴械散团。结果造反的百姓纷纷缴械，具结悔过。四月底，袁世凯上奏朝廷，广宗、巨鹿等处已经一律平定。慈禧接到捷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她对袁世凯的剿抚兼施十分满意，五月初四朝廷下旨：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上折谢恩，然后上《剿办逆匪景廷宾等出力各员请奖折》，朝廷照准，六十余人因此升官或者升衔。对段祺瑞等人是附片单保，二品衔留直补用道段祺瑞赏戴花翎，并赏加勇号，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倪嗣冲赏加二品衔，留直隶补用，副将吴凤岭以总兵补用，三人均交军机处记名简放；游击马龙标以参将留直隶补用，同知段芝贵以知府留于直隶实用。

此时，经唐绍仪周旋，收回天津的事情也有了眉目。

唐绍仪曾经在美国留学，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善于与西方人打交道，尤其是与美国人的关系更亲密。各国对何时撤出天津意见并不统一，美国主张尽早归还中国，甚至提前退出都统衙门；日本人为了拉拢袁世凯，尤其主张尽快归还天津。当时日本在天津都统衙门任都统的青木宣纯，是日本对中国谍报机关的鼻祖，他广泛结交中国官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两人就结为至交，他定时到小站帮助督练，袁世凯多有借重。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袁世凯亲自给他写信，说明自己急于收回天津的意思。青木宣纯认为与其与列国共享天津，不如与袁世凯处好关系，将来日本便可独享大利，所以极力主张尽快交还。

天津都统衙门的辖区，包括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二十五公里处，均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个行政区，各行政区区长由占领该区的外国军队指派人员担任。由于各国有独立的辖区，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常常不服从“都统衙门”的管理，并总是向“都统衙门”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因此，“都统衙门”与各国司令官、领事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更是钩心斗角，互不相让。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洋人占据天津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天津东局子火药库被炸毁，“都统衙门”夜里被烧，一支日本军队在南郊高家村一带遭到义和团的伏击，并有传闻义和团将重新聚集万人准备攻打天津城，“都统衙门”不得不考虑移交政权。

唐绍仪写信给袁世凯，联军司令会议提出了有关交还天津行政权力的通牒，共计二十九条。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包括：拆除天津到入海口的炮台，禁止再建；禁筑天津城墙；天津城区周围二十公里内中国军队禁止驻扎；外国军队在天津驻地周围三十公里内，不用照会中国政府可以操练、射击和野外演习；外国军队必要时可以在北京的西山和北戴河自由设置夏期避暑营地；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天津都统衙门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发布的各项法令、签订的所有合同，并要严格认真执行。

袁世凯对军事方面特别敏感，他认为这些条款如果都答应，无疑会给列国军事干涉大清内政埋下隐患，如果允许各军到西山设夏期避暑营地，便是变相地准许列国在京西驻军，朝廷如何会答应？至于他这个直隶总督，更关注的是天津城周围二十公里内不能驻扎军队，不要说天津的治安无法维护，就是他这个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安全也无从保证。真是岂有此理！

袁世凯决定请日本人出面，约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到保定详谈交还天津的问题。内田康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一直追随日本著名外交家陆奥宗光，后来又到北京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半年前出任驻华公使。他是个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除了公使的身份，他还负有绝密使命：对中俄关系进行秘密侦查。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获取巨大利益极为不满，已经酝酿与俄国在辽东半岛决战。日俄若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国的态度十分重要，因此他奉命在中国建立情报网，随时掌握中俄关系，并尽可能地使中国人能够弃俄亲日。内田注意到袁世凯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与他搞好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因此，他与天津都统衙门的青木宣纯互通声气，尽量帮助袁世凯，以获取他的信任和依赖。

内田看了天津都统衙门的通牒后道：“我本人及本国政府也认为，这个通牒是非常繁杂而苛刻。”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真是岂有此理！天津一带是拳匪闹得最凶的地方，也是匪徒最多的地方，虽然暂时安定，但伏莽遍地，一颗火星就引来一场大火。如果不准大清军队在此驻扎，治安如何保证？如果大清不能在天津驻兵而列国军队反而可以驻扎，那么《辛丑条约》第十款规定的弹压民众排外的责任，本督概不能负。”

“阁下的担心我能理解。据我所知，天津不允许中国驻军一项恐怕很难通融，大约不许驻军的范围还可以商议。至于天津的治安，应当由警察来维护，而不是军队，这是欧美各国的通行办法。警察与军队为国家两大实力，不可一日缺之。警察所重在治安，军队所重为国家安全。目前中国以军队兼理地方治安，非常不可取。因为军队随时调防，对地方情形不能扎实了解，且军队兼理治安，也不利于军队的专业训练。我国自明治维新后就效法欧美，建立警察专责治安，敝国治安井然，警察功不可没。我国军队进北京后，三浦喜传君协助庆王爷和前总督李鸿章大人在京城建立了巡警局，深得庆王的欣赏。”三浦喜传是日本警视厅警官，娴熟汉语，在随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鼓动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谋划治安警察事宜，招聘了一批旗人充当京城巡警，日本占领区治安首屈一指。占据天津的各国联军并不负责城市治安，也专门成立了巡警局，雇请训练了一千余华人巡警负责，见袁世凯没有搭话，内田继续道，“我建议阁下先在省城试行巡警制度，尽快训练一支巡警队伍，到时候一接过天津，就可把巡警带过去接管治安。”

袁世凯哦了一声，脑子飞快地转着。京城和天津洋人都设有巡警局他早就听说过，去年上谕中也提过，要把巡警作为一项新政，他并未放在心上。如今经内田一提醒，他从中发现了扩充实力的一个绝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新军抽调一部分训练为巡警，前往维护天津的治安，然后就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扩充北洋常备军！他当然不能在内田面前承认自己对巡警一无所知，便遮掩道：“唐少川已经有此建议，我也正在物色人选。”

内田乘机建议道：“本国很愿在巡警训练上给予大力支持。如果阁下需要，我可把三浦喜传介绍过来，帮助阁下推行巡警制度。”

“对贵使和贵国的善意，本督深表谢意。届时若有需要，我会向贵公使提出请求。”袁世凯话题一转说，“我深知贵国和美国对大清颇怀善意，在归还天津一事上还要拜托贵公使给予帮助。我想请贵公使转告各国公使，都统衙门提出的这个通牒，是《辛丑条约》之外的横生枝节，已经超过了前约的规定，这样苛刻的条件，大清朝廷不指望收回天津，本督宁愿继续住在保定，慢慢等待时机成熟。也希望各国公使能够发挥作用，遵守《辛丑条约》，对都统衙门的武官们有所限制，不要一再拖延交还天津。”

袁世凯让内田向各国公使转达他的要求：天津城内需三千名巡警维持治安，他本人还需带一千军队，才能确保安全。

内田回道：“我一定把阁下的意思转致各国公使，并极愿为阁下奔走。”

袁世凯同时给外务部发电报，希望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交涉，“天津系中国地方，各国均有驻兵，反不许地方自行其权，殊非公道。且津郡内外盗贼充斥，多有利器，现各国驻兵甚多，仍不免抢劫迭出，我如无兵，断难治理”。